陈新民:社员们管我叫老陈,我才16岁

Original 陈新民 新三届2


作者简介

陈新民:社员们管我叫老陈,我才16岁

本文作者


陈新民,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曾执教甘肃酒泉教育学院。后任高台县委副书记、漳县县委书记兼县人大主任,定西行署副专员,甘肃人口委副主任,中国国土部资源报党委副书记,国土资源部老干局副局长。现为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


原题

乡村旧事

人有时得伺候驴


作者:陈新民

我插队的生产队,凡能扛得起重活、能挣工分养活自己的后生,就算进了男子汉行列,称呼可以加挂个“老”字。有年头的老章牛儿和老江学卿其实都不到20岁。社员们开始称我老陈时,我才16岁。我们三个“被汉子”的年龄,搁现在还“很男孩”呢。



老章牛儿父亲死于60年的大饥荒,他和娘也差点儿没扛过来。生活中经历了太多亏欠,形成牛儿一根筋满脖子拧的乖张性格。生产队每次评工分、分粮分菜,他都把眼睛睁得滴溜圆,谁要想叫他吃亏,那怕一丁点儿,等于把天捅了窟窿!一次又一次,他把小事弄成大动静,把自己搞得越来越强势。


牛儿对啥人都不相信、对谁也不在乎,只爱惜自己和自家财物。有次在马棚里起粪,我不留神用铁锹刮擦了一下他的木轱辘独轮车。他张口就骂,抡起铁锨就拍。我俩的第一次“战争”从马棚打到粪场,打得尘土飞扬两败俱伤。


牛儿的口头禅是:“老子是贫贫地贫农,毛主席都高看我们,谁敢把我球咬掉?”


事实上,越是自身没有值得夸耀之处的人,越喜欢张扬身后的群体。廉价的“高帽子”带给无知者的,往往是更虚妄的自大,是更彻底的自私。这种深度精神污染,对自己、对它人都会造成无穷伤害。



老江学卿长的有点像佛龛里的阿难。谁若夸赞他貌相,有人就会说,你还没见过他两个姐呢!学卿两个姐姐都是远近闻名的美女。1949年秋,正在酒泉城里上中学的江大姐跟着王震的队伍上了新疆,在乌鲁木齐嫁了个江西籍的老军人,随即申明与娘家断绝关系。江老汉怕绝情悲剧重演,亲自给二女儿找了个地主后人。江二姐死活不同意,说我当地主女儿已经活得没人样,再去当地主儿媳,这辈子还有没有出头之日?婚期临近,老汉一直把女儿锁在屋里。出嫁前夜,江二姐从后墙上掘洞逃走,一走再无音信。


那年,学卿还在怀抱之中,他娘因转移自家财产获罪“破坏土改”,被发送到新疆劳改,刑满释放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每月能挣三四十元工资。这使社员们无比羡慕,说地主婆姨改造得比咱贫下中农都好。说到底,还是钱好。那时队里穷,一包带锡纸的草原烟,就能换来队长十天半月的好脸。有娘接济,学卿的手头一向活泛,加之有眼色会来事。所以队长挺待见他,他爹也不像别的队地主遭那多罪。


学卿表面上看起低眉下眼,私下里主意多,人缘也好,实际上是队里毛头小子们的“一哥”。或许像他这样夹起尾巴活人,能更深地体察世态真相,能更多地感悟处事智慧。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原地富子弟中涌现出的各类能人特别多,恐怕原因正在这里。



文革开始后,学校基本不上课,所有时兴的事都和我无缘。写大字报,我没“文墨”;参加大辩论,我没口才;带红袖章,我是“黑七类”纯粹没资格……因此,我非常厌学,初中没上完就插队落户。


刚到四队,我才14岁,全不知世事深浅。


有次,听到几个社员私下嘀咕,说队长把一个风流婆姨在防空洞堵了半晌,自那后婆姨经常干着清闲活,拿着高工分。防空洞和高工分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听得我一头雾水,忍不住好奇追问了两句。没想到说事的家伙反而跑去向队长揭发,说我传播领导闲话。队长不动声色等了几个月。


战备紧张后,社员会加了一项内容,学俄语。“斯刀衣”(站住)“阿努日也涅捂比尧木!”(缴枪不杀)等几个单词短语,把大家舌头都搅麻了。


我说,光会“不许动”“举起手来”几句怕不成,“我投降”“我缴枪”总得能听懂吧,要不,咋抓回俘虏?


队长说,仗还没打有人就想投降苏修,指挥亲信在会上把我打翻了。


我灰头土脸嘴角挂彩,引用毛主席语录抗议:“要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


队长冷笑:“你是鸭子跌进汤锅里,肉烂嘴不烂啊!”


在私刑泛滥时期,“汤锅”无处不在。一次运动接着一次运动,一拨人接着一拨人被扔进“汤锅”。反复折腾下,许多烧“锅”者、被熬煎者,都失了人形。且不说对付“阶级敌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即使在所谓人民内部,以暴易暴经常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经。当时,农村通行的是“丛林法则”,趟过暴力浑水的插队知青不是少数,打人或挨揍,匪气成了文明荒漠的精神特产。


一个绰号“大力水手”的兰州知青,因为一秒钟可以打出七个直拳,成了我们的偶像。听过我的遭遇,大家嘲笑:“眼镜儿,这年头出来混,不学两招哪能行?”



春播前,公社革委会要各生产队在科学种田上拿出新招数。驻队工作组的大学生说,用火电厂的烟灰改造盐碱地,就是科学种田新招。第二天,队长让我去嘉峪关电厂联系。烟灰是垃圾,厂里巴不得有人帮助清走,事情一说就成。


作为奖励,队长特许我驾驭乌嘴头出车。那是一头嘴巴乌黑毛色雪青的大叫驴,号称四队第一驴,能拉能驮,脾性温顺,非常好使唤。若抓到它,套车赶长路就省心许多。


在队长心目中,乌嘴头的份量不亚于一个全劳力。他训社员时经常说:“我拿两口袋麦子(四百斤)养活你,还不如用一口袋小豆子喂乌嘴头划算。”


不知队长算过没有,队里究竟是谁养活谁?他七个儿女,最大的才15岁,家里的小麦吃不完,私下里给人说拿出四百斤走黑市,准能推回一辆加重飞鸽自行车。而我们这种自顾自的单身汉,一年总在半饱半饥间。


从我们生产队西去嘉峪关电厂七十多里地,十几辆木轱辘牛车和胶轮驴拉车走得很费时辰。天麻麻亮启程,擦黑才赶到。社员出门是住不起店的,春寒时节又无法露宿。经我央求,烧锅炉的工人师傅允许我们在锅炉房凑合一夜。


学卿招呼赶车的小伙姑娘们卸了车,把牲口栓在锅炉房前的煤场。我从车里抱进两捆麦草摊在房角,张罗大家席地休息。


锅炉房近三层楼高,里面比一座教室还大,很暖和,窗台上一盆海棠,花粉叶青十分招惹人眼。靠墙并排支着两个双层铁架床。带梯子的铁床在乡下人眼中可是新鲜物件。牛儿尤其感到新奇,蹬着床梯,蹿上蹿下不停闹腾,踏得床摇摇晃晃咔咔作响,主人看了直皱眉头。


我引大伙来锅炉房投宿,遇事得看主人颜面,不能任他丢人现眼,忍不住喝了一声:“够了,老章你有完没完?”


正撒欢的牛儿愣了一会,然后蹭蹭跳下床架,跑过来发威:"驴日的,你也敢逼犟?看老子咋收拾你!”


他摩拳擦掌步步逼近,我赶紧转身向屋外躲。



两人接踵到院里,立足未稳,牛儿就向我抡过拳来。抡拳的惯性,竟带动他身子原地转了两圈(恰巧他站在一滩冰上)。使多大的劲!要被他打准, 我还不废啦?


看情况得豁出去。趁他扑来拉扯,我迎上去反手捏紧他双腕,顺势仰面后跌,弯腰缩腿,双脚发力,猛蹬他小腹,同时突然撒手。他腾身飞起又重重摔落在冰滩,这一摔可是不轻。他没回过神时我已骑上他胸脯,两膝夹紧他手臂,手牢牢按住他的头。


牛儿拼力蹬踏,我绝不松动。两人僵持了不知多久,学卿劝阻无效,请出锅炉工师傅来,硬把我从牛儿身上扯起。牛儿脑勺已把头下面的冰捂化,污水混着煤渣顺脖子淌。他摆头甩耳骂骂咧咧,却没敢回手。锅炉工师傅训斥:“谁撒野就不准进屋,在露天场子冻一晚试试,不信老天爷拿你们没办法?”


大家休息了,牛儿进来又出去磨叽了一会儿,神神道道不知干啥。


……天放刚亮,门外传来学卿急叫:“坏了,坏大事了!那个坏怂下的害?”大伙闻声跑出,见饲料口袋摊在乌嘴头嘴下,原本给十几头牲畜准备的豆瓣,差不多叫乌嘴头都吃了。它肚子撑得瓜滚溜圆,呼哧呼哧正喘粗气。


这时,牛儿晃晃悠悠端来一盆凉水,乌嘴头急不可待伸过嘴。


哐啷啷,哐啷啷。学卿一把打翻水盆,指问牛儿:“老章你心是蛆壳壳啊,下害不怕遭报应?”。


乌嘴头已成这样,饱饮一通,非撑死不可。我这下明白了,牛儿昨晚偷偷出门,今早忙忙端水就为这个。


撑死乌嘴头,队长不把我整惨?“一打三反”运动还没结束,伤害役畜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啊!我越想越怕,扑上去踹牛儿。大伙一面拉住我,一面骂牛儿做事太不够人。他这才缩肩垂头蔫了下来。



学卿从大家手中收集了一捧大蒜,教我剥皮砸开怎么使用。他说:“伺候驴屁眼,不能嫌脏。”我说哪能呢?都这光景了!


返程中,乌嘴头拉的是空车。按学卿教的办法,走一段,我给它屁眼塞进一瓣砸劈的蒜瓣;一会儿,它就撅起尾巴,砰砰放一串屁。走了一路,臭屁放一路。


慢慢行走过五十几里,乌嘴头才扑簌簌拉下一大堆干硬粪蛋,谢天谢地,肚子总算瘪了下来。学卿长长地松了口气:“这畜牲命大,现在能饮水了。”我牵着乌嘴头去饮水。学卿指挥每人从各自车里攒些烟灰把空车装满,并特意叮嘱 “今天的事哪说哪了,回去谁也不许往外传。”大家满口应承。牛儿没出声,脑袋点得如蒜锤起落。


年轻人肚里存不住话。第二天,队里就传开一阵风,说老陈(从此,我被称为老陈了)有两下子,一个“兔子蹬鹰”就把老章放翻啦,还说野牦牛(指牛儿)总算被插上了鼻签。


自那时起,再没人对我呲牙咧嘴,队长也不格外找麻烦。不像前两年,谁都可以给冷脸,谁都能对我撒野……情势真变了,一切既复杂又简单。



麦黄时节,有人给队长告密,说牛儿他妈章寡妇又在背后传领导的闲话。队长先打发牛儿外出支差,然后以无辜缺勤为由,召集社员会批斗章寡妇。会前,他递给我一条麻绳说:“瞅空子把多嘴婆娘捆起!”队长想整治章寡妇的同时,借机收罗我当鹰犬。我当然不会中阴招,把绳子紧紧攥在手里直到散会。批斗会上,捆人经常是开打的信号。我没动作,别人也就没有上手,所以章寡妇没受皮肉之苦,队长的深谋落空了。牛儿回来得知情况,对我白眼变青眼。后两年他和我处的不错。田间地头嬉闹时,我俩的“保留节目”——划拳比输赢、刮鼻子,经常引得大家笑声不断。


老汉们说,这就对了,真正的汉子红脸不记仇。


学卿和我越走越近。他甚至把江家严守了十年的机密偷偷告诉我,那年,二姐掘洞跑出流落到新疆,嫁了个铁路工人,现在日子过得挺好。他还说这出戏的导演,正是和家庭断绝了关系的大姐。有共同保守的秘密,当然是最信任的朋友。


相处久了,牛儿的蛮横,学卿的世故,队长的阴郁,还有老知青的玩世不恭,渐渐在我言行里有了“能见度”。当教师的父母亲因此忧心忡忡:接受了几年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以为自己不可能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想的最多的是怎么返回城市。



1977年,1978年举行的两次高考,使十几万知青改变了命运。我最终也彻底告别农村。


地主富农全部摘帽,打碎成份枷锁,江学卿当了队长,很受乡亲们拥戴。他几次稍话,要我回生产队转转,说现在光阴好了,杀鸡宰羊不在话下,喝酒就喝瓶装酒。


回去喝酒不能少了牛儿,要把他的喜酒补上。我想。


想不到的是,我再次看见牛儿,是在宣判布告上。判决书写到,感情纠纷引发家庭矛盾,罪犯咬掉新婚妻子的鼻子,作案手段残忍,后果严重……


布告照片上的牛儿,还那样咧开厚唇呲着虎牙,似笑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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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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