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与三个“十条”和黯然离世

1963年2月，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田家英没有接到参加通知。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会议，田家英也没有参加。在跟随毛泽东的十多年里，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

在5月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没有参加会议的田家英，自然也没有参加这个重要文件的起草。

“前十条”实施后，在试点过程中，存在打击面过宽、混淆政策界限等问题。为此，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起草。“后十条”出来以后，党内一些同志批评这份文件太“右”了。这无疑又对田家英产生了一些压力。直到听说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全国宣讲两个“十条”的指示后，田家英的压力才减轻了一些。

但田家英的麻烦并没有完全解决。当时，刘少奇又让田家英和他一起去南方修改“后十条”，即“后十条”修正草案。尽管出发前，田家英专门请示了毛泽东，但在起草过程中，由于刘少奇的坚持，田家英还是被迫加入了一些令毛泽东不太认同的观点。毫无疑问，最后形成的“后十条”修正草案，自然令毛泽东不满。

1965年12月初，毛泽东带着田家英、陈伯达等人到杭州，研究为几部马克思著作写序言的事。毛泽东提出一些指示后，就到上海参加其他会议去了。

就在此前后，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红旗》发表了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这个大背景下，毛泽东返回杭州，并进行了一次杭州谈话。

这次谈话历时3小时，谈论的范围很宽，谈到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中美关系，也谈到了“海瑞罢官”。还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谈话之后，作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提出要搞一个谈话纪要，送给其他中央同志看。但在整理谈话纪要时却出了问题，田家英认为毛泽东谈到海瑞罢官问题是附带的，不需要记入谈话纪要里。胡绳也表示同意，执笔的关锋没有表态，只是照办了。

令田家英没有想到的是，谈话中关于“海瑞罢官”虽然看似附带的，实际上却是谈话的要害部分。加之，庐山会议上，田家英曾经对彭德怀表示过同情。就这样，在谈话纪要中删掉“海瑞罢官”，后来也成为了他非常重的一项罪名，即“篡改毛主席著作”。

山雨欲来，风满华夏。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在通知发出几天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做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

田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与侮辱，于23日含冤在中南海“永福堂”去世，享年44岁。

在去世的前天晚上，田家英对夫人董边说：“我是江青、陈伯达诬害的。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在临终遗言里，田家英写道：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的，相信不会沉冤海底。

田家英的预言是正确的，十多年后，江青、陈伯达果然全部倒台，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1980年初，田家英也终于得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