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窃、失学、流浪，明明父母双全，他怎么比孤儿还惨？

蜗居在地下车库三年的“问题少年”

“这个小孩顽皮得要死，随地大小便，还偷人家电瓶车充电器拿出去卖掉。”

因为老有邻居投诉小张在地下车库捣蛋，小张的“家”，被拆掉了。

说是家，其实不过是在地下车库的墙角搭一张木板床，床边摆着个破破烂烂的双开门衣柜。

床被拆除后的地下车库。

拆家的时候，小张不在现场。记者、社区志愿者、邻居......所有人都在找他。

经常帮助小张的邻居陈先生，涨红了脸，指着被拆成木板的床，问社区的志愿者：“你让孩子今晚住到哪里去？”

要知道，14岁的小张，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年了。

小张是单亲家庭，母亲改嫁，他只能跟着父亲。

父亲经常家暴他，用皮鞭抽、用铁棍打、如果没在10分钟内洗完澡还会被花洒砸......

年幼的小张在脑袋被打出血、手被打骨折后，彻底逃离父亲，搬到了地下车库。

小张头部的伤疤。

离家后他只能偷偷捡同学吃剩的东西，被发现后遭到了排挤。

“小张又在垃圾桶里翻吃的了”，告状的同学一脸嫌弃，班里孩子们哄堂大笑……小张再也不敢去上学了。

他说：“不是我不去（上学），是这道坎把我拦住了，我没法去。”

逃离了父亲，又不敢去上学，小张流落街头，成了大家眼中的“问题少年”。

早在2018年，小张就被《南方都市报》报道过，那时的他浑身是泥，晕倒在街边，被警察送医后送回了家。

为什么悲剧在小张身上反复上演？

一个孩子被反复家暴，这三年里就没人管吗？

妇联的工作人员为小张的事情多次奔走：

起初，她们试图劝小张的父亲把他送到管吃管住的寄宿学校，但他父亲拒绝签字；

后来，她们跟小张的母亲沟通，但母亲说自己没能力照顾孩子；

最后，她们得知小张家还有一套用来存放爷爷骨灰的房产，希望小张父亲能把这套房子给小张住，但父亲还是不同意。

妇联和居委会能做的，只是一次次地做小张父亲的思想工作，再将小张送回家。

但就像小张说得那样：“不是我不愿意回家，是我回去了我爸还是会把我打出来。”

“没人能保证我在家能安全地待下去。”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失学流浪的小张，都给我们点出了一个被忽略的现实：

不是所有孩子，都能被原生家庭保护。

为什么会有不幸的原生家庭？

“他们都想害我！”

说完这话后，小张父亲就从楼上跳了下去。

2018年，小张爷爷去世，小张的父亲又接连几次丢了工作。街道帮他找了新工作，但他总感觉有人要迫害他，不仅突然辞职，还怀疑有人在自己家里安了监控。

在婚变、丧父、失业的多重打击下，小张父亲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

一个疑似有精神问题的待业单亲父亲，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幼子小张。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家暴出现了。

小张不忍暴力离家出走三年，被记者和街道工作者送回家后，小张父亲的情绪依然激动：

“你不认识这个家吗？不认识我这个父亲吗？”

“你一定要那么多人送你回来？你算什么？”

“我叫你爸爸好了！”

父亲说完后，朝着小张的脑袋就是一巴掌。小张用胳膊挡，整个人缩成一团，但耳光还是落在了脸上。

“啪！”打完孩子后，小张父亲又拍桌子站起来，冲着众人大喊：

“我需要你们把他送回来吗？你们听清楚，他要认我这个父亲，用不着你们，自己会回来的！”

“你这个是家暴。”社区工作人员看不下去了。

谁知听完这话，小张父亲抄起茶几上的铁盒子就朝小张的头扔了过去，指着门冲小张喊：“你给我死出去！”

一旁的小张蹲在地上，抱着膝盖躲到了阳台。

当着镜头，对着街道办干部，小张的父亲怎么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动手？

因为镜头是摆设，干部是看客。

在家暴发生的时候，没有人真的出手制止。

谁让小张是他的孩子？谁让这是他的家事？

记者问居委会：“你们就这么不管吗？”

居委会工作人员无奈地笑了：“那你来说说，我该怎么管？”

妇联和居委会除了劝和别无他法，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道出了家庭调解工作的不易，也道破了一个全社会都默认的现实：

孩子，是父母的私产，可以任由父母处置

不服从，就是不孝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说：

下一代的成长对上一代既定的权威状态总会形成一种威胁。中国人解决代际矛盾的答案，往往是要求下一代完全向上一代投降。

如果子女不能对父母的权威绝对服从，做不到“乖”或“听话”，就是不孝。

如果不能通过规劝让子女做到“孝顺”，便可以使用暴力。

“棍棒底下出孝子。”

“不打不成器。”

“父母打你是为你好，肯定是你不听管教。”

家庭暴力就这样变得“合情合理”。

在纪录片《你好，儿科医生》中，一个3岁的小男孩因为不喜欢上辅导班哭闹，被妈妈踢到下体出血，送医急救。

儿科医生们看到伤势后都大吃一惊，急忙安排手术。但伤子的妈妈却一个劲儿地抱怨着：“和别的父母比起来，我报的课后班算少的了。”

忽略孩子的感受，一个劲儿地强调服从，这样的父母实在太多了。

3岁的孩子不服管教只会哭闹，14岁的孩子不堪忍受暴力离家出走，再大一些的孩子呢？

央视纪录片《镜子》中，讲过这样一个真实故事：

18岁的张钊，父亲是国企领导。父母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学习要好。

张钊一直做得很好，但临到高三却突然辍学，把父母赶出了家门，与女友同居生活。

在他的自述中：父母从小与他交流甚少，几乎不怎么关心他的精神世界，根本没法交流。

心理咨询师想帮他，但张钊失控地叫喊着：不要惹我，你们谁也别想控制我，我自己都控制不了我自己！

像张钊一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十万年轻人在豆瓣组建了一个“父母皆祸害”小组，控诉父母对自己的伤害。

目前，该小组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下架。

马克思是反抗父母的代表，他曾说过一句名言：需要剥夺很多父母的抚养权，我们这个社会才有未来。

这话听着很爽，但父母真是万恶之源吗？

7月中旬，南京疫情爆发，一位45岁机场保洁阿姨的流调轨迹上了热搜：

她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1点，日常安排除了工作，还要送儿子去各种兴趣班，整整11天只有短短30分钟属于自己的休闲时间。

“不好好学习，就考不上好大学；

考不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

找不到好工作就很难找到优秀的对象；

找不到优秀的对象生不出优秀的孩子......”

为了打造高质量人类，无数父母孜孜不倦地鸡娃、催婚、催生。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失去了自我。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孙隆基这样总结：

在中国，“个体”基本上没有合法性，它必须由外力加以制约，才能下定义。因此，不论是上一代与下一代，都必须把“自我”抹杀掉。

父母的“一切为了孩子”，在把孩子当成不能自力更生附属品的同时，也忽视了自己的需求。

子女的“努力光宗耀祖”，回应了父母期待的同时，也压抑着自己的天性。

个个都是套中人。

第11届CSFF大学生单元荣誉作品《抓周》的主人公，从婴儿时期的抓周开始，就在长辈的强加下，放弃了喜欢的小熊玩具，选择了算盘。

此后几十年，上学工作、结婚生子，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在重复童年的抓周。

眨眼间，他的孩子也到了抓周的年纪。当孩子主动爬向算盘时，他想起自己被绑架的一生，于是强迫孩子重新选择，直到孩子如他所愿抓起小熊，他才第一次露出笑容。

但他忘了小熊根本不是孩子的选择，算盘才是。

也许正如孙隆基所说：

中国人的每一代都不是盛开的花朵。

每一代在被上一代抹杀了以后，又去将下一代抹杀，并且还将自己被社会大众平均了的个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