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人生最难时，一定不要精神破产

20世纪90年代，一个最大的国企老总——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犯了戒，因经济问题而被逮捕！
　　褚时健在当时被称为“一代烟王”。

他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玉溪卷烟厂，建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现代化烟草企业。据资料显示：该企业曾实现年税利从0.97亿元增加到206亿元，自1998年以来年年进入中国税利十强，1995年名列中国税利大户第二名，人均创税在中国企业中遥遥领先。而当时褚时健身上的光环也非常耀眼：1998年被评为“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到1990年先后获得“全国劳模”和“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并被授予中国企业家的最高奖“金球奖”。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之一。
　　当然，褚时健的这些荣誉并不是虚假的，他的确是干出来的。看看他的人生历程，人们就会明白，他的确进行了一番奋斗。1928年，褚时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是在贫困中长大的孩子。1949年，他参加了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经历了战火的洗礼。由于他工作出色，27岁那年，他被提拔为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1958年的时候，他曾经是“反右”小组副组长，但因为当时有人要给行署专员夫人增加两级工资，他不同意，认为只该加一级。因为这件事，到了年底，他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并被安排到200多公里外的一个山中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一去就是20年。这时他的妻子马静芬也被停薪留职，只靠自己打毛衣等活计谋生，后来又带着孩子来到农场和褚时健一起靠种菜、喂猪等劳动养家糊口。1963年之后，褚时健被上级安排在地方小厂从事管理工作。他工作过的地方很多，在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都干过。

1979年10月，他被上级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这时的玉溪卷烟厂只是一个小厂，而且设备非常落后，生产的“红梅”牌香烟，质量很差。上任后的褚时健，决心把这个小厂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卷烟厂。他冲破阻力，坚持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制烟设备。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跨入了世界级制烟企业的行列。接着他又开始建立最好的产烟叶基地。但当时阻力很大，褚时健就绕过了政府、烟草公司、供销社和烟草专卖局，直接向农民收购上好的烟草，顺利打通了原材料保障供给的绿色通道。从此，这个玉溪卷烟厂从固定资产几千万元发展到70多亿元，人们也称这个卷烟厂是“印钞工厂”。

　　虽然企业的效益这么好，但是如果当时褚时健退休，他连一个茶杯也拿不走，因为这是国有企业，他只是被上级任命的“职业经理人”。而这时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企业呈现多元化发展，他看到了一些民营企业经过多年的经营已经成为集团公司。而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就是退休也还会有一些股份。当时国家也曾对国有企业家的待遇问题做过尝试性的改革。比如：“早在1992年，国家就开始进行年薪制的试点工作。至1997年，全国各地实施经营者年薪制的国有企业已突破1万家。1997年8月16日出台了《深圳市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暂行规定》，正式将经营者年薪划分为三块：基本年薪、增值年薪和奖励年薪，前两者相加最多可拿到24万元，奖励年薪则可以以现金、股份、可转换债券等形式支付。当深圳率先突破的年薪制施行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认为在国企处境普遍困难的情况下，国企企业家更应与工人同甘共苦。接着，国家劳动部传出消息：年薪制暂停。这就是说，国企企业家的角色定位就是人民的公仆，不能因为把企业搞好就有非分之想。
　　面对这样的处境，褚时健就有些不能“持戒”了，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他考虑了很多。
　　1990年褚时健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他当时踌躇满志地告诉记者：“人生六十方开始。”褚时健之所以有这样的豪气，在于他还牢牢地控制着企业。据说，褚时健那时是动了想在企业搞终身制念头的，他不想就这么把自己花了心血搞起来的企业交给别人。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这是国企。但五年之后，当他终于知道自己必须退休时，心里就不平衡了。于是他再也不能自律了。有关资料显示：褚时健违纪违法行为集中发生在1995年，也就是上级决定考虑让其退休、准备调整企业领导班子之后的一段时间。

褚时健后来这样讲述他当时的心态：1995年7月份，我和罗以军、乔发科、盛大勇、刘瑞麟私分了300多万美元。当时新的总裁就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辛苦。所以我决定私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褚时健把自己的“控制权回报”看得越来越重，如果手中一旦失去控制权，他认为他就白辛苦了。作为一个国企的老总一旦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是很危险的，如果不及时悬崖勒马，继续滑下去就会犯罪。褚时健产生这种念头的根源是对自己角色定位产生了错位。他没有悟透自己是怎样把企业搞好的，把国企的资源优势全抛弃，只主观地认为是自己的功劳。站在这样的角度想问题当然就会越想越不平衡，于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他就不顾党纪国法，走上了犯罪的路。
　　为了能让心里的私欲得到满足，其实他早就开始涉足一些违法乱纪的事。他是一步一步地滑向深渊的。
　　据当时一些媒体资料披露，褚时健在红塔集团时，他就开始和一些人在厂外、境外办起了企业。这些企业成了褚时健的小金库。这些企业有2500多万美元的资产，对于这些资产的支配，只有他个人签字才行，而且这些企业的账目只有总会计师罗以军等少数人知道。他对权力的欲望也越来越大，当时上级给红塔集团派去了一名年轻的党委书记，但他想办法让他离开，自己把权力揽于一身。他把那些年轻人提拔到领导岗位，并不希望他们做出什么成绩，只要围着他转就行，他陶醉在人家称他老板的感觉里。他还利用职权让亲属索取大量贿赂。这一切的表现都是想让利益永久化，说得通俗点就是想把国有企业的财倒出来，变成自己的。
　　1995年2月，有人向中纪委写了一封举报信，这引起了中纪委的高度关注。信中反映有人给褚时健行贿，以获得批供卷烟。不久，经查与这些行贿有关的褚时健的亲属被一一收审，他的女儿在狱中自杀。很快上级派出了新领导来红塔集团工作，让他交出批烟权。但褚时健在这时竟然做出了拿出300万美元私分的错误决定。1996年12月28日，褚时健与一个保镖和司机等人携带大量现金企图从云南边陲河口出境时，被边防检查站扣留。1997年1月6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褚时健立案侦查，同年7月10日褚时健被正式逮捕。

　　资料显示：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之便，主谋贪污公款300多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褚映群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多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马静芬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港币和金佛、带佛字的金戒指、金项链、金耳坠等大量贵重物品；从1991年起他就在厂外设立账外账，金额高达11亿多元人民币，还有2500多万美元的“小金库”。
　　一代烟王就这样滑向罪恶的深渊，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巨贪。
　　中纪委负责同志说：“褚时健‘功不掩过，过不抵功’。”
　　当然，褚时健犯错误还有另外许多原因，比如那时的监督机构虽有一大堆，如主管部门、企业党委、职代会、纪委、监事会等，但为什么没有及时地发现和审计出他的小金库？这种监督的失控，也助长了褚时健的胆大妄为。当然，如果在那种环境下，褚时健仍能够高度自律，也会避免此类违法乱纪案件的发生。

出狱后，74岁属牛的他，二次创业，再次折腾。可身体每况愈下，糖尿病、高血压、心梗在不断纠缠这位老人。很多人劝他别折腾了，靠着积蓄和儿子的赡养，也足够他安享晚年了。但他心里清楚：如果闲下来，忙碌了一辈子的他会病得更重人们都劝他，老了就这样安享晚年了。

但是他不信命，也不愿停下来，又开始筹集资金，种起了脐橙，85岁那年，成为亿万富翁，并创立自己脐橙名牌“褚橙”。

他的一生都在忙碌，创立了一个又一个神话。

褚时健是一生的跌宕起伏，带着传奇色彩，他花17年的时间把默默无闻的玉溪卷烟厂带向了世界，74岁高龄时他用10年的时间创造一个全新品牌。

他不单单代表着中国一个时代的企业家，更是一种创业精神的象征，是一盏指引着无数人怀揣梦想去奋斗的灯塔！

褚时健具有一种中国式企业家的精神，他的强大并非在于他有多高的智慧或者多厉害的手腕，而在于他本身拥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他的人生态度，他的创业激情，是非常值得人们去学习和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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