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已经79岁了，他能否东山再起？许多人都在关心

与鲁冠球处于同一时期的还有一位当时名声很大的企业人物,他就是牟其中。

谈中国改革开放史绕不过牟其中。

他在当时是一位风云人物,由死囚到首富再到首骗。牟其中人生的三步棋走得很不如意,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哲理。

牟其中的家乡是四川万州,当时叫万县。他的家庭背景当时看来有些复杂,他的父亲做过中医,后来发家成为川东着名航运实业公司“民生公司”的股东。他是资本家的儿子。他考上大学时,正因为这个历史背景,公安局不给办理户口,他只好辍学回家。但牟其中的心里始终有一种要干大事的抱负。他在万县与几个同道者组成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并由他策划,由伙伴们执笔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不久,便散向全国。

1974年8月,他们全部入狱,牟其中被判死刑。1979年冬天,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直接干预下,牟其中获得了释放。他终于结束了监狱中4年的死囚生活。

出狱之后,牟其中正赶上国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初期。这个时候正好是市场经济的初始化阶段,那时流行着一句口头禅:“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这时的牟其中正是“否极泰来”的时候,他的确很好地把握住了历史给予人们的机遇。在许多人还在等待观望的时候,牟其中已经开始了行动。

他首先借了300元钱办起了一家“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他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帮万县一些滕椅厂和河南的一家土产公司进行营销,他赚了一笔钱。

接着,他又做成了第二笔生意。他让重庆一家军工厂生产座钟,然后把这些座钟卖到上海。那时,正是短缺经济时期,上海正大量需求这类产品,牟其中又成功地做了一笔生意。

但好景不长,1983年,万县公安局查封了他的“中德商店”,并以投机倒把和偷税漏税的名义将他再一次打入狱中。

牟其中不服,在狱中又写出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我们的使命》等百万字的论文,并想办法寄到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件事又惊动了中央领导。在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注下,有关部门对此事重又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罪名不成立。对于这事,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都给予了报道。1984年9月29日,牟其中又走出了监狱。

牟其中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他出来之后,感到一个更大的机遇摆在他的面前。他继续探索商品经济的模式,把中德商店改为中德公司。一个月之后,他创立了当时全国最大的个体联合企业——“中德实业开发公司”。他跑遍全国进行贸易。

到1989年时,他已做了10年的生意,可以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源。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他来到北京成立了“南德集团总部”。他们的业务范围已涉及:金融、科研、实业、证券、租赁、贸易、飞天、卫星等领域,而经营的地域已扩展到美国、越南等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区。

让牟其中最为风光的一件事是他与俄罗斯做成的那笔飞机生意。当时,牟其中通过信息了解到苏联生产的大型客机滞销,而他们生产的客机虽然说性能与西方国家有点差别,但安全性能很好,而且价格比西方国家的低。牟其中又了解到国内生产了大批的日用品滞销,而当时两国又没有钱进行贸易。他决定大胆一试,用货易货的方式做一次国际生意。于是,他先后来到俄罗斯经多次商谈最终达成了协议。

1991年11月20日,第一架苏制图—154客机飞抵成都。以后又有四架飞机陆续飞抵中国。四川航空公司没花一分钱得到了4架飞机,而国内的300多家企业产品销往了国外。北京国际易货贸易公司收到了丰厚的代理费,而牟其中的南德公司获利上亿元。这一笔国际生意可谓是三赢,这一笔被当时媒体称为“飞天计划”的生意让牟其中轰动了全世界。

之后的牟其中,又开始了他宏大的商业构想。他又开始在东北的满洲里搞新型的开发区,又通过俄罗斯发射了盖世(GALS)号通信卫星,还在美国注册成立了公司。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牟其中的南德集团在海内外已经拥有20多家企业、7家研究所,其财富已经超过了20亿。牟其中由一个死囚而变身为亿万富翁。然而,不久,一本关于《大陆首骗牟其中》的书让他从人生的高峰滑向低谷。当然,牟其中后来的再次入狱,并不是因为这本书,而是他确实做了违法的事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牟其中在错与对中只看到了一面,而没有去深刻地研究越来越完善的法制环境对他的制约。

对于牟其中,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在他的着作《野蛮生长》中谈了一些看法,也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冯仑曾做过南德集团办公室的主任。

“每个人做事情总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所谓道德感就是是非好坏,这个事儿能做,那个事儿不能做。老牟不是凡人,通常大家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他强大的地方。

有这么一个故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当时,有一个人事主管李女士,曾演过电影,应该说挺有模样的。南德当时正开拓俄罗斯的业务,就派她去了俄罗斯;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叫田时堂的,也被派到了俄罗斯,并且是那边的负责人。

有一天,李主管突然回来了,她一进牟其中也就是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和牟其中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着办公),就把门关上,冲着牟其中嚷嚷:‘牟总,怎么回事?人家都说田时堂强奸了我。没有这事啊!到底是谁造的谣?’

老牟很冷静,随口丢给她一句:‘是啊,是没这事,可不这么说,怎么搞臭他呢?给你发点儿钱,你回去休息吧。’我当时心里十分震撼,心想这人怎么这么没有道德呢?后来,我才发现,他每天上班的习惯是拿一张报纸,把今天要做的事写几条给我,我作为总办主任拿着这张报纸就下去布置。有一些谣言正是他亲自创作而由我帮他传播开的。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哭笑不得。

“这件事,让我联想起那份之前由我起草的开除田时堂的文件。写的时候,老牟正好正在边上看,他让人把时间往前提一个多月。我那时候比较单纯,也不懂往前提一点儿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有关部门要来侦查,把田时堂安排在更早的时间开除掉,这样他做的事就得个人承担,公司不就没责任了嘛!而且还要说田时堂这个人是个坏人,他不仅强奸女人,还犯了很多错误,公司就给他开除了,所以他做的事跟南德没关系。我是到后来才明白,栽赃强奸女人,原来是为了保公司平安。

“第二件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是: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的时候,突然就听到门外有人喊‘董朝凯跑了’。董朝凯是什么人呢?是管资金的人,他跑了,那还得了?!于是,我又组织人派车到机场去抓,同时向公安报案,折腾了一阵还没逮住,让他跑掉了。很快,老牟就召集员工开批斗会,揭露说这个人早就想逃到香港,而且把公司的钱卷走了,组织员工对他进行大肆批判,揭发。报案之后,这事很快就不了了之被人淡忘了。

1991年我自己去海南办公司的时候,有一天,在一个大排档突然看见董朝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坏人,当时还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要告诉老牟抓他呢?还是装作没看见走了算了?正犹豫着,没想到董朝凯看见我了,开始大声招呼我,没办法,只好走过去。朝凯问我:‘干吗呢?’我说:‘我也到海南来了,我自己干了。’他说:‘好玩,那就坐会儿。’我一坐下就小声问了他一句:‘你怎么还不跑,老牟到处抓你呢!’他说:‘你甭信那个,老牟演戏呢!’我问:‘演什么戏?’他说:‘都是说好的,那叫什么跑啊!要真跑我现在还能在这儿待着吗?老牟怎么不来抓我啊!’我一想还真是的。原来他们是有默契的,后来我才慢慢咂摸出味道来。

当时,董朝凯管资金,恰逢南德借银行钱还不了,有压力,这时候老牟就来了一个‘捉放曹’让小董跑了,然后一举报,这公司就没事了;对田时堂也是如法炮制,将麻烦变成刑事案件,公安局抓不到人,银行就没法催要了,这也把银行的债赖掉了。

“作为一个企业,到底道德的底线在哪里?在创办万通时,我和功权常常拿老牟的例子做反面教材。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把事业推向成功。”

(选自《野蛮生长》冯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