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自传》:最伟大的守护,是倾尽一生

“素女结念飞天行,白玉参差凤凰声。”这是古人对敦煌飞天壁画的描写。

《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自传》:最伟大的守护,是倾尽一生

敦煌飞天(常书鸿、李承仙绘)

吴带当风,衣袂飘飘。说起古老又神秘的敦煌壁画,人们脑海里总会出现飞天。这是古代人民留给我们的瑰丽宝库,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历史见证。

这古老而璀璨的东方艺术瑰宝,数百年来被恶劣的自然环境侵蚀,被心胸狭隘的自私者偷盗,被心怀不轨的外国文化流氓掠夺,遭受了严重破坏。

而倾尽一生守护它,发掘它,为它奔走呼吁,把它最美的容颜展现给世人的,是这样一位守护者。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油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家,被赵朴初誉为“敦煌艺术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为了所爱的敦煌文化,他倾尽所有,燃尽一生。

一、惊鸿只一撇,爱到死方休

常书鸿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生于满清镶黄旗一个世袭小军官家庭。受二姑和三叔影响自小习画。 被父亲逼迫上了工业学校,后自改志愿,进入染织科学习,毕业后当了美术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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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常书鸿绘)

因一直醉心于西欧美术, 历经艰难到法国留学。

1932年,常书鸿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之后,到巴黎继续深造。

在法国九年零十个月的光阴中,常书鸿先生一直沉浸在欧洲的文化艺术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不俗的成绩,他的多幅画作获奖,并被法国国家美术馆等管所收藏。

那时在巴黎街头散步的常书鸿没有想到,异国他乡一个小小的书摊,竟然改写了他的一生。

在卢浮宫前的旧书摊上,常书鸿发现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他惊异到不能相信。

由于没带够钱,摊主看他迟疑,好心提醒他去吉美博物馆看看敦煌彩色的绢画资料。就是这一看,使他和敦煌有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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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

法国人伯希和于1907年从敦煌盗走的大量唐代绢画,令常书鸿非常震惊。他第一次发现,原来“远古的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我们敦煌石窟艺术相比较,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敦煌艺术更显出隽永先进的技术水平。”

原来自己的祖国有如此久远的历史文化瑰宝,自己还远渡重洋求学欧洲,岂不是舍本逐末吗?常书鸿决定离开巴黎到敦煌去。

二、初识敦煌,久经磨难见真颜

1936年,常书鸿辞别了妻子陈之秀和女儿沙娜,只身踏上了从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

而此时的祖国,正在日军的铁蹄下满目疮痍。西北政局不稳,想要只身赶往几千里外的戈壁大沙漠比登天还难,常书鸿只好暂时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常书鸿和学生们辗转南迁。1942年,河南洛阳龙门浮雕《皇后礼佛图》被奸商劈成碎片倒卖,与此相关,敦煌石窟历次被劫掠和破坏,引起人们的不满。重庆政府在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压力下,被迫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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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梁思成和徐悲鸿的鼓励,常书鸿接受了出任筹委会副主任的职位邀请,前往敦煌,自此踏上了茫茫无垠的戈壁瀚海。

“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望戈壁滩,后望鬼门关。”诗中的场景一点都不夸张。常书鸿身裹老羊皮袄,乘着一辆不停抛锚的破卡车,在刺骨寒风中艰难行进。

“敦,大也;煌,盛也。”然而,常书鸿初识的莫高窟“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这座伟大的艺术宝库伤痕累累,满目疮痍。

而关于它的传说,仍然那么美丽。

据莫高窟碑记,前秦一名叫乐傅的和尚,见西方落日金光万道,反射在东面三危山上。山上。一片耀眼的金光中。好像有千万个佛像出现。和尚把幻觉当真,便在这里凿下了第一个石窟。自此,从十六国至魏、隋、唐、宋、元1000年间,历代石窟就连续不断地修建起来。

莫高窟整个石窟群共492个洞窟,壁画总面积达44830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如果将壁画拍成两米高的画面展出,画廊可达22.5公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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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千余年的风沙侵蚀和人为的损坏,这个古老的艺术宝库,以最令人心碎的方式呈现在常书鸿面前。

三、最痴情的敦煌守护神

面对着这个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常书鸿感到深深内疚。想起自己漂洋过海,旅居欧洲。一直认为希腊,罗马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世界唯一发展的高峰,而对祖国伟大灿烂的古代艺术却一无所知。顿时如梦初醒,追悔莫及。

战风沙,筑围墙。把别人认为不可能的方案付诸实施。用蜈蚣梯攀着岩壁探测,在昏暗的洞窟里就着如豆的油灯一笔一笔地誊写描摹。

他们克服生活的艰苦,远离社会的孤独和寂寞,生病就会葬尸沙丘的风险,还有时局的混乱,经济的艰涩,为了心中的理想,不屈不挠地坚持着。

经济上的困顿可以克服,身体上的苦可以忍受,而情感上的打击又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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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敦煌后,常书鸿把妻子陈之秀和女儿常沙娜也接到了这里。在法国过惯了舒适生活的妻子,忍受不了敦煌的苦寒生活条件,终于有一日,撇下年幼的孩子不辞而别。

常书鸿得知后,疯了一样去追赶。直至心力交瘁跌倒昏迷,也没能换回妻子的回心转意。

事业的困顿,家庭的变故。一重又一重的打击接踵而至,当局者国民党政府屡次克扣钱粮,他们在敦煌的日子举步维艰。共同奋战的朋友们一个个从敦煌离开,常书鸿依然坚持着。他默默发誓:“我绝不能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四、艺术的曙光,总为热爱着绽放。

1945年,“常书鸿父女画展”在兰州展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1948年,女儿莎娜得有缘者相助,远赴波士顿进修。并于1950年回国,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中。

1947年,在友人促成下,常书鸿与四川艺专教员李承仙结婚,自此,夫妻二人相扶相携,成了一对“敦煌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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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在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的主持下,一场大型敦煌文物展览会在北京举行。

时隔六年,常书鸿又一次见到了来参观展会的周总理。总理对敦煌艺术的高论,使他十分钦佩和赞叹,也更加坚定了进行“敦煌学”的研究。

“生命不息,跋涉不止,我决心在有生之年把全部心血和精力献给敦煌艺术事业,鞠躬尽瘁,奋斗到底。”这是常书鸿在本书前言中写下的发自肺腑的话。

如今老先生已然先去,他毕生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敦煌莫高窟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修葺一新,更是建立起数字化影像资料,成为世界文化艺术永远不朽的遗产。

敦煌,已成为常书鸿先生永远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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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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