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落的西方历史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的历史观，是一种典型的西欧中心论的历史观，他认为整个西方文明就是世界的核心。他当然也知道中国的存在，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他把中国的文明看成是一种遥远的存在，而且认为中国文明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精神的成长，只有一些无聊事件的不断重复。

而斯宾格勒是把不同的文明说成是不同的赛道，阿拉伯文明有阿拉伯文明的赛道，中华文明有中华文明的赛道，西方文明有西方文明的赛道，而且每一个赛道上所出现的这个事情，也都可以按照有机体的术语，描述出幼稚期、青年期、成熟期和衰老期，这也就是说，跑到最后肯定是越跑越慢，最后都跑不动了。

西方人写的这个历史书，往往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斯宾格勒就完全把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给打破了。他认为世界上的主要文明，都有建立自己独立叙事的可能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差异性，可能是大于它们的相同性的，所以他看到了各个文明体系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关系。

斯宾格勒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西方在没落，他认为西方文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就是对于资本的追求，最后会导致西方文明的自我毁灭。

就是西方的没落背后，是富裕所导致的精神溃散，这个精神溃散实际上是要比物质上的贫乏更加可怕的一个因素，会在骨子里腐蚀西方，这是斯宾格勒的这本书特别有趣的一个地方。他是站在精神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元气的角度，来讨论一个文明自身的生命周期。

一、西方历史中心论

那么首先，为什么在斯宾格勒看来，欧洲的历史中心论是错误的呢？

西方中心论很显然就是把整个西方的历史的重要性全面夸大，然后把他们所看不到的，或者了解比较少的事情的篇幅予以缩减。在这个过程中，像中国的文明系统，就会受到很大的漠视，这就会导致很多问题。

迪士尼的新版电影《花木兰》就体现了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比如，电影里面有很多凌乱的镜头，就像那个花木兰和她父亲谈忠勇的时候，谈对国家的责任的时候，背景是福建的土楼。

任何一个对中国文化有比较深了解的人，都会觉得这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土楼代表的是中国南方的文化，但是花木兰的故事肯定是发生在北方。这就说明，西方人根本就没有兴趣，把中国的不同省份的亚文化做一个分割，也没有兴趣分清楚中国不同朝代的文化之间的区别。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他们在处理中国材料的时候，是何等漫不经心。

实际上自清代以来，洋人进入中国以后，是有很多优秀的汉学家的。对一些中国境内的文明，甚至西方学者的了解，要比中国学者水平还高一点。但是，他们的知识也很难进入主流史学的视野，改变他们对于中国的种种看法。广大民众对于中国历史，仍然非常无知。

另外斯宾格勒又问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就是在西方的历史教学里面，它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近现代史的教育，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视，对于古代史比较轻视。

斯宾格勒就针对这个倾向问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十八世纪凭什么要比之前的六十个世纪更为重要呢？把短短几个世纪，且完全局限在西欧的近代历史，同上下数千年的古代历史对立起来，而且还把大堆的前希腊文化，全都偶然堆积在古代史当中，不加审查也不加整理，这样做，难道不是极其荒诞可笑的事情吗？

实际上，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分类原则，才能够对历史的本相，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斯宾格勒的这个批评，可能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在地理上以欧洲为中心，在时间上以近世为中心的历史观，被斯宾格勒称为托勒密的史学观。

托勒密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在伽利略发起天文学革命之前，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就是地心说。地心说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以我眼前能够看到的这些事情作为中心，我看不到的或者我看不清楚的，都是远方。所以欧洲人站在欧洲的地平线上，站在欧洲的一亩三分地里面，并且以近代的历史为着眼点，当然会认为远方的所有一切，都要围绕着他转。

那么斯宾格勒与之对抗，就提出了哥白尼式的历史观。哥白尼式的历史观，就是不要太把欧洲人的当下当一回事，而要尊重天上运行的其他星星。他在这里就提出了对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美洲文明和阿拉伯文明这样的一种尊重的态度：有可能这些文明，和我们一样璀璨和伟大。

在这里他特别指出了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做法，修昔底德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在我修昔底德出生之前，整个世界上没有发生重大的事件。”

就是希腊人是很难通过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文献的阅读，清楚地了解到在这些史学家出生几百年前，希腊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对那时候的事情虽然有记录，但这个记录方式，都是带有强烈的神话气质的。比如特洛伊攻占的故事，几乎所有的希腊人都了解这个故事，但希腊人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这段故事的呢？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像《荷马史诗》这样一些文艺作品，这里面又掺杂了很多神话。

我们今天对于早期希腊文明的一些了解，比如像迈锡尼文明、克里特岛文明，基本是通过近现代的考古，利用近现代的学术考证的方法，慢慢地把这段历史清理出来，这就说明整个希腊人是处在历史近视眼的精神状态当中的。实证科学的精神兴起以后，考古成为了一个标准的作业以后，西方人才开始重视考古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把神话和实证科学——可以承认的历史相互区分开来。

我在这里想借助中国的经验来讲一讲，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和中国历史之间的一个关联。虽然中国古代的历史技术，它在理性上相对来说比较早熟，比如实际上我们去看像《史记》这种书，对于很多伟大历史人物的诞生，虽然带有一点点神话色彩，但是这个神话色彩并不浓郁，它在根子上还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历史，并不是人和神相互交汇的历史，所以在这一点而言，我们的精神比西方人要早熟一点。

但尽管如此，以一种实证的态度来清理历史，是中国历史相对晚期才发生的事情。像《资治通鉴》对于古代历史书当中，经常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迷信说法，只要在科学理性上觉得不对劲的，基本上都不会采纳的。

比如《后汉书》里面有一些记录，我简直是没有办法看，比如说豫章郡的一个郡守，突然发现这个地方老虎特别多，豫章郡的郡守就说：“大家商议商议该怎么办。”下面人说：“那么我们就组织捕虎队，然后把这些老虎全部打掉，不让它们祸害老百姓。”那个豫章郡的太守说：“不对，老虎太多，归根结底是因为仁义不彰，而不是因为捕虎的陷阱太少。”到最后他就彰显仁义了，结果虎害也就结束了，老虎都到别的州郡去吃别人了，反正这个地方它就不吃人了。

这种记载简直是胡说八道到极点，你这个仁义彰不彰，和这畜生有什么关系？这里的因果关系是非常非常混乱的。但是在《资治通鉴》里面，这样的描述都被大量去掉了，留下来的是一个理性主义所能够容忍的历史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