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往事：当年，我和我那一去不复返的知青男友

大家还记得当年流行于大街小巷的歌曲《小芳》吗？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这首李春波的怀旧歌曲，描述的是一位抛弃农村女孩的知青，回城多年后对自己曾经感情生活的一种貌似愧疚实则炫耀的得意心理。

我就是歌曲中千万个“小芳”中的一位。过去，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时，内心都有一种特别的反感。这首标榜负心人得意后高高在上的所谓反省歌曲，完完全全道出了渣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丑态。

然而，时隔多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人事看法的改变，所有怨恨和不满烟消云散。只能说世事沧桑，人心易变。或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时光倒回五十年，那一年我刚满十八岁。十八岁的我，已经在生产队干了四年活儿。我们家兄弟姐妹多，我是老大，父亲一个人上班无法养活八口之家。当时没有任何想法，就是赶紧放下书包，去生产队挣工分，帮助父母养活其他兄弟姐妹，虽然当时我的读书成绩在学校小有名气。

就在那一年，大队来了三十多名知青，分到我们小队十来个。那些女知青们，在我们这些农村女孩看来，她们都是一朵朵娇嫩的花；那些男知青们，在我们农村女孩眼里，他们个个都斯文帅气。

但是，别看他们外表如何光鲜，干起农活来，个个笨手笨脚。累哭的、请病假的、唉声叹气的、有气无力的，各种洋相都有。我这个人干活沙楞，心肠热，看到他们在上趟子（一人一根垅铲地收割等）时，一个个被拉出半里地，内心就充满了不忍，自己干完自己的活儿时，顾不得休息，又返过身来帮助他们。常常是刚刚帮他们干到地头，组长那边开始下一轮劳动的声音又一次响起，这样连轴转地忙来忙去，真的太累，相当于一个人干了两三个人的活。

在靠力气吃饭的年代，谁有力气、谁干活赶趟，谁就有威信。渐渐地，那些知青们都主动和我搭讪，这个喊姐、那个喊妹的，嘴都很甜。休息时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各种殷勤。

肖卫红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对我有好感的。他高高的个子，人长得算作知青中最帅的一个，嘴也很会说，就是干农活不行。他当时总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衣服破了找我妈去补，知青点的饭菜不好吃就来我家蹭饭。

在我看来，他最初接近我的动机并非要和我搞对象，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抱着回城的念头。那些主动接近老乡的，都是头脑比较灵活、想得到本地人更多关照的那种。在我妈妈眼里，他们都是孩子，在可能的范围内，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了，除了个别知青因极特殊原因回城之外，其他人的愿望遥遥无期。于是，一些挺不住的知青开始决定扎根农村。有一些是和同样知青身份的人结婚，有一些开始和当地“回乡青年”结婚、恋爱。和当地青年结婚恋爱的，直接得到对方家庭及家族亲友的种种好处。就在这时，肖卫红也对我越来越接近，直到1972年的春节过后，他返乡后把他的父母带到我的家里，向我父母提亲。我父亲很满意，但我妈妈有顾虑，说万一哪天你家孩子回城了，我家孩子咋办？他父母和他本人起誓发愿，说即使有那么一天，我们也绝不会坏了良心。就这样，我们两个的关系确定下来。

那个时候，青年男女处对象都保持距离，除了过年过节，两个人一起出出进进的时候太少了，两个人私下交往更是不好意思。我和他成了恋人关系，但是却不能像从前一样肆无忌惮地说笑了，彼此都很腼腆，甚至为了躲避别人的玩笑，尽量减少接触机会。

但我们的内心是甜蜜的，从他的眼睛里、从他的言语中，我能感受出他对我的满意。庄稼地里的活儿我是一把好手，自己动手裁剪、做衣服、织毛衣、勾窗帘什么的手艺活儿，我样样精通。那时，每当农活空闲时间，我家里都集聚一帮姐妹，各种衣服的做法、钩织方法，大家随时随地问我，我是大家公认的心灵手艺的女孩。

就在他们家和我们提亲的那年春天，我爸爸被选为生产队长，爸爸有意让肖卫红做现金保管员，这样就不用下地干活了。但为了避嫌，就向大队书记建议，把他调到另一个生产队去上班。不在一个生产队了，他在工作上又是新手，两个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从前多了，但我的内心是多么盼望他能在工作上干得更好，哪怕很少见面我也是开心的。

渐渐传出了流言，说他和另外一个女知青关系很好，我们一家人都没在意，因为他时不时地还会来我家吃饭，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渐渐地，回城抽调的名额增多了一些，又让一些知青看到了希望。那时，每当有抽调名额时，爸爸都特别关心，找大队干部说情，希望他未来的女婿早点返城。

那一天终于来了，他得到了我们大队唯一的一个返城名额。我们全家高兴万分，妈妈拿出仅有的几元钱去割了一斤猪肉，晚饭包饺子，还炒了两个菜。这样隆重的晚饭，在我们家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肖卫红也非常兴奋，不会喝酒的他也干了一杯，连连对我爸爸说“谢谢”，爸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了，谢什么呀。那一天，我的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仿佛看到了美好生活的前景，另一方面又有着某种不能确定的担忧。

我的担忧与日俱增，因为他回城已经五个多月了，一点音信也没有。爸爸妈妈催我去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当时正是农忙，我不好意思向生产队请假，也不敢急于去证实自己心里那最坏的猜测。我给他写过几封信，他回信都特别不及时，而且偶尔回信也是非常简短，就说一切都好。这样又过了两个月，秋收结束了，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也停工了，爸爸和我背着地瓜、花生这些在我们看来比较贵重的农产品出发了。

那一天的天特别冷，外面下着大雪，火车误点，我和爸爸顶风冒雪到他家时，天已经黑了。进屋时，他们家屋里热气腾腾，熏得我睁不开眼睛，当我定睛一看，看到了正端着一盘饺子出来的那个女知青。这个女知青我认识，长得很矮，很胖，面色白晳，在我看来，她除了“知青”这个身份之外，我们村里任何一个姑娘都比她出色。前些日子我听说她请了病假回城看病去了，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也证实了之前村里人的传言。

肖卫红看到我们父女俩，立刻变了脸色：“什么意思，找上门来了？”平时在我家人面前文质彬彬的面孔瞬间变得狰狞，真是让人始料不及。没等我们父女反应过来，他妈妈也说话了：“干嘛来了，兴师问罪吗？“

是的，现在不是肖卫红在农村的时候了，我们到了人家的地界，现在人家是主，我们是客，人家是高高在上的城里人，我们是贫穷低贱的乡巴佬。

肖卫红的爸爸说话还算有点人味，说什么城乡差别这么大，你闺女根本进不了城，将来结婚有孩子也没有城市户口。我们感谢你们这么多年对孩子的照顾，但是婚事还真不能继续了，咱们好聚好散吧。

就这样，我和爸爸灰头土脸地回家了。紧接着我大病一场，一年多才缓过劲来。后来，亲朋好友又给无介绍了好多对象，其中不乏优秀的农村青年。但我心灰意冷，不想接受任何人的感情。那几年，我爸妈愁眉苦脸，整天在我耳边念叨，生怕我被剩下。因为和肖卫红前前后后处了五、六年，我大好的青春年华已经过去，可选的范围越来越少，后来，比我小两岁的我现任老公（当年暗恋过我）在和对象谈黄了之后，接纳了我。

谁的悲剧？个人的，还是时代的？肖的背叛，是出自人品，还是出自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