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山 陕 会 馆

作者简介：王阳，男。1989年生，2012年天津工业大学毕业，入职郑州浦发银行工作至今。自幼喜文学，初中开始即时有文章诗作在报刊杂志发表，2005年获得河南省《文心》出版社青少年征文比赛一等奖。

山 陕 会 馆

文/王阳

一

年节过后，如同豫西许多寻常的小镇一样，因盛产美酒而闻名于世的赊店也照例会有数日的堂会。古老的戏台，舞动的水袖，映衬着照壁后层叠的琼宇。戏台下是一群安详的老人，沐浴在悠扬的弦音中，浑浊的神色含着会意的微笑，似乎有了超越时空的飘逸。而仅仅在百年之前，这个叫做山陕会馆的院落，还在上演着惊人的财富神话。

戏台上正在演出一种被称为宛梆的戏剧，古老的积淀提炼出厚重的底蕴，没有居庙堂之高的傲然与尊贵，便更具处江湖之远的超然与优雅。作为濒危的剧种，居然进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但这样的殊荣并不代表直接的优越，根植于乡土，阐发于民间，生命持续的本身就伴随着文化的延展，荣耀的赋予更代表着对文化的层次性划分，对欣赏者的筛选性区别。在这一点上，宛梆并不擅长。

宛梆只是基于农业文明的一种娱乐形式。古朴而素雅的戏装，小巧而精致的花饰，健壮而敦实的青骡，就构成了一个戏班的全部装备。四海为家，信步天涯，演绎久远传说的悲怆与感动，也讲述现实人生的沉浮与忧乐。

他们在黄昏中前行，疲惫的身躯浸润在落日余晖的光泽中，居然有了古道西风瘦马式的孤寂与忧伤。而溪桥村畔，照例会有盼望已久的孩童，望见远方浅浅的身影，那喜悦就如同盈盈春水，消弭了一日的焦灼与迷惘，呼朋引伴，雀跃欢欣，纵然已是灯火阑珊。

一颦一笑的柔媚，羞晕霞飞的温婉，仰或气吞山河的豪壮，经天纬地的韬略，在这方小小的平台上，以包容天下的吞吐，再现悲欢离合的人生。飞旋的裙裾，清越的弦音，在巨商们觥筹交错与袅袅茶香中成为最好的陪衬。动静中的智慧，谈笑间的机缘，使巨商们在纵横捭阖中规划着商业帝国的布局与分工。山陕会馆只是他们小试身手的码头，运筹帷幄之中，就已决胜千里之外。从这一点上讲，戏曲是历史的传奇性再现，而巨商们则着手于现实的前瞻性铺垫。

地处中原的宛城，以中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辐射出覆盖最广的商业网络，也以儒教中庸和谐的人文底蕴培养出诚信慷慨的商业精神。这里是商圣范蠡的故乡，而最先崛起于此的却不是宛商。当晋商的茶叶，淮商的海盐，湖商的丝绸与蒙商的裘皮突然在一个叫做赊旗的小镇集结与运转时，中土的商业启蒙与经贸普及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集团化的商业财团，已然形成了极为严密的组织形式，在明清厚重的乡土观念中，他们又自然地找到了帮派性的最终归属。

所有活跃于赊旗镇与唐河码头的商帮中，晋商是最早涉猎金融汇兑业务的财团。他们以汇通天下的勇气让市场化经营更具现代模式的标准。后来，陕西商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回顾这些商人们的经营理念，时至今日，仍具有极大的宣教意义。以山西祁县乔贵发父子为例，他们的经营之道便是“做事谨慎，审时度势，稳步前进，人弃我取，薄利多做，维护信誉，不弄虚伪，小忍小让，不为己甚。”多年之后，我们有时仍会惊叹，在一个重农仰商的国度里，何以衍生出如此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与商业运营原则。

巨商们的财力早已渗透于帝国江山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种迥异于领土扩张的市场普及，它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政治效应，而是在日积月累的开拓中占据邈远的时间与空间。当他们站在财富的基础上俯视天下时，一体化的经营迫使他们更加专注于市场运作的规范化。公元1756年，一批秦晋商人在赊旗集会，他们决定集资修筑山陕会馆。至此，他们雄厚的财力基础，才有了一个迸发的基点，宛城的商业文明，也有了一份骄傲的证据。

于是，二百年后，我们拥有了这样一方精致的戏台。山陕会馆的原始功用早已废弛，在这个庞大的建筑群中，照鉴楼是惟一可与现实衔接的实用性楼阁，只是，台上的剧目，已不是秦腔与大调，台下的观众，也不再是过往的客商。巨商们兴衰成败的细节，已散落于历史的角落与瞬间。宛梆所演绎的商业传奇，已模糊了他们迥异的面容，只有如此堂皇的山陕会馆，让人生发出无限具体的疑问与空洞的幻想。

二

这个浩大的工程，一直持续了136年。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开具出一份详尽的捐资者名单，但它一定是冗长而又繁杂的。浸润在历史波澜与战火烽烟中的山陕会馆，在中原的商业启蒙中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统领全局的崇高地位。没有人能从这繁长的工期中梳理出具体的次序，于是，漫长的投资就成为一种薪火相传式的必然。在林立的碑材中，我们只找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数据：一期工程投资白银87788两······

这座气势恢弘的建筑，在开工之初就达到了“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的程度。遍览这仿照皇宫格局的清代楼阁，不难发现整体传承的一贯性，也不难追捉局部改进的创造性。它秉承中国古代建筑规则的方式布局，凭借着整体的博大气魄，以包容万物的吞吐，照鉴阴阳的交错，洞悉乾坤的运转。气象万千之中，倚伏牛山脊，俯唐河波涛，顾荆楚锦帛，揽巴蜀丝绣。洋洋大观中，它以分明的棱角，勾勒钢性原则的规范化模式，又以流畅的线条，梳理柔性空间的运营化机制。山陕会馆以柔与刚的相济，方与圆的搭配，诠释了近代商业文明的双重性格：自觉的规范性与自主的灵活性。

中国近代的商业化进程，并非是一种外向型的自然扩张，而是一种内敛式的自我逼迫。因此，在惊人的财富背后，往往还有惊人的悲壮。

在社会通俗思维与传统财富观念中，占有财富是一种实际的收益，而集体化的贫穷与不均等的分配却又让人们对财富本身保持着极大的疑虑。不能占有，那么就仇恨——虽然那是最可能给人们带来心理愉悦的东西之一。于是，商人就处在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们并不从事生产性的农业劳动，也不参与管理性的赋税征收，甚至不过问业务性的技术创新。他们只是在货物的流通领域与销售环节展开扩大化的利益整合而已。在一个并不计算劳动成本的社会里，服务并不是商品，而是基于某种实物的附带性便利，商人所经营的，正是这种便利。因而，中国古代社会“仕、农、工、商”的职业分工中，商人居于末位，从事的自然也是末等技艺。

秦晋商人在赊旗中部的商业中心进行财力角逐，修建山陕会馆的数百年前，他们的先人却是一路悲歌，毕生漂泊，踉跄零落到各地的。曾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晋商，他们的商业起步，并不源于对利益的追求，而是源于对灾难的应激性反抗。这种征途异乡的过程，曾有一个颇为专业的名称——“走西口”。

秦晋商人最初的商业行为，正源于这样一种背井离乡的无奈。古老的潼关，辽阔的沙原，简易的行囊，褴褛的衣衫，这群漂泊的农民，不再守望土地，开始征程。

他们的第一笔业务也绝不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也许是给远方的亲人托运行李，也许是走投无路开始变卖随身物品，他们突然发现，异地之物在此处的市场价格居然会略微高于产地。精明的山西人当然明白：微薄的利润倘或以集团化的经营方式扩大，收益将会相当可观。兴许正是这样几个逃荒的农民在埠市一隅一番简单的讨论后，他们开始协助托运商品。几年之后，居然有了一笔小小的盈余，于是他们开始转入信托投资，在拥有了足够的财力基础后，他们又涉猎金融汇兑，在利息差额的积累中，他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而投资各种实业。

这番程式化的基本过程当然不足以描摹秦晋商人兴起的具体细节。实际上，这并不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发展路线，更不是一种拥有理论依据的科学规划，而是无数“走西口”的农民，在天演规律与斗争法则支配下的一种淘汰式竞争。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二百多年。每一笔业务的扩大，每一寸市场的占领，可能都会凝聚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心血。在农耕文明夹缝中生存的近代商业，以一种近乎悲壮的色彩，传承着商业文明强健的脉息。

山陕会馆的每一片琉璃都以极度张扬的个性指向天空，如同它们的主人一样，以雍容的气度包容天下。而在这宏大的基业下，更多的是这样一些“走西口”的人，他们湮灭于历史细节的每一个角落，却是普及秦晋商道的基干力量。轰轰烈烈的创业史诗，依然掩盖不了辛酸的人生悲歌。

户县人江满屯赴包头贩运皮货，路遇马匪，被杀。其尸首恰被同乡遇到，集资为其安葬。

阳曲人张瑛外出经商二十年未归，其子张延才一路探询，后来在张家口碰到一位买菜的老农，竟然是自己的父亲。

交城人徐学颜成人后投奔在外经商的父亲，在吉林东部遇到同乡，被告之其父已过逝七年。······

他们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商业饯行者的庞大基数，当年从黄土高坡走出的毛头小伙，能有幸走到山陕会馆的，一定已是步履蹒跚的老者。当他们站在钟楼凭栏倚眺时，看到的一定是一腔血泪，满腹辛酸。

清朝中后期，晋商所创办的各类钱庄，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庞大的商业覆盖网络及健全的城市服务体系，使他们真的实现了汇通天下的理想。同一时期，他们开始修筑山陕会馆，此时，他们也有理由向天下骄傲地宣称自己“海内最富”。

三

“前古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几件破旧的衣衫，几个杂面的馍馍，一块腌制的卤菜，打理成一个粗布的包袱。这同那些走西口的少年别无二致的行李，是许多年满十六就要外出谋生的徽州子弟惟一的财产。

中国明清时期两支实力最为雄厚的帮派化商业集团，晋商与淮商，居然源于一个共同的基点：对贫穷的反抗。而他们的邂逅，也必然是一种妙幻的笃定。同样是一群在码头装卸货物的伙计，几年之后，居然都象模象样地做起了掌柜，十数年之后，又都过上了轻裘肥马的生活，数十年后，他们已是无可争议的商界领袖，但相互渗透的商业竞争，彼此倾轧的人际交往，使他们已很难追怀彼时同在屋檐下的辛酸。

当年那些“走西口”或是被“丢”出家门的小伙子们可能不会想到，他们的对抗与联合，已成为左右中国传统商业格局的决定力量。晋商垄断信托投资及金融汇兑，淮商专营盐铁经济及两淮漕运。他们形成南北两邦商人并驾齐驱，称雄商界的局面。正如明朝人谢肇制所言：“富室之推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但晋商与淮商相同的历史基点却阐发出不同的商业实践。晋商所追求的是一种包容的气度，以兼济天下的气概彰显人格魅力的广泛普及，而淮商则独钟于一体化投资的执著精神，以雄厚的财力寻求整体突破的结构性支点。因此 ，在晋商所绘就的商业版图中，“山西会馆”、“三晋会馆”、“山陕会馆”等商业据点遍布，他们以此来整合集团化商业网络的覆盖范围。而徽商则有许多漂亮的商业狙击案例，他们的市场化占领，更具攻城掠地式的豪情。但迥异的商业风格，却催生出相同的竞争手段：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他们的政治投资，一直贯穿于商业活动的始终。

商人所从事的“末等技艺”需要社会分工的一般性认可，而商业活动的扩大，更需要政策支持的技术性配合。无论是晋商、淮商、潮商还是闽商，政治投资都被列为非生产性投资的首要支出，而这种投入的直接效应是使政策化的默许渗透扩大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也使巨商们所打造的商业帝国，更具政治保护意义的社会基础。

山陕会馆作为秦晋商人的一个分支性商业据点，它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寻求品牌意义上的本土化，这一点与官员们所追求的政绩效应不谋而合。实际上，随着明代中叶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渐扩大，政治与商业就达成了一种极为默契的配合。商人们需要社会性的职业化认可，而政客们则需要一种独立于国家资本外的经济资源。但这种相辅相成的默契却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商业与政治的合作，仅限于利益的集中化分配，而不存在二者的渗透性融合，更不存在政治资源的等价性交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一直步履蹒跚，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于是我们不难想象，在县衙宽敞的会客厅里，负责经贸事务的官员，批复了一份又一份店铺的经营性许可，而在郊外的演兵场上，负责治安防务的官员，也在组织着参与巡查贸易的兵勇的日常性训练。

明代后期，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震动了当时的整个仕族阶层。官居户部尚书的曹文埴，其子曹琪放弃了惯常的举业从政之路，改事盐业经营。这在今日是一种普通的职业选择，而在当时却无异于一种个性化的叛逆。他以高贵的出身，从事世人所不齿的商业，本身就是对社会礼法的挑衅性对抗。无论怎样，一个国家财经首脑的儿子选择投入商海，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改变。

但我们似乎都错了，曹氏父子的这番表演，并不是社会择业观的根本性改变，而是权力运作模式的多元化经营。在政治斗争中，他们需要在社会资源配置上占据更为有利的主动，但农耕文明的缓慢节奏显然已不能满足他们政治运作的要求。他们的商业投入，更是一种政治资本。曹琪所谓的“个性择业”当然最终未能引起轩然大波，他后来官居翰林侍读，跻身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最高层。

而晋商的投入远没有这些繁琐的枝节。山陕会馆的照壁上至今一副颇为大气的对联：“浩气已吞魏并蜀，庥光常荫晋与秦。”这似乎也是一种入乡随俗式的适应，在宛城的诸葛草庐也有一副豪迈的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秦晋商人用源于西北高原那种苍凉的豪情，以有容乃大的心态来寻求古今的照应。

二十世纪的初年，当时世界八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北京展开了一次极不光彩的集体亮相，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则用更不光彩集体出逃塑造了积弱的中国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国际形象。这个流亡的政府，由西安返回北京的途中，连日常性的开支都捉襟见肘，不得不向当时号称“明清首富”的太谷曹家借贷 。曹家的回答颇令这群失魂落魄的政客们惊喜：无偿捐赠白银十万两。作为回报，清朝政府的内务部门将比利时王室所赠送的金制火车模型赏赐给曹家。而此事传入民间，则被演绎成“金钟今尚笑西后，无有曹家怎北归”的千古笑柄。

晋商的大手笔当然不仅仅只是这些。1884年，伊犁地方政府宣布脱离中央自治。这一举动立即引发来自最高决策层的震怒，但这个刚刚签署了《中法条约》的政府，显然已不可能去支持一场大规模的平叛战争。在慌乱中，山西祁县乔家“复盛公”字号北京分号的掌柜要求会见西征主帅左宗棠。处于千头万绪中的左宗棠当然不可能去会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职业经理人，他派遣一个幕僚草草接待。但这个分号的掌柜，却带来了一个让整个决策层都大吃一惊的消息：乔家决定资助整个西征。但政客们在惊喜之后又是巨大的恐慌——他们不可能与商人共同分配既得权力的任何实质性裨益，而领土问题上的让步，则意味着政治资源的更大范围流失。在举棋不定中，来自祁县“日升昌”总号的回复又让他们大吃一惊，乔家惟一的要求只是成立一所随军银行，协理日常军务，此外不涉及任何政治利益的交换。这一举动立即促成了决策层的西征决定，并间接支援了爱国外交官曾纪泽在相关勘界议定会议上的外交斗争。188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

但历史给这群渴望实业救国的商人们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无论是徽商的谋略，还是晋商的大气，他们的政治投资都化为飘渺的虚影。他们只能看着一个没落的王朝以衰竭的气力维持着最后一丝残喘，默默地一声叹息。

四

山陕会馆号称“天下第一楼”，这当然不只是建筑艺术上的创获，更为郑重地讲，这是一种根植于历史兴衰中的沧桑。山陕会馆的荣辱也凝集了一个民族实业发展的心血，但它却不以老迈的姿态，用历史与岁月所铸造的巨大惊悸，把自己装扮成一尊僵硬的雕塑，而是用血泪的警示，让自我灵动的躯体，更具浑厚的质感。

山陕商人以集约化的模式构建成一支极具开拓精神的商业团队，这使他们在资源配置中更具集中化的显著优势。一个优秀的商业财团，保持外在的持久战斗力与协调内在的集团向心力，是立足商海的两个基本点。秦晋商人开创的当然不止是称雄于世的巨大财力，更有许多秉承至今的商业精神。一个仅靠“乡谊”维系的庞大商业组织，在攻占商品市场时，从来都是以整齐的步调展开协作分工，而在财团内部的利益分配上，也鲜见明显的资产纷争。在秦晋商人的商业实践中，“买卖不成仁义在”是一个极为实用的商业信条。

山陕会馆的布局恰恰体现了这样功用。在一个畅叙乡情的地方，娱乐化的职能让商业运营的方式更具多元化的选择，而四周矗立的神殿，又让中国古代的商业文明承袭了传统色彩的厚重。山陕会馆存于乱世，它所承接的，是一种商业精神，也是一种历史启迪。

往来于山陕会馆的巨商，并非都用利益杠杆来衡量事物的可行性，他们的实业梦想，似乎比那些将民族资本当作政治筹码的政客们更为纯粹。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由清政府所控制的国家资本开始进入实业投资领域。他们打着“强国”的旗号，创办了当时远东最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用以装备一支新兴的地方军阀武装——淮军。他们又以“富民”为幌子，创办了如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民用工业。但这些完全参照封建衙门式管理的官僚实业，根本体现不出丝毫的服务理念及职业道德。

曾有爱国华商拒绝了外国轮渡公司的申请，坚决邀请设备极其老化的轮船招商局托运货物。但这家自持很有政治背景的企业，不仅在速度上不具竞争优势，连商品的日常管理都存在着极大的漏洞。大批货物损毁，也不存在任何的损失评估及赔偿机制。而投资轻工的天津机器织布局，不仅拖欠许多棉麻商人的大批货款，甚至直接对棉农下手，以近乎掠夺的方式进行原料采集。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即使用这种手段经营的企业，居然没有任何赢利。倘或以商业眼光来看，这确实是中国官员实业家们经营能力的悲哀，而从政治角度而言，这不失为政治资本积累的一种形式。积贫的中国就如同一个羸弱的玩偶，在内外的践踏与攫取中奄奄一息。

当时的国有资本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民族实业，则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他们的集团化经营，已建立起颇为健全的商业服务体系，而网络化的模式，又满足了相关设施的配套化要求。

光绪二十一年，一位叫做庞藻的客商在赊旗的繁华商业地段开设办事处，下辖“久成通记”“久成隆记”“久成庆记”三个经营网点。在一个巨商云集的地方，这一点产业当然还不能让他跻身“大贾”的行列，但“久成”却是当时少有的几个参与国际贸易的商铺之一，它的市场份额甚至在当时的国际布业工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几乎很难想象，在一个偏狭的院落里，几位帐房先生手中所拨弄的算珠，居然能在千里之外的欧洲大陆引发纺织品的价格波澜。

1893年，河南柞蚕丰收，立即引起上海等地商铺的抢购。极具商业敏感的庞藻也迅速抓住了其中的商机。因豫绸色泽鲜润，丝质柔软，马上行销海外，并占据极大的市场优势。但因来年柞蚕减产，不能上货，上海洋行屡遭外商催购，销售市场纷纷丧失。从表面上看，这是庞藻个人商业实践的挫折，但从深处追究，却极具现实的改进意义。这位深谙经营之道的实业家立即意识到：行业性的生产标准实际上决定了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在产业格局变动及市场趋势易改的过程中，一体化的经营必须以规范化的要求作为保障。于是，在无数孤灯独守，朗月照耀下的夜晚，庞藻反复比对着技术改进前后的绸布，翻阅着国际生产标准的文献，时而默思，时而颔首。月影下，是他刚刚制定的《办事细则》及《改良丝绸章程》······

庞藻的精明之处当然不止于生产领域，身处乱世，他在兴隆的业务中又迅速觉察到了潜藏的危机。他用高度的商业责任意识，建立起绸布的检验机制，又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商业理念，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这一系列的改革，让中国的传统实业颇具现代企业制度的风范，也让一代巨商的人格魅力，上升到一个极为健全的水准之上。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同样波及中国。庞藻所经营的缫丝厂未能幸免于难。他捐出厂房及位于潦河的二十亩土地，建为“久惠义仓”，每逢灾年，开仓施粥，救济贫苦，又在张家湾渡口设置义船，往返义渡，广受好评。百姓为其在石佛寺建立“庞竹卿先生懿德碑”，遗迹至今可寻。

庞藻位于山陕会馆之侧的商业网点早已匿迹。而“天下第一楼”的美誉却让饱经沧桑的山陕会馆颇有“高处不胜寒”的孤寂。兴许，它的存在，正是为了测定历史的重量，归纳历史的结语。

五

正如宛梆中所演绎的那样，人生悲喜的细节，在戏台上只是一种笼统的提炼与浓缩。具有穿透力的表演会立即引发心灵的共鸣与震颤。山陕会馆有资格对赊旗这样一个区域商业中心作出兴衰的见证，风云变幻中，它也足以充当一个时代商业文明的历史标本。只是转瞬回眸，已不见车水马龙的繁华埠市，只有一些附近的农户，在巨商们最大的展示舞台下，做着最小的薄利买卖。

巨商们创造过许多耳熟能详的商业神话，但可悲的是，他们又都未能完成自身的社会转型。他们没有依据自身的实力而提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自主要求，却过分依赖一个并不崇尚商道的时代，最终，如同封建末期许多走向苦难的民众一样，本代表着较高生产力水平的商人，也成为一个没落的群体。

在中土厚重文化底蕴的熏陶下，许多实业家并不缺乏儒商的风度，但过多的道义责任却未必利于一个商人形成纯粹的商业思维。明代学者汪道昆曾指出“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起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张一弛，迭相为用。”这种家族式的职业分工，以商养文，以文传家，看似形成了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实际上还是把商业居于十分边缘化的地位，商人无非只是一个改变身份的跳板而已，许多成功商人的后代，还是选择了从政举业之路。这大大影响了商业文明延续的持久性与一贯性，因此，在中国商业化进程所形成的许多“个人时代”，最长的无非也只有十数年。

中国近代的商业起步，本来就源于对贫穷的反抗，一种出于无奈的职业选择，决定了传统商人本身的局限性。但随社会化生产的发展，他们必然会由自由贸易而逐步走向规范化与制度化，并最终成为中国资本社会的领导阶级。但这样的转型没有在中国的实业家身上发生。他们并不谋求自身社会实力的强大，也不急于打破中国自己自足的商品市场。他们慷慨的政治投资换不回丝毫的政治红利，自我的矮化意识却贯穿商业活动的始终。山陕会馆在风雨飘摇中，让一个个财富神话成为历史形迹的幻影，又让一幕幕人生悲剧，见证时代沧桑的细节。中国传统实业家的兴衰，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写照。

中国传统社会不尊崇商道，而处于封建社会后夜的清朝政府，也已无法保障正常的商业投资环境。军事上的失利及外交上的挫折让这个昔日的大国维持着艰难的喘息。位于帝国中枢的决策者们也在寻求着平衡各方力量的支点，但他们的着眼点却在于怎样维持既得政治利益的持久与稳定。

这群毫无现代经济管理理念的政客，在接管国家机器之后，就伴随着巨大的恐慌与隐忧。他们来回在豪华的府邸中踱步，椒兰熏染，茶香袅袅，而看到的却是千里之外的烽火硝烟，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无数荒诞的决定，就是在这样的忧虑中作出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决定，也作得极为艰涩。

他们根本无视价值规律的调节，不惜以政府的公信力为代价，强制干涉资本运营，使货币流通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倾斜。他们对货币的发行量及投放量丝毫不加控制，巨大的通胀压力使人们的生产及生活成本急剧上升。

1858年，一道苛刻的政令一经发布，就立即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清政府要求征收商品过境税，值百征一。厘金税的出现，直接打破了全国统一市场的进一步形成，这对于追求一体化经营的巨商们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次年，山陕会馆再次见证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次革命：因厘金苛重，引发全国性的商民罢市，百业凋零，当局震恐，而赊旗是罢市运动的领导中心之一。

中国的商业普及发轫于落后的基础，相对于西方工业革命的跨越式发展，更具忍辱负重式的悲壮意味。西方工业发展所需的原始资本，实际上是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贫穷国度中完成积累的。国内的政治打压及国外的经济掠夺让中国的实业家们承受着双重的压迫，这造就了今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1866年，桐柏县天主教堂举行礼拜，教士要求教民跪听宣讲，群情哗然，教民愤怒之下砸毁教堂，教士诉诸总理衙门，当局居然下令处决参与运动的教民。

1894年，法国驻京公使照会总理衙门，以“永不索还”南阳江浙会馆为条件，请河南当局批准靳岗天主教堂筑寨，总理衙门始拒后允，大量民田被占。

1853年，一批英国商人以传教为名义，强占邓州大批农田，开设经营性的烟行，其所出产鸦片，在1895年的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获得金奖，产地标注“中国邓县”。

······

在夹缝中挣扎的中国商业文明，书写了太多的财富神话，也见证了太多的历史无奈。而坐落在黄昏晚霞中的山陕会馆，则用淡定的神态审视着历史起伏的点点波澜，历史诉说着人生悲喜的细节，但岁月毕竟如同河流，你所占据的时间已倏忽而逝。而山陕会馆则成为亘古的丰碑，它不能留住时间，但它却占据了邈远的空间，仍然用一种包容的豪气，诉说着启迪，也呼唤着希望。

照鉴楼下的宛梆仍在继续，戏如人生，人生却不可随意如戏。只有深谙这个道理的人才能在戏与人生的抉择中升华自我。安详的老人们已不大会为曲折的戏剧情节而动用感情了，恢弘的山陕会馆，似乎已包容了太多的悲喜，融释了太多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