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上虞崧厦镇吕家埠村红色革命寻迹

崧厦街道吕家埠村依偎曹娥江畔，与称山隔江相望。这里人杰地灵，是中共虞北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抗日时期的红色堡垒村，在上虞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曾在余（姚）上（虞）县坚持革命斗争的老领导——雷行同志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吕家埠有一个坚強的党支部，群众团结互助搞得好，组织纪律性和斗争性也很强，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解放前夕，这里扩大民兵组织，有力阻挠国民党军队过江，在守护江防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崧厦常备队队长谢汝昌

如今，我们已进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现将吕家埠村的革命事迹梳理如下。

农村码头工人——扛运伕

吕家埠赵村义渡，古时为越州（绍兴）至明州（宁波）的交通要道，也是官府传递公文的重要途径。竹木、柴炭、食盐、黄豆、玉米等大量物资南来北往，在义渡附近翻塘过坝。村民王鑑清在坝头附近开了一家“过堂行”。后来吕家埠这边，村民吕福田、吕山寿也相继开设过堂行。三家过堂行在从事货物贸易的同时，承揽翻塘过坝的业务。

随着坝头业务的日益兴隆，衍生出一支从事短驳运输的搬运工队伍，当地称为“扛运伕”。由于短驳作业较为特殊，遇到搬运船只等大件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几经历练，那些原來自由惯的农民，渐渐锻炼成为召之即來，來之能干的扛运伕。天长日久，这支由三十多人组成的队伍成了一个具有较强纪律性的小团体。在不断的打拼中，吕炳夫、章华相脱颖而出，成了扛运伕队伍的当家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事地下工作的冯振川（又名冯超岑）、章钟兰（又名章迪先）先后来到吕家埠成德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向扛运伕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从此打破了他们平静而清苦的生活，也改变了吕炳夫、章华相等人的命运。

吕家埠村委会

中共吕家埠党支部的诞生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芦沟桥边响起了中国军队奋起反击的抗日枪声，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许多热血青年纷纷投入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中。杭州沦陷后，当时就读于浙江高等测量学校的崧厦章家村的章钟兰因失学被迫返乡。随即他参加了上虞县各界青年抗日救亡协会，从而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陈树谷等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5月，中共上虞县工作委员会成立，陈树谷任工委书记。不久章钟兰接受党的委派，來到吕家埠成德小学，与隐蔽在该校的地下工作者冯振川老师，一道以教书为掩护，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了解到，位于百沥海塘与王公沙塘之间的沙涂角，有一座张神殿，该殿与吕家埠坝头及两家“过堂行”相邻。张神殿茶亭常年对外免费提供茶水，过往行人常常在此停留小憩。扛运伕在工余间隙，也经常來到这里休息。经过深入了解和接触，上级地下党组织认定，扛运伕是以出卖体力的码头工人，是农村无产者，这支队伍在吕家埠举足轻重，于是他们便将工作重点放在了这里。后经县工委书记陈树谷亲自考察，发展扛运伕队伍两位当家人吕炳夫、章华相为中共党员。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1938年8月，中共吕家埠支部成立，章钟兰出任书记。从此开启了吕家埠村的革命斗争史。

构筑红色堡垒

1939年1月，章钟兰遵照上级指示离开了成德小学，由吕炳夫接任支部书记。他与章华相一道利用负责扛运伕队伍的有利条件，通过联络感情，团结穷苦百姓，物色骨干，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先后发展本村的吕家忠、吕鹤鸣为中共党员。

1939年5月，已接任上虞县工委书记的傅子评，对吕家埠党支部的工作十分重视，他与时任县工委组织部长的陈树谷、中共上虞县青年服务队党支部书记万正，以及绍兴宣传队的徐涤生、吳经云（女）等人多次來到吕家埠，组织成立了以扛运伕队伍为骨干，有120人参加的吕家埠青年服务队，并推选章华相担任队长。

解放前的竹匠师傅工具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中共浙东区党委于1942年对所属区域进行了调整。同年8月，中共余上县委成立，虞北地区划归余上县委领导。

1942年11月份，中共虞北区委成立，赵平任书记。赵平调离后，柴及、赵瞻先后接任书记。他们相继來到吕家埠开展秘密活动。那时敌强我弱，有的背着草篓或者手挽竹篮，有的挑着货郎担，常以割草，做小生意为名，东绕西转悄悄地來到吕炳夫家里进行密谈。当年吕炳夫的家处在村庄的最北面，环境偏僻。有时为了传递信息，吕炳夫常派儿子吕张校去和章华相、吕家忠等人联络。

1943年5月，余上县自卫大队在闸头王家成立。虞北区八一工作队队员雷行、王志英、柴华英等人和余上自卫大队部分战士，在大队长蔡葵的带领下，活跃在谢塘、盖北、金山盐场一带，逐步向金冯刘、下湖头、上湖头、东华、蔡林、西华、吕家埠等地发展。他们广泛发动民众，组织成立农民自卫队。扛运伕成员、吕家埠青年服务队队员以及其他穷苦农民纷纷响应，踊跃参加。当时吕家埠农民自卫队有200来人，吕炳夫、章华相分别担任正、副队长。1944年2月，崧厦区常备队队长谢汝昌、指导员雷行等抗日战士，在各村农民自卫队的基础上，秘密组建了抗日民兵组织。吕炳夫、章华相将吕家埠青年服务队成员全部编入民兵组织。

战友之情

抗战初期，一批热血青年纷纷投入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中，陈树谷、章钟兰、万正等人相继打入国民党上虞县政工队。陈树谷被任命为崧厦区队队长，章钟兰为百官区队队长。他们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巡回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宁死不做亡国奴，誓与上虞共存亡”等抗日主张。不久国民党将政工队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服务队。万正、章钟兰等人转入上虞县青年服务队。1940年10月，万正任中共上虞县青年服务队党支部书记。他们经常到吕家埠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与吕炳夫、章华相以及吕家埠青年服务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原广州军区文化部部长万正

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X共高潮，形势日趋险恶，上级党组织为保存力量，采取隐蔽对策，对一些已引起敌顽注意的人员陆续调离，转移。县工委负责人傅子评、陈树谷先后调往嵊县和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队。

形势突变之后，万正来不及转移，他东躲西藏潜往吕家埠村，躲在章华相家里。晚上，他又不断变换住处。一天夜里，吕炳夫与章华相陪伴万正睡在张神殿里。半夜时分，突然从黄家堰方向传來枪声，三人立即转移过江。第二天早上，才弄清是国民党军队的哨兵，将两个过路的生意人当作“共党”的情报人员枪杀。在吕炳夫、章华相等人的全力保护下，万正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捕，两个月多后，他告别战友，辗转前往苏北。

暗流涌动

1941年4月下旬，日寇占领宁绍平原后，国民党军队和各级政府官员逃之夭夭，基层政权自行解体，地痞流氓、散兵游勇横行乡里。同年秋天，日寇在五夫、驿亭、百官、小越、崧厦等重要集镇和交通要道设立据点，把社会渣滓收编为汪伪政权的地方部队——上虞县保安队。他们与日寇狼狈为奸，到处扫荡，滥杀无辜。广大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暗流涌动，吕家埠青年服务队成员和农民自卫队员，在成德小学冯振川与李邨（又名李颂南）老师的指导下，吕福庆、吕作坤、吕宗耀等人经常利用晚上，到崧厦街上散发传单，张贴宣传标语。第二天一早，章华相等人以喝茶为名，打探宣传效果。农民自卫队员和民兵利用身为普通百姓的有利条件，搜集日伪情报，传递给抗日武装。

1943年夏秋之交，在谢家塘双庙附近，举办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民兵集训班，参加的都是各地的民兵骨干，吕家埠村的章华相、东华村的王寿灿也在其中。集训期间，中共三北地委宣传部长的谢飞及朱之光和虞北区委书记赵瞻等人前去讲课，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提高民兵骨干的思想觉悟，坚定对敌斗争的意志。同时学习如何开展游击战、麻雀战和怎样使用武器。

传递情报

自吕炳夫接任吕家埠支部书记后，由支委吕家忠负责对外联络。1942年8月，中共余上县委成立后，党支部的上线由上虞县转到了余上县。那时余上县委辗转在余姚临山与黄家埠一带，居无定所，由地下交通员往返两地，给所属支部传递情报。开始，交通员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有一次，她从吕家埠返回余姚途中，在小越附近不幸遇害。后来接替她的是一位男同志。自此以后，传递情报更为谨慎。有一次，那位交通员带着两只麻袋和一根扁担來到吕家埠张神殿茶亭接头。当时茶亭內有不少休息闲聊的人。不一会儿，吕家忠(嘉宗)前來接应。交通员看到他头戴铜盘帽，便用扁担在地上轻轻地点击了两下，吕家忠随即拿下帽子，拍了拍佯装掸灰尘。双方对上暗号后，交通员说：“老吕，我托你买的米糠有否收好？”“已经弄好了，到我家里去拿。”吕家忠回答。交换了情报，交代了下次接头的联络暗号后，交通员迅速离去。

吕家埠村的老房子

吕家忠与外人频繁的接触，引起了敌伪情报人员的注意。崧厦维持会副会长顾荣贵（西华人）打探到经常有身背黄布雨伞的余姚人在吕家埠进出，他便放出狠话，要到吕家埠扫荡。家忠的朋友得悉这个情况后，联想到家忠家里经常有陌生人进出，于是约上家忠的兄弟一道上门相劝。吕家忠既不承认但也不否认自己已参加了革命，他告诉兄弟：“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若杀头也决不连累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夜袭滕部老巢

“虞保”第二中队滕祥云部有200多人，3挺轻机枪，100多支步枪，盘踞崧厦祝家街、迎紫路一带。该部以原国民政府的盐警为骨干，网罗地痞流氓，还不断招兵买马，最多时有六七百号人马。其时金山盐场、崧厦协和酱园成了滕祥云嘴边的肥肉。他们与驻扎在崧厦同仁桥头邵家大屋的鬼子小队联手，沿前喻江、后喻江、东庵桥一带筑造土城。城外筑有篱笆，篱笆内侧有些地段挖有壕沟。在东庵桥，张湖桥、后喻江构筑碉堡，搭建瞭望台。在曹娥江边的五甲、赵村、谭村等主要渡口，以及沥海所、雀嘴、寺前、施家堰等交通要道设立14个据点。

吕家埠解放前的老房子

1943年9月，盘踞崧厦的日本鬼子去宁波集训，当地日伪势力相对空虚，给部队打击崧厦的敌伪势力创造了有利时机。当滕部获悉“三五”支队准备攻打崧厦时，大部分兵力已逃到了百官附近和沥海那边。余上县自卫大队和虞北区委发动各村农民自卫队参加行动。那天夜里，吕家埠、蔡林、东华、上湖头、下湖头、金冯刘以及章家沥、金山盐场等地的农民自卫队员约500余人，随主力部队开进崧厦，将滕部老巢的碉堡、篱笆、瞭望台等工事全部毁平，并缴获大批粮食、布匹等物资，一些运不走东西全部烧掉。部队于当天深夜撤离。夜袭滕部老巢，吕家埠农民自卫队功不可沒。

打入敌伪政权

为了打击敌伪势力，吕家埠党支部积极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组织领导农民自卫队和民兵巡夜护村，反苛捐杂稅，反抽壮丁，反征粮，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收集传递情报，护送公粮，筹集重要军用物资和为部队当向导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及时掌握敌人动态，便于开展地下工作，经上级党组织研究决定，派章华相、吕鹤鸣先后打入到敌伪政权的基层组织。1944年起，他俩分别担任了当地两个保的正、副保长。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一旦工作需要，便可里应外合。1945年6月，吕炳夫、章华相通过內线，掌握了有关伪军调动的情况，派民兵吕纪堂将情报送往谢塘崧厦区中队驻地，使上级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

吕家埠老农割稻谷

为了蒙蔽敌人，白皮红心的伪保长有时也得装装样子办点事情出來，这样或多或少会引起当地群众的一些不满和误解。想不到，这样的安排却给事后的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

积山之战

抗日战争时期，镇海、慈溪、余姚、上虞等县，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活动范围，金华、义乌、萧山、绍兴等县，为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活动范围。据原西塘乡乡长吕福庆生前讲述，当年金萧支队从事民运工作的同志，通过亲戚关系，将活动范围延伸到了曹娥江右岸，先后联系上了他与吕作坤等人，在吕家埠一带秘密开展抗日活动。

1954年秋以前，曹娥江左岸的东关、长塘、汤浦、道墟等地隶属绍兴县。按照党的地下工作的纪律，基层组织之间不准发生横向联系。当时吕家埠农民自卫队及抗日民兵组织由党支部暗中领导，吕炳夫、章华相分别担任农民自卫队正副队长。他们与吕福庆、吕纪堂等人都在从事抗日活动，但双方都不知对方底细，大家配合密切，心无芥蒂。经吕福庆、吕作坤等人的联络，1945年2月的一天晚上，章华相带领吕福庆、吕作坤、吕纪堂、吕来夫等五十多名民兵，利用当地的渔船，摸黑渡过曹娥江，长途奔袭，配合金萧支队战士攻打道墟积山伪军据点。民兵与部队战士并肩作战，奋勇杀敌，打得伪军头目王小明落荒而逃。战斗中，解救出被伪军关押着的道墟“杀猪阿二”等多人，还拆除了积山上的炮台，彻底摧毁了这个日伪据点。

支援花宫歼顽战

1945年5月，余上县自卫大队扩编为余上特务营。为了扩大我军影响，巩固新开辟的根据地，5月14日，余上特务营在政委谢飞的带领下，到崧厦、沥海一带开展活动。崧厦区常备队指导员雷行和陈光裕以民运工作队员的身份，带领吕家埠等地的民兵配合部队行动。5月17日晚上，部队宿营在沥海花宫村。18日黎明，江雾迷漫，一片朦胧。国民党绍兴县自卫大队3个中队近300人，携带8挺轻机枪，从绍兴孙端出发，夜渡曹娥江，向余上特务营宿营地悄悄摸来。哨兵听到异常动静，发出口令：“哪一个？”“我们是做小生意的。”对方佯称。“做什么生意？”对方支支吾吾，哨兵迅速朝天鸣枪警告。顽军立即用机枪扫射。特务营也用机枪奋起反击。交战约一个小时后，浓雾渐渐散开，才知顽军占领沥海所城后，兵分两路，一路留守所城，一路从西北方向朝南向花宫村进攻，妄图将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消灭在曹娥江边。面对严峻形势，谢飞当机立断，由当地群众和民兵带路，副营长刘发清带领一中队，在麦蓬中匍匐前进。抄近路穿插到所城东门，指战员们迅速登上城墙，向顽军猛烈攻击。这突如其來的袭击，犹如晴天霹雳，打得顽军晕头转向，一片慌乱。此时冲锋号吹响，“同志们冲啊！冲啊！”顽军担心被包围，边打边退，退出所城西门后，朝南汇方向逃窜。

接着一中队调头转向，支援正在与另一路顽军酣战的另外两个中队。此时正朝花宫村攻击的顽军没有想到，机枪已从背后扫來。瞬间，顽军发现向他们冲來的是身着灰色军装的部队，惊恐万状，明白自己已腹背受到夹攻，只得放弃进攻，朝南汇方向逃窜。特务营和民兵紧追不舍，一直追了十多里地。顽军溃不成军，拼命上船逃离。战斗结束后，民兵协助部队打扫战场。这场仗打得出敌不意，大获全胜，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多支、子弹1000余发，打死顽军40余名，俘获中队长以下官兵26人，顽军逃跑时，淹死在曹娥江里的也有不少。这一仗大灭了顽军的反动气焰，显示了我军凛然不可侵犯的威风。

筹集军需物资

1945年4月，区常备队队长谢汝昌转任崧厦区区长兼区委书记。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1945年8月，浙东游击纵队和地方武装都在抓紧整编。区常备队改编为崧厦区中队，崧厦盐民游击队并入区中队，雷行任区中队队长兼指导员。同年8月中旬，谢汝昌奉命调往浙东纵队海防大队。在调离之前，他在西华赵家召开了一次大型联络会议。当时会议的保卫工作，由吕纪堂带领吕家埠民兵负责站岗放哨，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吕家埠村的老房子

谢汝昌调到海防大队时，部队正忙于修理船只，充实力量，为解放宁波和配合新四军主力解放上海等大中城市作准备。修船急需大量桐油，但一时搞不到货，心急如焚。谢汝昌要求崧厦区中队想法筹集。吕炳夫、章华相接到指示后，利用身处坝头的有利条件，通过经常与“过堂行”打交道的商客，很快搞到了10箱桐油。一天晚上，由吕福庆、吕宗耀、吕双良等民兵将桐油送往谢塘崧厦区中队驻地，再由区中队转交海防大队，解了燃眉之急。

风云突变

抗日战争时期，余上县虞北一带敌、顽、我三方犬牙交错，不断拉锯，是最为艰苦的敌后游击战场。1945年8月7日下午，盘踞百官的伪军黄嘉兴部派出一支近百人的队伍，直扑崧厦，搜捕各村的抗日民兵。第二天早上，东华民兵夏纪友、王爱舟被伪军黄嘉兴部抓获，枪杀在雀嘴村塘外。9日凌晨，港口下洋民兵孙建华被刽子手剁死在崧厦牛市街傳春潮肉铺的砧板上，身首分离。

吕家埠解放前的女竹木社社员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敌人不断进村入户进行搜捕。此时吕炳夫等人已不敢在村里公开露面。有一天，吕炳夫、章华相与两位沒有“北撤”的地下工作者正在吕家忠家里商量工作，突然远处传來几声狗叫，他们正准备分散转移。转眼间，屋外已传來了奔跑的脚步声，來不及了，四个人只好爬上阁楼躲藏。不一会，崧厦维持会副会长顾荣贵带着几个匪兵冲了进來，紧张的气氛霎时弥漫整个屋子，楼上的人子弹已经上膛，枪战一触即发。此时吕家忠沉着应对，连喊：“先生请坐，请坐。”匪首用x枪点在家忠的脸上，划动了几下，吓得家忠老婆浑身颤抖。接着匪首抽出一根香烟，向家忠借火，借机观察反应。吕家忠将点着的火x递到匪首嘴边时，突然被他吹灭，要求重点，并双眼紧盯吕家忠。家忠镇定自若，一边重新点火，一边将老婆支开，叫她去烧水泡茶。吕的老婆急中生智，用湿稻草将燃烧的灶膛塞得满滿的，顿时屋内烟雾弥漫，呛得匪兵逃出屋外。匪兵在门外站了一阵，没有发现任何疑迹便忿忿离去。

吕家埠解放前的船码头

暂避锋芒

1946年盛夏的一天凌晨，二十多个荷枪实弹的匪兵包围了吕炳夫家，两个匪兵冲到楼上，准备抓捕吕炳夫。没有抓到人，匪兵押着吕炳夫16岁的儿子张校到村里搜索。吕张校假装惊慌，走走停停，不时佯装向乡邻打听一下。乡亲们明白是敌人在抓捕吕炳夫，便摇摇头，等匪兵队伍一过，立即通知村里民兵赶快逃离躲避。张校领着匪兵，有意从章华相、吕家忠、吕鹤鸣家门前经过，白皮红心保长吕鹤鸣心神领会，想法通知了吕炳夫。那天晚上，吕炳夫与章华相睡在继拜儿子吕校泉家里，他俩得悉情况后，立即翻过屋后的围墙，转移到旁边另一位保长吕纪来家中，逃过一劫。

敌人连续不断地到吕家埠进行搜索，并派兵控制了渡船码头，吕炳夫、章华相等人在当地已无法立足。拉钓船上的吕阿水冒着极大的风险，摸黑将他俩送到了曹娥江对岸。他俩躲在江边的草荡中商量对策，安排好村里的善后工作，两天后逃往上海，通过远房亲戚顾佳林寻求避难安身。后來他俩在“上海泰昌南货店”的食品工场落脚。

1946年7月10日晚上，国民党军队驻沥海所傅立庚部的一个班，悄悄地摸进了吕家埠村。吕福庆闻讯后，与吕作坤一起迅速逃离出村。吕福庆逃到上海以后，经乡邻保荐，进入上海“王连记”营造厂建筑工程队，在浦东高桥一带码头上做工。不久，吕家忠、冯振川等也人逃往上海。

残酷迫害

吕福庆出逃后，匪兵将他父亲抓去，进行严刑逼供，打得他两耳出血，吕父宁死不屈。最终由乡里作保，吕家交了六石黄豆，吕父才死里逃生。傅部还将吕父在三汇那边种地住的两间草舍放火烧掉，以防吕福庆潜往那里落脚。

1946年盛夏的一天凌晨，吕张校突然被楼下的敲门声惊醒，未等他缓过神來，两个匪兵已冲到楼上，揪住他的头发，将他拖下楼去，要他说出吕炳夫的下落。张校明白父亲的事不能泄露半点，于是他一口咬定自己是给吕家打短的外人，不知道主人的去向。匪兵又将睡在楼上里间的吕炳夫的儿媳边彩花拖到楼下，绑在一把椅子上，不断用枪托打她。边彩花坚强不屈，一问三不知。接着匪兵又将住在隔壁的吕炳炎五花大绑，拷打审问，也沒有得到一字半句。匪兵头目岂肯罢休，十多个匪兵押着吕张校到村里搜索。将近一个上午，敌人沒有见到吕炳夫的踪影，便押着吕张校回到原处。张校识破了敌人阴谋，便貌似关心地问：“先生，你们也够累了，先在屋里休息一下，我给你们去打点酒來怎样？”匪兵听到有酒喝，放松了警惕。得到允许后，张校便拎着一只陶瓷茶瓶，镇定地走出家门，等走出了敌人的视线，他扔掉茶瓶，一路狂奔，穿村过畈，跑过了崧厦街，跑到下湖头，來到了老楼屋村他姨父家里，总算逃出了魔掌。

公公吕炳夫不知去向，丈夫吕张校躲避在亲戚那边，边彩花带着4岁的小姑留在家里。为了抓到吕炳夫，敌人隔三差五上门搜捕。每当夜深人靜之时，听到砰砰的敲门声，姑嫂俩紧紧抱在一起，小姑哇哇直哭。扑空以后，敌人又押着边彩花到村里搜索。边彩花浑身颤抖，双脚打软，匪兵嫌她走得慢，不断用枪托打她。这样无休止地折磨，这个弱女子身上已被打得伤痕累累。

吕家埠村一角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当地革命进入低潮，许多抗日民兵及其家属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正经历着黎明前的黑暗。

迎接解放

1948年秋，一直在余上县坚持革命斗争的雷行、张明、陈生祥、陈光裕等武工队员，重返虞北革命根据地，來到吕家埠这个红色堡垒村，与曾是抗日民兵的吕宗耀、吕信耀等人接上了关系。上虞解放前夕，吕炳夫、章华相、吕家忠、吕福庆等人先后也回到了家乡。在雷行、张明、陈生祥等武工队员及区干部张永兴等人支持下，吕家埠党支部继续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将抗日时期的民兵发动组织起来，并秘密控制了附近一带的船只，千方百计阻挠国民党军队渡过曹娥江

194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二十二军从杭州余杭出发，沿杭甬公路捷进，19日抵达曹娥江西岸的东关、道墟一线，形成敌我双方隔江对峙的态势。5月20日晚上，强渡曹娥江的战斗打响。第六十五师一九四团首先向百官龙山之敌猛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六十五师突击队在距百官8.5公里的蒿坝馒头山，秘密乘船渡江，占领了滩头阵地，向守敌发起强攻。接着大部队迅速过江，由南往北，向外梁湖及百官龙山之敌发起进攻，21日拂晓，解放了百官镇。次日凌晨，部队向县城丰惠进发。

现在的吕家埠村的塘路上

得悉解放大军即将过江，吕家埠村100多名民兵，在章华相、吕纪堂等人的带领下，一大早埋伏在曹娥江边。5月21日清晨，在曹娥江下游，五甲渡附近，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六师一个团率先过江。此时守在附近猪头丘里的国民党上虞县乡镇自卫大队，企图负隅顽抗。但听到解放军的机枪“哒——哒”一响，这批乌合之众即刻作鸟兽散。逃窜时，遭到了吕家埠民兵的有力阻拦，当场被俘170余人。战斗结束，民兵协助部队打扫战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当天上午，解放了崧厦。民兵俞炳太坚决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经批准，终于如愿以偿，跟随部队朝余姚、慈溪方向前进。

继续革命

在极其艰苦的革命年代，吕炳夫、章华相等人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经受住了生死考验。1949年11月，吕炳夫任崧厦区三林乡乡长，李邨（原成德小学老师）任三林乡副乡长。同年12月，章华相接替朱继相任崧厦乡乡长。1950年6月，章华相与吕鹤鸣一道参加了绍兴地委举办的干训班，组织上准备将他俩调往温州地区工作。

同年秋天，五甲渡附近遭受洪涝灾害，捏鳎涂一带粮食严重减产。第二年春季，吕炳夫、吕家忠、吕宗耀等人和其他乡村干部挨家挨户动员村民上交公粮。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公粮上交任务。同时又组织村里民兵，参加虞北的剿匪斗争。为清除虞北匪患，建立和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吕家埠党支部继续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

吕家埠赵村桥头

1950年7月，三林乡拆分为蔡陵、三联、西塘三个乡。吕炳夫、吕福庆分别任西塘乡正、副乡长，吕纪堂任乡农会主任，吕家忠任西塘乡三村村长。吕宗耀任崧厦区农会主任。吕信耀任沥海区农会主任。1951年8月，西塘乡积极动员民众，捐献旧币1000余万元，支援抗美援朝。

崧厦区政府临时驻地——树德堂

解放初期，当地敌伪残余势力与土匪仍十分猖獗。1949年7月10日晚上，蔡林村发生了一起绑架案。上任不久的崧厦乡第一任乡长朱继相的母亲与弟弟朱继安被绍兴原李宝林部下绑走，关在绍兴皇甫庄附近一间柴草屋里，索要重金。绑架案发生前几天，一夜之间，蔡林村发生了土匪多处投放“金子信”的恶性事件。不久，百年老店港口“严同兴”也遭到了土匪的洗劫。同年秋天一个晚上，崧厦区政府干部张飞龙从吕家埠至南汇的回家途中，在沥海遭到了土匪的袭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时形势极其严峻。

1949年6月，新组建的崧厦区政府不断转移，从下湖头的“郭永丰”，转移到崧厦“九思堂”，后又转移到牛市街东边的“广元坛”。为确保区政府的安全，同年秋天，区政府办公地迁往群众基础较好的吕家埠村。

崧厦区政府迁到吕家埠村后，“树德堂”成了区政府与区武装中队的临时驻地。树德堂是一座五间三进的院落，是吕调卿先生的私宅。头进五间厅堂为区中队暂住地。正楼西边一间底层谷仓，临时关押过被抓获的二十多个土匪。吕家埠村成为崧厦地区行政中心后，许多重要会议在树德堂里召开，成立农会，建立民兵组织，抓捕土匪等事项都在这里研究制订。

谢汝昌老革命全家福

吕炳夫、章华相先后将吕双龙、吕來夫、金化生等二十多位穷苦青年推荐到了区中队，同时又推荐了吕调卿先生次女吕罗兰当乡文书。

约么八个月后，区政府迁到了崧厦“协和酱园”旁边的五间楼，与绍兴地委土改工作组在一起。最终区政府在崧城庙北边的顾家台门安营扎寨。

崧厦区政府在吕家埠村待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对虞北剿匪和社会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也给树德堂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除匪患

吕家埠村委门口大道

1949年秋至1950春，人民政府加强了搜捕镇压土匪的力度，吕家埠民兵经常跟随县大队、区中队抓捕土匪。有一次，在沥海围堵搜捕土匪时，经过短暂的激烈战斗，土匪落荒而逃，截获了三艘海船，船上藏有上万斤白糖。区中队与民兵还设计活捉了匪首王八妹的干儿子王富定。接着，又在虞北最大的匪窠——雀嘴村后桥埠头的墓群中，搜出了大批的枪支弹药。不久在余上两县交界处，活捉了一个匪兵，在裴家大悲庙里抓捕了正在那里策划阴谋的4个“忠义救国军”。吕纪堂带领三十多名民兵，在崧厦分金桥附近，抓获了4个土匪，并缴获了4支步枪，100余发子弹。其中一个土匪带枪逃跑时，被打死在河里。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共产党人的至理名言，为了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区、乡、村相继成立农民协会，建立民兵组织。各地民兵站岗放哨，日夜巡逻，口令天天换，外出人员必须有农会出具的证明才能放行。布下了天罗地网，土匪已不敢轻举妄动。

谢汝昌在上海海军干休所

1950年夏秋之交，在崧厦崧城庙前，召开了公审土匪头目王富定等人的群众大会。大会保卫工作分內外三道，有县大队、区中队、武装民兵负责警卫。王富定的小老婆，王八妹的干女儿带着两个随从，化妆潜入崧厦，准备劫法场，看到四周戒备森严，无法得手，才悄悄离去。接着在前庄五龙庙后，公审处决了匪首王岳方等人。在雀嘴村长池头，镇压了匪首章士良等人。随后又在雀嘴后桥埠头，枪决了一批罪大恶绝的土匪。经过几次公审大会，先后镇压雀嘴村及附近土匪59人。随即又关押劳改一批，戴帽管制一批，才彻底铲除了雀嘴村内的土匪窝。

蒙冤受屈

吕家埠健身广场

1950年秋，曹娥江五甲渡附近发生洪涝灾害，捏鰨涂一带粮食严重减产。为完成公粮上交任务，乡长吕炳夫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吕家埠人以大局为重，竭尽全力上交公粮。但上交的部份玉米质量较差，崧厦粮库主任（南下干部）说上交的公粮以次充好，是明目张胆的破坏征粮行为，指责他们已翻身忘本。吕炳夫知道情况后，想到为了完成征粮任务，自己犹如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立刻火冒三丈，与粮库主任发生了严重的争执。1951年5月，吕炳夫被撤销西塘乡乡长职务。

接着村里连续发生了几桩大事。1952年农历正月初二早上，以贪污渎职，破坏新婚姻法及保庇反革命罪，对时任西塘乡副乡长的吕福庆刑事拘留。后來查无实据，吕福庆于4月28日释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已将吕炳夫、章华相推上了被告席。原告诉说：吕炳夫系忠蔣（介石）分子，勾结特务头子章迪先（章钟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是混入共产党的内奸。章华相是混进党内的“三青团”骨干。他俩伙同吕宗耀诱逼120位青年参加了国民党“三青团”。1939年12月，吕炳夫、章华相将地下党员徐涤生出卖给特务章迪先，致徐被捕，至今生死不明。又趁谢汝昌等人到吕家埠组建民兵之际，他俩将120位“三青团”人员全部编入民兵组织，并分别担任民兵大队正、副队长，控制民兵，破坏革命。解放后又伪装积极，混入革命队伍。吕炳夫还介绍特务章迪先担任乡文书。1951年破坏征粮工作。章华相任伪职期间，强摊捐款，逼人致死。任镇（乡）长时，与吕炳夫一道利用责权敲诈勒索西华顾荣太40石大米。1952年5月，吕炳夫以反革命罪被捕。同年10月的一天晚上，章华相被五花大绑带走。

经上虞县人民法庭审理：1952年预审第149号判决书判处吕炳夫有期徒刑7年。第199号判决书判处章华相有期徒刑10年。吕炳夫、章华相被判刑以后，分别被遣送到苏北、黑龙江劳改农场改造。

吕家埠解放前的老房子

与此同时，吕家忠(嘉宗)、吕鹤鸣被开除党籍，时任崧厦区农会主任的吕宗耀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平反昭雪

吕炳夫判刑以后，不断提出申诉，结果罪加一等，追加了三年半徒刑。1963年春，他刑满释放回家。

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徐立生（徐涤生之弟）陪同嫂子吳经云來到吕家埠村，探望离别多年的战友——吕炳夫等人。相聚之后，徐涤生之死才真相大白。原來吳经云的丈夫徐涤生，1943年8月11日，在湖北老河口乘船时，因船体触礁不幸罹难。对于吕炳夫等人蒙冤受屈一事，吳经云感到愤愤不平，表示一定为他们洗刷冤屈。她很快联系上了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傳子评及时任宁波市妇联主任赵平。他们立即与上虞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如实反映了吕家埠党支部建立的经过以及吕炳夫等人为革命作出的贡献。

1965年1月15日，上虞县人民法庭对吕炳夫、章华相反革命案进行重新审理。第64号判决书认定：1939年章华相受上级党的指派，担任青年服务队队长，吕家埠青年服务队是受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性抗日组织。关于他任伪职期间，强摊捐款，逼人致死一事，经查与章华相无关。至于解放后，章任崧厦镇镇长期间，倚权敲诈西华地主顾荣太40石大米问题，经调查核实，其性质属于向地主清算。关于其他罪状均查无实据。综上所述：1938年章华相入党以來，长期从事党的活动，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原判竟以反革命罪判处章华相有期徒刑拾年，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精神，现予以纠正，撤销上虞县人民法庭1952年度预审字第199号判决，宣告章华相无罪。遗憾的是，章华相已于1955年客死在黑龙江笔架山劳改农场。

吕家埠一隅

十天以后，农历腊月廿三，在吕家埠村召开了群众大会，上虞县人民法庭庭长苗方轩宣读了平反判决书。平反不久，赵平、陈光裕等人百忙之中來到吕家埠，看望曾经的战友，大家畅叙衷情，表示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努力工作。

平反后，上级党组织为吕炳夫、吕家忠等4人恢复了党籍。不久吕炳夫当选三联公社党委委员，三联公社“贫协”主任、上虞县“贫协”委员。吕家忠担任裕丰大队党支部书记。吕鹤鸣担任新塘大队贫协主任。吕宗耀当上了民办教师。随后吕炳夫、吕家忠等人应邀到各地作巡回报告，讲述他们的革命经历。为帮助解决章华相家住房困难问题，政府特批了860元抚恤金和0.7立方木材。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上虞梁湖蹲点。当他了解到1938年成立的吕家埠党支部，在革命时期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没有一个人投敌叛变，这样坚強的党支部，解放后竟然都被打成反革命，他被震怒了，指示必须追究责任。

《上虞史志》2012年第二期第8页刊载：对我县的原地下党组织，县委一直以来没有调查清楚，致使有些地下党员坐冤狱好几年，如吕家埠地下支部两同志，以混入党组织出卖我革命干部等“罪名”被捕，曾有原地下党负责人的证明，但未引起县委的重视，致使一位同志含冤而死。

拨乱反正

吕炳夫、章华相等人的冤假错案平反以后，文化大革命又接踵而來。清理阶级队伍时，赵平、雷行、陈光裕等人都被打成“反革命叛徒集团”成员，吕炳夫等人也被牵涉其中。于是不断召开X斗大会，批X所谓“吕家埠叛徒集团”，将吕炳夫、吕家忠、吕鹤鸣、吕宗耀等人揪去示众。又别出心裁，给已离世二十余年的章华相做了一个草人，让他的遗孀周爱莲抱着。

X斗大会后，吕炳夫等人都被戴上了白袖套，强迫他们从事扫地等义务劳动，有事外出还须请示汇报。因为经不起凌辱和折磨，吕家忠转侧难眠，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深更半夜，他经常独自起來，奔向曹娥江边，睡在一旁的女儿惊醒后，赶紧追出门去，将他死死拖住。吕宗耀被各种土刑罚折磨得精神面临崩溃，一次批X回來，情绪极度低落，已在床头藏好了剪刀、农药，准备夜深人静之时，了此残生。后來被他老婆发现，苦苦相劝，才放弃了寻短的念头。

为使这些“叛徒”永世不得翻身，又派外调人员到东海舰队航保处处长谢汝昌那里调查取证，受到谢汝昌的严厉训斥。章华相的遗孀周爱莲唯恐前來抄家，为防节外生枝，便让小儿子将他父亲的遗物——当年民兵大队使用过的两支军号以及一些书信，趁着夜色，偷偷地抛入了曹娥江。

1978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拨乱反正。1984年前后，时任福建省三明市党校校长的雷行，特地回了一趟老家。这位老革命重返故里，解放初期，虞北地区的几桩冤假错案真相大白，蒙冤受屈的当事人先后得到了平反。接着谢汝昌邀请吕炳夫等人去上海会面，畅叙战友之情。有关部门也为章钟兰恢复了名誉，他们夫妇俩又重新回到南京工作。

当组织部门征求吕炳夫、吕家忠(嘉宗)等人的意见时，这些劳苦功高又蒙冤受屈三十多年的老同志，沒提任何要求。后来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吕家忠、吕鹤鸣，吕宗耀以及吕信耀与遗属都享受了国家的有关待遇。1983年11月，吕家忠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绍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每逢春节，组织上派人对这些老同志进行慰问。吕家忠便用全部慰问金买了香烟，一一分发给村里的老伙伴们。凡此种种，彰显了共产党人纯洁高尚的品德。

久别重逢

吕家埠村鸟瞰图

1978年年底，原广州军区空军政治文化部部长万正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在虞期间他提出，想会一会当年的那些战友，特别是吕炳夫、章华相等人。一天中午，万正带着4个警卫战士开着小吉普來到吕家埠。三十多年前曾经同床共眠的战友，如今相聚一起，两位老人激动不已，场面感人至深。在吕炳夫的陪同下，万正來到章华相家里，看望曾经的恩人——章华相的遗孀周爱莲。听到老军人喊她一声“大姐”，周爱莲泪如泉涌，百感交集。得悉章华相蒙冤坐牢，病死在黑龙江笔架山劳改农场时，万正感到愤怒和心痛。面对章家一贫如洗的现状，万正离开故乡之前，向上虞有关领导提了一点建议。不久县组织部门将章华相的小儿子章小龙安排到了县党校工作。

万正，这位高级首长亲临吕家埠，专程看望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在吕家埠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到此当地群众才真切地感受到，吕炳夫、章华相、吕家忠等人当年为革命立下的功劳，那些曾经的疑虑与误解也随之烟消云散，围绕中共吕家埠支部的事事非非才尘埃落定。

80年代的农村

吕家埠解放前的老房子

解放前使用的桅杆灯

老奶奶去念佛

吕家埠老屋

吕家埠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