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农村代课老师的日子

作者 | 王学章

1968年10月10日，我正式结束了在南阳四年的高中生活，怀揣着南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发给的红宝书——《毛泽东选集》，回到了故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投身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运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享受“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的青春时光。

由于身小力薄，又没有生产技术，累死累活，也只能是二级劳力。早上干活，计2分，上午下午各计5分，每天比一级劳力少3分，比妇女劳力多2分。当年学校的高材生，竟然如此下场！满心希望我大有出息的姐姐，于心不忍，总想寻机会让我走出去，弄个公职，也免得埋没我的才华。

1969年8月底，她到公社开会，听教改组的李振山老师说，青台小学一个老师请了病假，需要找人代课。就赶紧把我的情况给李老师作了介绍，李老师答应让我去试一试。

回来当天，她买了两盒白河烟，带我找生产队长，请求他放行。当时，村上的干部，无论大队干部还是小队干部，都不愿意让人们外出，因为人们一旦外出，地位就有可能超过他们这些当干部的。有些人不经生产队同意，私自外出谋生，就定性为流窜犯，抓回来批斗。姐姐好说歹说，他想了半天，才勉强答应。商量的结果，按当合同工的处理方法，外出一个月，给生产队缴8块钱，计450分。

第二天，我便去见了李老师。李老师跟我谈了十几分钟话，觉得还可以，就给我开了介绍信。我拿着介绍信来到了到了青台小学，见了学校革委会主任，被分配到四年级，教毛泽东思想课，当班主任。住在学校，吃饭到一墙之隔的青台高中伙上去买。

文革中的小学生可真是不好对付。除了本街的老师，谁也管不了。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他们根本就不放在眼里。第一节上课，我就遇到了危险：教室门虚掩着，需要打开。可我一推门，咕咕咚咚就落下来几把笤帚。惊恐，尴尬，扫兴，愤怒，我不知道下边该怎么办。幸好学校革委会主任过来了，他进了教室，厉声训斥了一通，然后介绍了我。主任走后，我开始上课。当我转身板书的时候，啪地一声，一个石子砸到黑板上！

这课可怎么上！文化大革命时的课堂就是这样。

事后，我了解了班级情况，找出了捣乱学生，在我的老同学帮助下，让本街能收拾这个学生的大队干部，制服了他，稳定了班级。

我在青台小学教了13天学，除去一个星期天、参加全公社教师会一天，领学生到生产队摘花一天，教书只有10天。请病假的老师也该上班了，学校总务给我发了12.75元的工资（小教十级每月25.5元，按半个月计算），我就离开了。这工资，我全部交给了母亲。

时间虽短，意义非凡。它使我进入了教师队伍，开启了我的教学生涯；因为到高中吃饭，认识了几位高中教师，可以接触到一些文化知识，仿佛又回到了高中生活之中；因为开教师会，让不少教师知道我也教学了，几个没有考上学的初中同学，很早就靠关系当上了民办教师，见到我这个当年远远超过他们的优等生，便有意无意地宣传我如何多才多艺，扩大了我的影响；由于时间充裕，我还有机会到公社院串串门，到几个机关部门串串，扩大了交往面。

紧接着，我到常庄去代课。这是一个女教师的产假，56天。常庄，是我外婆家，从小我就在这里生活。受“侯王建议”冲击，我的启蒙老师也回常庄教学了，同事大多是舅或者老表，学生不少是表弟表妹表侄，没有人欺负我。我住在学校，吃饭就在外婆家。舅和妗子都很亲，变着法给我改善生活。

我的主要任务是教五年级毛泽东思想课，因为没有人教音乐、初中的农业基础知识课和群防群治课，老师们都不愿意多担课，学校领导就分派我来教。当时，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就傻里傻气接了课。一星期满满当当30节，没有一堂空闲时间。我的课，很受学生欢迎，到哪个班上课，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竞相传播，以至于全大队的人都知道学校来了个好老师。白天教学，晚上村上的人到我的办公室拉家常，请我到他们家里喝闲酒。快快活活地，一直到放寒假。

当我第一次领到全月工资之后，我去了趟社旗，花了16元钱，为老母亲买了一件内蒙古生产的羊羔皮袄，以报答老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给生产队交了8元，换来个劳动力月全勤工分。

春节过后，我到王堂学校代课，时间1个月，教初中数学，工资每月30.5元（小教九级）。那时，学校的公办教师都不在学校吃饭，可当地生产队却派一个炊事员，以换取收拾学校粪便的权利。我去代课，得在伙上做饭，他就为我一个人做。炊事员曾在郑州工作，给团省委当炊事员，人品敦厚，人人尊称十一老。他一天三顿，照做不误。蒸馍，炒菜，认认真真。一两面的面疙瘩，不多不少；二两面的面条，不用面盆，直接在案板上和，擀得厚薄适中，切得粗细均匀，做得有滋有味。一个月下来，只花了8元伙食费。

在与同事的交往中，我长了不少见识。其中两个同事，欣赏我的书法、音乐，认为我的课讲得干净利索，非常关心我的成长，经常推心置腹地指教我。那地方人员关系复杂，各色人等明争暗斗。我，一个代课教师，既不像公办教师那样有地位，也不像民办教师那样有底气，脚踏生地，眼观生人，得处处留心时时在意，夹着尾巴做人。他们教我如何识别好人坏人，怎样防范恶人对自己的伤害。一个刚踏入社会的人，最需要好人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的关爱，我非常感激。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我又得转场。地点是张营小学，教五年级。我住在三间大瓦屋里，需要自己做饭，自己带吃的和烧的。我背上一捆芝麻杆，带上柴米油盐酱醋，学着做饭。学校的负责人，是一位女民办教师，30多岁，管梁岗和张营两个校点。每次到张营来，都要帮我做饭，像个大姐姐一样。学校还有三个民办教师，大家相处得很融洽。年龄大的，有50多岁，他有10个孩子，人称老班长。他烟瘾很大，整天抱着个旱烟管，不住地吧嗒吧嗒吸烟，整日里笑眯眯地。他擅长书法，写出的字，硬硬朗朗，大大方方，中规中矩。我喜欢书法，在他的指导下，书法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的学生很有亲和力，尊重我，听话，学习秩序很好，短短的50天，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为了让我的代课连续起来，这一次代课时间还没有完，教办室就提前把我调到姚庄学校了。到姚庄要教工业基础知识课，就是物理化学课。物理要讲电学，是高中下放课程，我没有学过，一点儿也不会。可代课人需要门门通，样样会，像擂臼锤一样，掂哪儿确哪儿，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我边学边教，现发热卖，偷偷跑到青台，问问高中老师，回来打肿脸充胖子，高一腔低一调地讲。反正那时也没有人懂，学生也不打算学，就这样糊里糊涂讲了一个月。化学，我有办法，想方设法给学生做实验。乡里的学生从来没见过，觉得很好玩，都夸我讲得好，这样也掩饰了我教物理的不足。学校有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公社都很有名，我又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而且组织过村上的戏班子，曾经在南阳东方红影院登台表演，会吹笛子、口琴，多少会拉几下二胡、板胡，很快便被宣传队请了去，担任导演。其间，我还领着宣传队到公社参加汇演，得了奖状。

一个月的代课结束了，暑假开始了。我依旧回生产队干农活。秋期开学，公社没有再通知我去代课。我想全公社就我一个人是临时代课教师，怎么就没活了呢？于是就到教办室问情况。原来，教办室主任换了，代课指标转给了粮管所门市主任的儿子了。可经过二年的锻炼，经过几个学校的考验，我的教学能力广为人知，已经影响了整个大公社。主管文教的公社助理知道了，就指示教办室还让我代课。1971年春，我又到草庙王教书了。

这一次教的是83人的一年级班，三间草房，没有窗户，只在教室南边留了几个洞洞，透点空气。没有课桌，全是泥巴垒的台子。学生个个流着浓鼻涕，衣服蹭得起明发亮，整个教室充满了腥臭的气味。我实在顶不住，就想了个办法，下课后，我教学生们都到沟边去洗脸，看谁洗的净。小学生可真听话，沟边一字排开83人，蔚为壮观。一个个把鼻子洗得鲜红，进教室时，一个个把脸仰给我看，一人不落地问，“老师，我洗的净不净？”经过几天整顿，教室里没有了腥臭味。

小学生需要随时夸奖，越夸奖越听话，越夸奖做得越好。但对每一个都要夸，只要你夸了一个，其余的得一个一个夸过来。小学生也容易满足，不管你看清看不清，只要对他做个表示，他就以为你真地表扬他了。我在教室前边表扬一个学生字写得好，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举着作业，大声喊问：“老师，我写得好不好？”我说好，他也就笑嘻嘻地坐下了。

在这个地方代课，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性格各异，作风不同，我在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

此地代课结束，我回家里干活，直到9月才等到代课机会。这次代课学校是雷神庙，当时叫利民学校。学校是栗盘大队和李庄大队合办的，学校领导是青台公社派来的。我教初中数学。学校离家4里地，我和学生一起走读走教，4里路，仅需18分钟。

本乡本土，人熟地熟，本该心情舒畅，可我总是乐不起来。小学、初中时的同乡同学，都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当民办教师，而我一直漂泊不定，工作时断时续，不伦不类。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我不愿当民办教师，代课活便，收入高。岂不知，因为父亲曾在冯玉祥的四十军中当过四个月的兵，属于家庭历史不清白的人员，在本大队掌权人的心中，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当教师。国庆节后，代课期满，我回队劳动，自此结束了我的代课生活。

整整两年，先后七个学校，我经历了初涉教坛的各种锻炼，包揽了小学、初中各门学科，遇到了有生以来从未经验的诸多事情，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品尝了世间的酸甜苦辣，长了见识，长了才干，从一个单纯幼稚迷茫的学生，转化为比较成熟稍具社会生活能力的人，为我此后的生活探索了道路。

感谢上天赐予这段代课的时光。

作者简介 王学章，网名养心是福，1948年生，河南省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退休后返聘在校至今，热爱并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书法皆佳。一高校志编写者，一高校训、校歌歌词作者。已完成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帝国汉风》。公众号乡土中原总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