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散文：难忘的欢乐童年

乡情散文：难忘的欢乐童年

文：张永选

　　一九七一年的春天，我上了小学，是在大队办的一个教学点上的，这个小学只有四个年级。

　　我家地处大峁槐下山区，上学的路，全是山路，典型的羊肠小道，其中有一段不能叫做路，是沿着庄稼地的田埂走的，走路时一不小心就踩着地里的粮食。下过雨后，从田埂走过，不知不觉中裤子和鞋就被麦穗或糜子上的露水打湿了。下雪后，左滑一下，右滑一下地更难走了。山里的冬天，天寒地冻，我们小的时候，雨雪特别多，常常早晨起来去学校时，一拉开门，门外的风雪，立刻让人倒吸一口冷气，院子里早已是悄悄的落了厚厚的一层雪，我们便拿着铁锨或扫帚，边铲边走，一锨一步的去学校，到学校后，这样的特殊天气，老师和同学们自然是都在扫雪，校园里、操场上，已经堆起来一堆堆的雪。厚厚的积雪，一天两天是消化不了的，虽有阳光，但冬天的阳光光照不强，光热无力，好像是镜子的返照光似的 。一场一场地接着下，我们踩着雪地上的往日的脚窝，一步一步的走，时不时脚下滑一下，前后左右，都有可能滑倒，全在一个人的身体平衡了，走路时经常突然侧卧在地上，或砰的一声，躺在地上，惹得同伴们开怀大笑，这只是偶尔的情形。山里的孩子走雪路的技巧是很高的，他们无时无处不在这样的环境中行走，闪展腾挪，左右平衡，悠然自如，好似浑然天成。环境造就人。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身手自然矫捷，平日里，他们有时比赛上山，爬树等，劳动更是无处不在，乐趣也是无处不在，从小似乎练就了有种无所不能的本领。难怪有教授赞叹：你们农村的孩子怎么什么都会？因为生活是我们的老师啊！

　　在山区，这么厚的雪，要到来年春天，才会慢慢地融化。春天一到，地气上升，厚重的积雪，霎时像雪崩似的，土崩瓦解。雪未消融的漫长的冬天，我们仍然日复一日地走学校，一天两趟，早晨去，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去，下午放学再回去，每一个单趟的路程约摸有三里。雪地上，又是山坡，崎岖坎坷，或上或下，长年的练习，让我们现在走起路来，仍然身轻如燕，矫健有力。夏秋之际，有时，早晨从梦中醒来，忽听得窗外雨声潺潺，房顶上也是叮叮咚咚的雨点声，廊檐水像小瀑布似的飞落下来。不论外面的雨有多大，仍然阻挡不了我们上学，面对雨雪，哪时我们从没有不上学的想法。

　　中午到家，匆匆吃完饭，一般情况是家里人都已经吃过了午饭，对学生的饭舀好捂在灶炉旁，学生们一到，立刻掀起扣着的碗或盆，风卷残云的吞咽午饭。有的人家，偶尔饭还没有做好，上学的学生就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转出转进，就是不见饭菜做好。眼看别的同学都在门外吆喝着要走了，急得眼泪要夺眶而出。农家做饭， 没有统一的时间，农民们上工放工也没有个时间，队长说把这些干完放工，就干完放工，有时队长说今天大家都干累了，早点放工，社员们都高兴的咧开嘴，笑得合不拢，可以早点回家做饭搞家务了。所以做饭和上学的时间不统一。每家每户做饭的燃料也不一样，有的是煤炭，有的是柴草，勤快的人家，天晴时在柴房里或窑洞里 ，经常储放一些干好的柴草，天阴下雨时，好做饭。懒散的人家，计划不周，等到下雨时，找不到干柴，只能就半干不湿的柴草凑合着烧火，点不着火，烟又大，满屋子的浓烟，就是不见火苗旺起来，一顿饭一两小时做不好，谁能等得住？有的同学因不能按时吃饭，路上一路小跑，到学校时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还常迟到，挨老师的批评、罚站——老师罚站有时很有意思，在门外的地上，画一个圈，让迟到或犯了错的学生站在里面，有种画地为牢的味道。性急的，不等饭熟，就哭着跑了，害怕迟到，宁愿挨饿，空着肚子，也不敢迟到。这时，又急得家里人喂柴火的喂柴，拉风匣的用劲拉风匣，煽火的左右大幅度地煽火，忙个不停，还要互相埋怨：说什么动手的迟了、没有收拾好柴了、手脚不麻利了等等，哪个年月，我们就这样生活着，现在回想起来还有滋有味。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有了彻底的改善。大家凑钱，拉上了电，我们的家乡终于迎来了一个光与电的时代。

　　冬天，学校里取暖，有个土炉子，是老师用土块和泥巴盘成的，用这个土炉子生火时，也是小心翼翼，一台土炉子能用几年，有炉筒从房顶上穿出，当柴炭放入炉内，一下子噼噼啪啪，接着通通的响声，非常鼓舞人，听到火着的声音，坐在教室远处拐角的人，心里也能感觉到热乎乎的。火，是一种希望，火周围的人，也许能感觉到一点温暖，大多数人，只是燃起了一种火热的希望。看见了火，就有不冷的感觉。革命的火种，也是如此，边远地区的劳苦大众，是带着希望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并没有立刻享受到火的温暖。七十年代的冬季，群众生活缺吃少穿，冬天似乎更加漫长，我们时常手脚冻肿冻裂，几乎没有人不受冻，时常冻得脚不能着地走路，一走就疼，吃饭时，手拿不住筷子，甚至冻得流血，写不成字，有时老师叫到黑板前听写生字，或演算数学，抓不住粉笔，写不出个象样的字，本来就没有用过粉笔的小学生， 在老师同学面前，心里胆怯，害怕，此时不论天时地利人和，对被提问的同学都极为不利，战战兢兢，稍微出点错时，啪的一声，清脆的教鞭就落在你的手指上或脑袋上，用手一摸痛处，又是一下，接连几下，更是不知所措。“严师出高徒”，我不能算是高徒，但今天能站在重点高中的讲台上，与当年老师严厉的教诲是有关系的，正是他们严格教学，一丝不苟，使我们当年的学子们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中，不敢怠慢，不断努力，永不松懈。

　　七十年代，老师们上课，当时我们不知道上的怎么样，更不会评价，现在也回想不起来，学生们只是听课，而且是注意力高度的集中，课堂纪律是非常的好。老师讲得无论对错，我们以为都是真理，一切以老师的为准，不容置疑。下午，有时是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或劳动课。哪时叫唱歌、画画、军体，唱歌课堂上学的《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雷锋好榜样》《绣金匾》等，至今不忘。画画课主要是描摹，描个老母鸡、红旗、五角星等，画的方法及角度，至今也是个谜，典型的照猫画虎。军体课，是全校性的，全校四个年级也就是三四十个学生，两个老师，最多时三个，同时上体育，先是丢手绢、后是滚铁环、打篮球、板羽球。哪时我们这里只有学校里有一个篮球，有时村里的人也有来打篮球的，气氛顿时更活跃，学生们少数参与，大多是观众，旁边的有时抢着捡个球，也算摸了一下篮球，过过瘾。我记得一个篮球玩了好多年，曾经破了，老师用麻绳和锥子又缝补了一下，居然也能用。

　　劳动课，对于农村的学生是不用多学的，老师只说干什么就行了，从小在家里就参与各种劳动及家务。我们在学校的劳动对象是学校里的两块地，面积不大，挖地、除草、收庄稼。从家里带着铁锨或镢头，老师带去地里挖地，夏天去拔麦子，或收油菜籽，秋天就是挖洋芋。平日的劳动，就是大一些的学生抬水，两个人抬一只水桶，水桶是木材做的，很重，学校里师生饮用水，都是学生们每天抬来的， 一天一桶就够了，取水的路上，要经过几道高的田埂， 学校在低处，取水一直上到山脑里，灌满水桶后，两人一前一后，担在肩膀上，不分冬夏，学校里水是不能断的。

　　课堂上，采用的是复式教学，即一个老师同时上两个班的课。一三年级在一间教室，二四年级在一间教室，当时学校也只有两间教室，一间教师办公室，老师给一年级上课时，三年级的学生就做作业。给一年级上完后，一年级的写作业，三年级同学听课。另一间教室也是如此教学，有时老师也给高年级的学生布置任务，就是给低年级的辅导。这种教学模式，现在回想，也有它的好处，这是因条件制宜，从实际出发灵活的教学课堂，学生可以自由地向大点的学生问题，也可以和同级的互相学习，平等方便，无拘无束，有不懂的问题，请教时还不挨打不受批，又能促使被问者巩固和更加努力的学习。当时，我们的老师，文化程度并不高，有的是小学三年级程度，有的是小学五年级毕业，来个高中毕业的就算师资力量加强了。在教学中除严厉外再也没有什么教法，更没有教育思想理念等，这也不能怪他们，这是当时的形势决定的。多大的涝坝出多大的鳖，我们的家乡精英就荟萃在此了。

　　社会的大课堂教会了我们生存的能力，改造自然的能力，战胜自然的能力，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过得无忧无虑，天真烂漫，虽然苦，但当时并不觉得，也不明白怎么做才能不苦，就这样浑浑噩噩的上完的小学。光阴荏苒，倏忽三四十年，现在咀嚼起来，真是一段难忘的欢乐时光。

　　作者简介：张永选，1987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中学高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有十数篇教学论文在省市级刊物发表或获奖，参与编写《中学课文教学艺术论》《高中作文系统训练五十讲》《高中作文审题示例》等书，担任《中学文言文译注与测试》一书编委，《靖远史话》副主编，《谱牒碑文祭文赏析》副主编，《靖远县志》编委。市集邮协会理事，学术委员，靖远县集邮协会第二届副会长，有邮集获奖，邮文在《中国集邮报》《甘肃集邮》《白银邮苑》发表。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甘肃省诗词学会会员，甘肃省楹联学会会员，白银市诗词楹联家协会会员，理事，常务理事，靖远鹿鸣诗社副社长。有散文诗词楹联作品发表于《中华诗词》《甘肃诗词》《兵团日报》《文史天地》《对联》《中国楹联报》《甘肃楹联》《今日头条》《白银日报》《白银晚报》或入选各种诗词联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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