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顺午：我家的亲戚

丁酉年春节前，国家邮票公司推出年票中，有一枚图案为：两只小鸡依偎在一只母鸡旁。温馨的画面，传递出大鸡（吉）大利、鸡（吉）祥如意的氛围，给鸡年新春佳节平添了一份暖意。

看着这枚小小的邮票，我第一感觉是，设计者的创意暗合了国家二孩政策。这枚邮票倘若再早几年，那是万万通不过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实行“鼓励一胎，限制二胎，杜绝三胎”的计划生育新政后，我是一个孩子。又过了20多年，我的孩子也是一个孩子，两代人都是“一孩化”。如此这般，我们和孩子便少了一些亲戚。

向上追溯，我的母亲是独生女，我的父亲只有一个姐姐，在那多子女年代，这种现象尤其在农村实属罕见。我没有舅舅和姨姨，也没有伯父叔父，唯一的姑姑在我懂事前就已离世。这样，就少了好多旁系的或者更远点的亲戚。

小的时候，每每谈起我家的亲戚，总免不了遇到一些尴尬。这个伙伴几个伯伯叔叔，那个伙伴几个舅舅姨姨，而我一个也没有。在好长时间里，我一直处在郁闷中，一直在寻找答案。

我的老家，也就是外婆家。母亲是独女，父亲入赘到赵家。外婆是我唯一见过的上上辈老人，外祖父和祖父、祖母，早在我出生前就已离世。到我八岁时，外婆也永远离开这个家。

外婆生在旧社会、长在旧社会，自然是缠过脚的。一位小脚女人，拉扯一个独生女，在那完全靠人畜劳作的农耕岁月，其生活无着无助、无奈无望的窘境可想而知。

听母亲说，外祖父沿着丝绸古道一路往西，一去就是二十二年。饱受夫妻分离之苦的外祖母常念叨：“秦腔戏里的男人出门才十八年!”这简单话语，透出她母女二人生活的千般苦寂和万般苦焦。后来，听一位牵骆驼算卦的人信口说，给姑娘认一个姓杨的干爸，属兔的干妈，男人就可以回来。这干亲认了许多年，可外祖父仍然音信全无。

晚年的外祖父患病后朋友劝他：“老赵啊，不能把骨殖丢在外省吧！”知道来日不多的他回来了，没有带回妻室儿女，没有带回金银细软，破旧的褡裢里装几件换洗单衣，只身回到离别22年的家，仅仅过了半年时光，外祖父就过世了。流落异乡多年的外祖父，到底生活得怎样竟无人知晓。

父亲这边的亲戚，常来往的是姑姑家。姑姑长得像个男人，高高的个儿，微胖的身材，黑黑方方的脸上常挂着笑容。说她像男人，除长像外，就是姑姑的烟瘾大，而且是水烟旱烟纸烟卷烟都能抽几口。一只水烟袋，常常是父亲姑父姑姑三人轮着来，咕噜噜，咕噜噜，不大功夫屋子里便烟雾缭绕，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虽说姑姑长体胖腰圆，可她心细手巧能说会道，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每次到我家来，姑姑总是帮着母亲干这干那，见人不笑不说话，待人十分热情。记得我当兵离家时，姑姑专程来送我，临别时硬是塞给我两块钱。那时候，我一学期学费才五块钱。带着亲人的嘱托和牵挂，我开始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漫漫军旅生涯。其实，这位疼爱我的姑姑，并不是我亲姑。是姑姑早年过世后，姑父续弦的后姑。

在姑姑家，大表哥才是父亲的亲外甥，二表哥和表姐是后姑姑生的。在我的记忆里，大表哥一直帮着我们家。几十年里，他只要到我家来，总是不叫舅舅、妗子不说话，礼节周到，待人实诚。

家里迟早有个啥事，大表哥总是早早赶来，不是送钱，就是送东西，而且态度是十分坚决。大表哥在县里工作，大嫂住在镇上，一人拉扯五个孩子，勤俭持家，教子有方，孩子个个都有出息。大嫂待我们也非常亲，见面总是问长问短，关爱有加。

大表哥一直在乡镇政府（中间改叫人民公社）工作，是远近闻名的“老认真”。无论是在机关坐办公室，还是去村组蹲点帮助工作，他样样事情都走在前边，几乎是年年被评为先进。退休后镇里企业还返聘着，直到在岗位上患急病过世。大表哥，把自己宝贵的一生，献给了新中国基层的政权建设。

说起大表哥，他家房子是绕不过的记忆。在那经济短缺年代，大表哥硬是省吃俭用给三个儿子各置办一院房产，在小镇的南大街要院子、买材料、请匠人、盖房子……可不是一件简单事情。虽说大表哥月月有工资，可要供五个子女上学，养活一家子人。

到后来，大表哥的长子部队转业、小儿子大学毕业都在城里单位分到单元房。如此这般，大儿子的院子一空就是四十多年，老二另住一院，小儿子的房始终是大嫂一人居住，这一住也是几十载。她说什么也住不惯儿子城里的家。

在河南灵宝县南的大山里，一个叫老虎沟的村子，有父亲同母异父的两个哥哥，有父亲的侄儿侄女。虽说是另外一个省，其实离老家挺近的，东出潼关在灵宝县西一个小火车站下车，再向南步行七八里路拐进山沟就到了。这里有父亲的亲人，祖母就安葬在这里。我们姊妹把老虎沟,叫“河南老家”。

在那近40年时光里，父亲带我们兄妹和我的侄儿都去走过亲戚。那里不种棉花，缺少土布，母亲总是早早准备好棉布和棉花，有时候还给大人小孩缝些衣服，做些鞋子。每当返回时，大伯、二伯也是把山里的核桃、柿饼、板栗装了一袋又一袋。

“三年自然灾害”最后一年，父亲领我去过元宵节，顿顿都有猪肉、牛肉、鸡肉，才一周时间，差不多能吃到在家一年吃的肉。离开河南老家时，父亲挑了一百多斤玉米，我用一根竹竿担了十几斤黄豆。这年度春荒的苦菜就吃少了许多。

母亲的舅舅、外婆的弟弟，我们姊妹叫他老舅。老舅家旧社会土地多、房子多、牲口多，还雇有长工短工，新中国成立之初被划定为地主成分，老舅定为地主分子。我上初中时正值“文革”，老舅被游街、批斗、扫街道，遭了不少罪。有时候的劳动改造，老舅去不了，还得让老妗去顶替。外祖父不在的几十年，外婆母女俩的生活，主要是靠老舅家接济。几十年了，父亲和母亲始终怀着感恩的心，铭记老舅一家的帮衬，经常拿来教育我们姊妹。

和老舅家住斜对门的是叔叔家。叔叔家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差不多少了我家的一半，日子自然过得好一些。我们和叔叔家来往频繁，常常是老舅家、叔叔家一起走动，肯定是先到老舅家。

叔叔要小母亲好几岁，是母亲的两姨弟弟，母亲是独女，叔叔是独子，虽说我们姊妹不喊他舅舅，但在家人的心里是相当舅舅的位置，这或许是母亲没有亲弟弟的缘故。叔叔的妻子，我们喊她姨姨。在街坊邻居的印象里，她是母亲的亲妹妹。这一份情愫，在母亲、叔叔和姨姨的心中久久珍藏。

逢年过节，老妗做得凉菜、热菜里的肉片、肉块都很“秀气”，而对门姨姨家的肉是又厚又大。年幼无知的我，常念叨老妗舍不得给人吃。长大了，才渐渐晓得老妗是大户人家，讲究礼数，刀工老道，饭菜细发；姨姨人实诚饭菜也不讲究那么多。

老舅的大姑娘，我们姊妹叫她姑姑，因同住一个村，相互来往自然方便。姑姑说话快，嗓门高，走起路来脚底生风，常常是人没进门，声音先到，话音未落，人也到了。姑姑见人亲热，和母亲坐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姑父也算是大户人家，有文化，知礼节，说话声音不高，讲起天文地理来有说不完的趣事。他俩常常是隔三差五就来串门，几十年都是如此。巷里人把母亲和姑姑这对姑舅姊妹，总当成亲姐妹。

几十年间，我记得每当家里遇到困难，需要人帮一把的时候，亲戚们都会伸出手来，给我们以信心和温暖。亲戚们帮助的往事虽说已经远去，但许多经典瞬间恍若仍在眼前，总让我久久难以忘怀。日子长了，小巷里的伯伯叔叔大娘大婶都夸我们家的亲戚相处得好。

回味往事，一份亲情能维系得这么好、这样长久，或许是靠父亲母亲的善良、真诚、感恩和爱心，或许是得于以人心换人心、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古训。

岁月漫漫，似水流年。我家亲戚间那一份浓浓亲情，已经留在记忆深处。我常常想，无论是“一孩化”，还是“多子女”，无论是亲戚多还是少，也不管是直系旁系亲属之间的亲情，还是同学同乡同事战友之间的友情，都始终需要用热情和真诚来维系，来共同浇灌这一朵朵情感之花。用当今的话说，叫做情感是需要经营的。

前一段，初中同学小聚时，都夸奖正晓拍的“三只鸟”照片：天空湛蓝，河水清丽，鸟儿振翅，静中有动，画面简洁，影调独特，不失为一幅佳作。我随口冒出一句：“该不是国家要颁布‘三胎’新政吧！”话音未落，引起男女同学一阵欢笑声。

李顺午，陕西省作协、中国散文学会、中国电力作协会员。有散文在《当代电力文化》《脊梁》《朔方》《西北军事文学》《陕西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著有《建功秦东大地》《高原履痕》《与岁月握手》等。供职于国网陕西渭南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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