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胆有识 一身正气～兼谈陈沂的《四平保卫战》

作者：刘振华

来源：新志荐文

我在山东参加八路军，1945年赴东北，从基层到机关，多年从事政治工作，因而早就知道陈沂老首长，但没有什么直接交往。我俩于1984年开始相识，进而成为好友。

我当时任沈阳军区政委，参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设。该馆是纪念辽沈战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专题性博物馆。原馆建于1959年。198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批准修建新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组成以伍修权同志为主任，洪学智、张秀山、贺晋年、郭峰同志为副主任，我为常务副主任的建馆委员会。在辽沈战役建馆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陈沂同志作为过来人，本着对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谈了许多问题，颇有真知灼见。他的发言感动了我，我觉得陈沂同志是有胆有识，一身正气。

我俩针对东北三年解放战争过程中的三个热点问题，持相同观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军史上对这三个问题未加评论，是一大遗憾。

第一个问题，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也就是从我军进入东北的前九个月的评价问题。那时中央决定日本投降后调十万军队、两万干部抢占东北。我和陈沂同志都是从山东军区调往东北的，十万军队人员来自全国各解放区。许多老部队半数没有带武器，把武器留给老解放区了，说东北有的是武器，到东北可换新式武器，但国民党蒋介石也在美帝帮助下，用飞机、军舰把蒋军的王牌部队调往东北。我军虽然先到，建制多还不能做到统一指挥，尚未建党建政，供应也困难。我们与蒋军的实力相比，仍然是敌强我弱的情况，而且苏军不允许我们占领重要交通线和沿线的大中城市，他们要交给国民党军。中央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是正确的。但有的领导同志仍坚持说没有这个指示，并说：日本人占领东北14年，离开城市不能生存，所以让初到东北的部队死守城市，保卫城市。到会同志们一致认为，中央指示是正确的，不能死守城市。后来事实证明死守城市是失败的。

陈沂在《四平保卫战》（收入陈沂主编《辽沈决战》）中，对这个时期的不足现象，提出了尖锐地批评：“我们的部队和干部又是来自各个根据地，虽然总的在发展东北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思想、战斗和工作作风上则不尽一致；其中有些人，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还没有树立建设根据地的思想，还对和平抱有幻想，想单纯依靠大城市和苏军的支持。这是当时发展东北的一种不好的倾向，曾大大影响发展东北的前进步伐。”陈沂在《白山黑水》前言中谈到，他描写这段时期军事斗争，是很艰难的，但他终于写出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值得庆贺。

第二个问题，关于保卫四平的评价问题。从1946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向东北解放区发动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于四五月间进行了四平保卫战，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余人，自身也伤亡近万人。对这一战役的评价，早在1946年9月19日，即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四平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军委在致东北局的电文中明确指出：“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陈沂在《四平保卫战》中引用林彪的发言，对此也加以肯定：“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胜利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

我们同时认为，四平保卫战要辨证地分析，是有得有失的，不能说是中央毛主席决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中央决定是根据东北局的报告而定的，报告不客观、真实，也使中央决定不符合当时情况。从“得”方面看，四平保卫战阻止了敌人一段时间的北犯，也给敌人一定的杀伤，使敌人不敢冒进；从“失”方面看，事实证明，我军伤亡太大不得不撤出战斗，死守城市的结果，使许多老部队伤了元气。陈沂在《四平保卫战》中不回避残酷场面：“战斗十分激烈。我军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使敌人尸横遍野，几乎每个阵地的守军都是与阵地共存亡，战至最后一人。奉命增援塔子山阵地的部队，没有亲自下水试探，轻信群众说法，以为水太深就未徒涉渡过辽河，耽误了时间，使塔子山失守。”陈沂在文章中的概括是深刻和全面的：“四平保卫战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回想当时，它给我们最大的教益就是把我们的和平幻想彻底打掉了，使我们都从这次战斗中觉醒过来。同时也深深体会到，没有根据地的作战好像在水上漂浮，是不能战胜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军队的。”

第三，“七七决议”评价问题。1946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东北一年来自卫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进一步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东北根据地建设和作战方针的指示，确定了今后的方针和任务。最后会议做出了《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历史上习惯称“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总结了前九个月的经验教训，决定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设东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在我占领的解放区实行土改、剿匪、建党、建政，抓生产，扩大军队。这是东北战场的转折点。有同志说，“七七决议”对改变整个东北形势起到了决定作用，犹如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那样重要，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和后来的红军；没有“七七决议”就没有后来的四野和东北的胜利。可有的领导批评这个说法，他说：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军事问题，“七七决议”不能与遵义会议相比。我们说：实行土改、建党、建政，是军事问题吗？事实证明了“七七决议”，一个标志，标志我东北党、政、军、民的大团结，标志我军开始了由被动防御到战略反攻，直到战略进攻、直到东北全境解放。陈沂在《四平保卫战》中高度肯定“七七决议”价值：“一旦我们觉醒过来，又重温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并加以贯彻执行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即促成以后东北局的‘七七决议，又为以后执行‘七七决议’奠定了胜利的基础。”陈沂在《白山黑水》结尾部分，也写出了“七七决议”的重要作用，暗示了我方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东北全境解放是指日可待了。

陈沂为平津战役纪念馆建设也贡献了力量。1994年，我在北京军区政委岗位上，参与平津战役纪念馆建设工作。由于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建设时期与老首长陈沂建立了密切的友情，所以我常与他沟通情况。陈沂认为，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及地方武装一起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决战。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因而，很有必要建设平津战役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建在何处？陈沂同志积极献计献策，他建议建在天津有价值，因为我军在此打了一个大胜仗。陈沂还专门到天津勘测纪念馆地址。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十四届第67次会议决定在天津修建平津战役纪念馆，并责成北京军区牵头，会同北京市、天津市共同完成建馆工作。1995年11月29日工程奠基，1997年7月23日建成开馆。聂荣臻元帅生前为纪念馆题写馆名，江泽民、李鹏、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同志为纪念馆题词。

作为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解放海南岛》总顾问兼军事顾问，我情不自禁忆起陈沂受中央军委、四野总部委托，为解放海南岛去香港买登陆艇的往事。《解放海南岛》对此细节也加以反映。1950年春，陈沂携巨款南下广州，征集船只，购买机器。但当时广东一带因遭受国民党退踞台湾前的疯狂掠夺，较大一些、能使用的机器已被抢掠一空。于是，陈沂决定去香港、澳门，在那里利用一些社会关系，会同有关部门购买一些登陆艇，结果未见到香港有登陆艇、返回广州后，十五兵团首长请陈沂同志到40军和43军向军、师首长们说明香港没有登陆艇情况，坚定大家解放海南还是要利用渔船和改造机帆船，由此完成渡海登陆作战任务的信心。我当时为野战军40军118师政治部主任，聆听了陈沂同志的说明与动员。这个说明与动员更加坚定了我们对解放海南只能用渔船和改造部分机帆船的信心和决心。开始我们就不同意去买登陆艇。1950年3月26日，我率领先遣团的船队，从雷州灯楼角港口驶入琼州海峡，悄悄向海南岛方向疾进。这支船队由77艘木帆船和四艘机帆船组成，满载着一个陆军先遣团2999名官兵。我们最终还是用渔船过海，解放了海南岛。

综上所述，陈沂同志许多观点与我一致，所以我常常怀念陈沂老首长。他的胆识和一身的正气，值得我敬佩！我要学习陈沂同志对待革命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无愧于共产党员和老战士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