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卫祖 王西川

来源：军旅警营

我们的妈妈——左瑾，生于1923年12月23日。于2018年11月6日，走完了她95年跌宕起伏的人生，阖然长逝。在爸爸去世27年后，他们终于可以在天堂相会了。谨以此文，纪念我亲爱的妈妈。

——王卫祖 王东川 王东江 王晓瑾 王小川 王凯川 王西川

美篇整理：王楠（王卫祖之女，左瑾之长孙女）

左瑾，摄于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

大连黑石礁红星村。在庄严的五星红旗下，在大海边、在甬路上、在警卫连活动室，常常会响起响亮有力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这歌声发自一位年逾九旬的老太太、人敬人爱的＂左瑾阿姨＂之口。这个＂左瑾阿姨＂就是我们的妈妈一一老八路左瑾。

妈妈一生酷爱唱歌，她说父母给了她一副好嗓子。但是，歌是自己学的。凡有歌声，她一听就会。特别是参加革命、进了宣传队之后，一发而不可收。虽然经历过战争、动乱和各种环境、岁月的变迁，爱唱歌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一天不唱就觉得缺了点什么。

从 军 之 歌

妈妈于1923年生于江苏阜宁县公兴庄。历史上，那里是有名的黄泛区。由于水网港汊密布，所以盛产鱼虾。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小麦、油菜和蚕豆。年景好时，可以说是鱼米之乡。但是，一旦碰上水旱灾害，往往也是颗粒无收。

提到老家，就不能不说到妈妈的父亲—— 我们的外公左绍美（字息鸣）。当年由于家境还好，外公从小有钱读书，思想新潮。但是，由于上辈不善经营，一家老小多人染上抽大烟恶习。几年时间，家业败落，几十口的大家庭分崩离析。外公毕业以后，戒掉烟瘾，几经辗转，回乡在公兴庄小学谋得教师一职。

回到老家之后，左绍美娶了邻村顾汉才为妻。顾汉才嫁到左家时，还带了一个陪嫁丫头。嫁到左家，顾先后生了四女二男六个孩子。 教书先生薪水并不高，加上变卖祖上遗产，左家也只能维持个温饱。

妈妈出生时，上面已有两个姐姐。妈妈记忆最深的是，从小放了学，就带大弟弟左人 一起去田埂河滩剜野菜，嘴里一边唱着“苦菜花呀、花儿黄呀，剜回家去，也当粮呵……”，干活也不觉累人，一直到吃晚饭时才回家。

但是，随着家里孩子越来越多，生活也日益难以维持。 败落的左家也养不起佣人，外公做主，把外婆的陪嫁丫头嫁给了一户陈姓人家（后来我们叫她陈四妈）。由于把陪嫁丫头一直当家里人，晚年无处栖身的外公得了陈四妈及其晚辈家人的“大济”。

1939年，抗日的战火蔓延到江苏阜宁地区，国军、皇协军、共产党军队、土匪等拼命宣传自己的“抗日主张”、争夺民心，招兵买马，真可谓“兵荒马乱”。左家老少心里也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940年春，家里住了一位八路军指导员。他经常跟左绍美作彻夜长谈。当得知左绍美欲将孩子们送出去、参加抗日斗争时，指导员就说：不如参加八路军，我们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于是，在锣鼓喧天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之中，除了年幼的小女儿左莹外，大女儿左荆如、二女儿左瑜、三女儿左瑾、大儿子左人和小儿子左坦，均被送到了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三师参军，开始了为民族求解放的革命生涯。。因为左坦只有十二岁，被许以“过两年再来”，退了回来。直到大姐左荆如因为眼睛近视，不能适应部队工作，左坦才顶替上去。

左绍美的抗日决心在当地引起轰动，他对共产党的忠心受到高度赞扬，《新四军报》特别作了报道。在盐阜地区组建抗日民主政府时，他也被选为政府委员。

母亲兄弟姊妹六人与外公的合影，摄于1962年。

前排左起：左瑜，左绍美，左荆如。后排左起：左人，左坦，左瑾，左莹

左家的二代，从小都吃过苦，童年都受过学校教育。这养成了他们吃苦耐劳、为人正直、关注社会、大公无私、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优良品质。

生在这样的家庭里的我的妈妈——左瑾，一生中在任何人群里，都是这样的典范。刚参军时，在苏鲁豫支队部当宣传队员。部队战斗紧张后，调三师卫生队当护士。曾在纵队妇女干部学校学习。部队的战斗、学习生活锻炼，使她很快成长为一个大公无私、服从命令、与人为善、不怕牺牲、乐观向上的战士。

由于个子小腿短，每次行军男兵走两步，她得小跑三步才能跟上。人家劝她，不用急。她偏不服输，硬是付出双倍努力，练成了“飞毛腿”。直到晚年，她走路还是飞快。一起上街，我们年轻人稍不留神，就会被他落下。

入伍后，凭着乐观善歌的个性，妈妈很快被分配在支队部当宣传员。这让她这个＂百灵鸟＂如鱼得水。在队长李侠领导下，她和队里同志见歌就学，边走边唱。学会了数不清的新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毕业歌》、《新四军军歌》，还有《黄桥烧饼》、＂不打败鬼子心不甘＂。行军唱、休息唱，终日歌声不断。宣传队每到哪里，那里就是歌声、笑声响成一片。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鬼子加紧扫荡，部队伤亡较大。宣传队员们都调到卫生队，妈妈当起了卫生员。妈妈自小就有个绰号：＂三大胆＂（因排行第三），在受伤流血的战友面前，她不害怕、不嫌弃，细心地为伤员擦洗血迹伤口，端屎端尿端茶饭。闲下来，还唱歌鼓励安慰战友们：＂抬伤员，送茶饭，我们为的是伤病员……祝你们早日上前线！＂

由于妈妈聪明好学，又被送到妇女干部学校学习。之后，妈妈结识了当时任团长的爸爸——王良太，和爸爸的婚姻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新生命之歌

1943年底44年初，（因为＂兵慌马乱＂，记不住具体日子了。）左瑾和二姐左瑜分别与新四军三师二十一团团长王良太和政委罗有荣结婚了。婚礼上当然少不了妈妈的歌声。

1949年，天津解放时的父亲和母亲

作为女人，生孩子是一大难关。妈妈第一次怀孕后，为了对付鬼子的扫荡，没日没夜地跟着部队转移，跑得昏天黑地。吃不上饭、睡不成觉是常事。为此，她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

1945年，怀着大儿子的妈妈将要临产时，爸爸却在前方打仗脱不开身，他只得派警卫员何海云叔叔，陪着妈妈去找大夫接生。妈妈和何叔叔路过左三庄外公家，只找到点有馊味的豆腐充饥。好不容易找了一条小船，半夜到了阜宁城。可这时破了羊水，裤子根本脱不下来。何叔叔帮助大夫剪开裤子，才把＂一只大鞋就能装下＂的老大生了出来。

生下老大后，连给孩子喂奶都不定时，没两天妈妈得了乳腺炎，没奶喂了。外公家不能回，因为头年二姨生的孩子在外公家被特务害了。没办法，妈妈只能悄悄的抱着孩子，挨家找有奶的人家要奶吃。眼看着＂要饭＂生活有一顿没一顿的不是长久之计，当时担任县妇救会会长的樊风阿姨到处联系，终于在阜宁和益林交界处的废黄河边上的黄营子，找到一户安全可靠的人家。这家姓沙，儿媳刚生的孩子夭折，家庭条件稍好、＂觉悟高＂，愿意收养共产党的孩子。从此，王卫祖刚一出生，便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离开亲生父母的寄养生活。

按照口头约定，王卫祖委托沙家抚养，地方抗日政府按战士标准，每月发给三十斤粮，视情况补助生活费。将来不来领，孩子就算送给沙家。妈妈千不舍得万不舍得，可是，为了在即将开始的对日寇的大反攻中不掉队，为了能把孩子养活，只得强忍眼泪，趁着天没亮，悄悄把出生十几天的王卫祖送了人。

临别时妈妈抱着老大王卫祖，留下的珍贵照片。

奶妈叫王秀英，当年也不过二十出头。她为人朴实善良，对王卫祖一直视同己出，甚至连名字都没改。新四军撤走后，伪军占领了黄营子。他们听说王秀英窝藏共军的孩子，于是把王秀英和卫祖带去审问。奶妈咬牙不吱声，并把孩子捏的直哭。敌人没招，只得把母子放了。1946年，奶妈自己又有了一个儿子，小名扣住，奶妈教他从小懂事，一直把卫祖当亲哥哥，一同长大。 1948年，奶妈的丈夫出去“当兵”，此后便再无音信。 奶妈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立即陷入困境。只得回了娘家——宝应，靠给饭馆帮工养活两个孩子。

王卫祖从出生到五岁，在奶妈家虽受爱护，也时时受到贫困，战乱和灾荒的煎熬。而在此期间，爸爸妈妈更是跋涉万里，浴血奋战，从苏北一直打到东北，又从东北打到广西，再回过头打到朝鲜。他们身边，也陆续有了四个孩子：王东川、王东江、王建川（后夭亡）、王晓瑾。但是，每当有一个孩子出生时，他们都会想起那个留在苏北根据地的老大——他们心中的 “苏川”——那名字代表着妈妈爸爸永远的根！

1951 年，正当奶妈带着两个孩子在宝应生活艰难时，部队来人了。不记得名字的那位叔叔说是要接王卫祖去东北，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可那时六岁的卫祖只知道眼前的妈妈，哪里相信还有什么“亲妈亲爸”！他把来人骂了一顿，死活不跟他走。没办法，那位叔叔回到朝鲜（当时爸爸正在一一五师参加朝鲜战争）汇报。爸爸妈妈一商量，决定再委托回老家探亲的师作战科长杨大成叔叔去接孩子。汲取教训，这次连奶妈和扣住一起接来。这样，王卫祖也就乖乖跟着奶妈，来到了辽阳三十九军留守处妈妈左瑾和弟弟妹妹身边。爸爸是一年后从朝鲜回来才见到。

卫祖与奶妈王秀英，1951年

到了“自己家”里，王卫祖过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浓浓的亲情包围在身边，妈妈不断打听苏北农村的生活，还总是提醒弟弟妹妹叫“哥哥”。高粱米饭管够吃，冬天再也不用把脚伸进牛粪里取暖了。在留守处医院，治好了肺结核。之后，又跟东川东江进了三十九军幼儿园。这时，留守处大院里挂着个大喇叭，早晚都在放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王大妈要和平......“，”嘿啦啦啦啦......“一支接着一支，妈妈教，我们学。当然，这也是王卫祖第一次听妈妈唱歌，歌声真美好！

一年后的1952年，爸爸调到三十八军，我们又转到铁岭幼儿园。1953年，东北军区在沈阳成立了干部子弟小学（后来改建成沈阳八一学校），王卫祖正式入了学。

王卫祖出生在农村，从小吃过苦，知道珍惜生活，又听大人话，在家里一直得到爸爸妈妈的照顾和鼓励。 妈妈一直把他当“老大”培养，叫小的们什么事都听大哥的。 平素买衣裤鞋袜，上高中买自行车，上大学买 手表都是“尽着”老大先来。就是文革中，家里有什么事，也是写信跟在南京的老大商量。妈妈最近还对王卫祖说：“你是家里的主心骨！”爸爸生前也不止一次说过：卫祖是跟家里沾光最少的，“沾包”可最多！其实，王卫祖要不是出生在这个家庭，要不是有这样血肉难离的父母，要不是有千千万万无私抚育的老百姓，哪能有今天！

后排左起：妈妈左瑾，王卫祖，王东川

前排左起：王建川（后夭折），王晓瑾，王东江

人生之歌

爸爸曾经对我们说过：那个时候，有一个女的副县长想跟我，我也没要，就是看上左瑾这个小女兵了。

结婚以后，妈妈对爸爸无比体贴，主动承担原来警卫员的工作。打洗脸水，烧洗脚水，打饭刷碗样样干。她知道爸爸是四川人，爱吃辣椒，一到宿营地，就去老乡家讨辣椒。有时爸爸生了病，她就发挥自己护理员的专长，为爸爸端药送水，照顾得无微不至。

成为团长的妻子，妈妈在斗争生活中根本不顾及体会丝毫的特殊。她还是把自己当作普通一兵。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新四军三师急行军进军东北。妈妈行军照样跟着战士们一路小跑，吃饭一样吃大灶。有时跟爸爸碰到一起，爸爸让她上马，她也不骑。还把马让腿脚受伤的战士。而且，当了夫人还不丢“专业”。行军休息时给大家唱歌，发动大家“拉歌”，她走到哪里，就把鼓舞士气的歌声带到哪里。前面要是有下来的伤员，她还要插上一手，尽一份护理员的责任。她的热心和体贴，常常让伤员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部队里流传：东北冷得撒尿要用棒棒敲，不然就冻上了。南方的战士不愿离家，有畏难情绪，路上减员严重。妈妈主动配合宣传部门工作，用歌声鼓励大家：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947年起，陆续有了东川、东江以后，妈妈的主要精力就完全放在持家和育儿上了。因为爸爸一直在前方打仗，没有时间照顾家，所以妈妈完全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其实，说是家，从1944年到1954年我们的家（如果那都算是家的话）搬了不下20个地方，大概有阜宁、临沂、王府、白城、郑家屯、哈尔滨、齐齐哈尔、沈阳、天津、衡阳、镇南关、柳州、宜山、龙州、辽阳、铁岭、丹东、沈阳没有哪个地方住过二年以上的。总之，部队打到哪，我们就跟到哪。妈妈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期望......” 解放战争期间，妈妈带着老二老三老四，“旅游''了半个中国。妈妈在哪，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父亲母亲与苏联专家

妈妈这个“一家之主”除了抚养孩子，心里更时时刻刻惦记着在前方打仗的爸爸。1949年打天津前，爸爸到塘沽城外看地形，敌人一发炮弹落在离他不到一米的地方，幸亏没有爆炸。这是爸爸军旅一生第九次遇险。回家跟妈妈一说，一向不爱哭的妈妈担心得流出眼泪。在向广西进军途中，爸爸得了疟疾。妈妈一会要照顾爸爸，一面又要照顾孩子们，累得一坐下就迷糊着了。

1950年，三十九军入朝作战，军部在辽阳成立了留守处，妈妈带着孩子们暂时安定下来了。

1952年，爸爸调到三十八军，妈妈带着“家”，又搬到铁岭。

1954年，爸爸从朝鲜回国，奉命组建东北军区（后为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第一项任务是援建战后重建的朝鲜。妈妈和家，也从铁岭又搬到丹东。朝鲜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家也总算安定下来，爸爸终于可以天天回家了。爸爸在工程兵是“一把手”，掌管着几万人的军务，装备和生产基地。但是爸爸妈妈从来不利用这个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额外的好处。1954年，部队编制改革，准备实行军衔制，大部分女同志将退伍。尽管妈妈对军队有极深的感情，但她不讲价钱，不让爸爸说话，服从组织安排，含泪脱下军装，主动干起幼儿教育的工作。

说起幼儿教育，有一件事不能不提。为了干好幼儿教育，妈妈去大连参加一个学习班。一个周日，她去一个托儿所看季政委的孩子扬子江。发现孩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赶紧问他怎么回事？回头立刻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经过调查，那个托儿所虐待孩子的是个潜伏特务。

托幼工作妈妈一干就是十几年。从丹东到沈阳，再到呼和浩特，妈妈都是满腔热情、兢兢业业。她善于学习，肯动脑筋，又善于团结和组织同志们一道工作。所以幼儿园受到孩子和家长们的热烈欢迎，也经常被主管部门表扬奖励。

在妈妈幼儿园待过的几个小的都记得，“左主任”妈妈对他们要求尤其严格。在幼儿园里不许喊“妈妈”，从小就要懂得自己跟其他小朋友一样，没有任何特殊的。做错了事情要虚心接受老师阿姨批评，做人人喜欢的好孩子。

妈妈在工作中处处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一天下班坐公交车，妈妈的小腿被刮了一道口子。她回家去卫生所包扎一下，第二天又去上班了。困难时期，为了活跃气氛，鼓舞幼教人员士气，妈妈经常组织大家开展文娱活动。她领头排练的歌舞《南泥湾》，在工程兵机关春节联欢会上获得一等奖。

巧的是，在妈妈幼儿园呆过的孩子，上学以后很多都是我们的同学。“左瑾阿姨”的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左阿姨的嘹亮歌声， 直到今天还为他们津津乐道。在沈阳军区工程兵部的干部眼里，妈妈的和蔼和爸爸的威严互补，成为一道和谐的风景，几十年记忆犹新。

妈妈一生不计名利，同期参加革命、甚至当年在她幼儿园的年轻人有的职位工资都远高于她，她从来不与人比。有时，政治部征求本人意见，她就是一句话：组织上说了算！还不忘提醒，不要人为的给我调太高了。我们家老王工资高，钱够花的了。所以，一个四零年参加工作的人，到现在还是正团级待遇。

不仅不多要，她还经常往外拿钱。在丹东幼儿园工作时，见有些员工工资低，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单位补助少，妈妈经常掏出自己的工资接济。 我们亲眼看到有人到家千恩万谢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发行公债。妈妈积极认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债开始兑付。妈妈觉得，国家还不富裕，我们家过日子也不差那些钱，于是征得爸爸同意，每次都悄悄把债券烧掉。前些年我们问她，她说，反正都烧了，一次也没有到期兑现。

在她晚年的九六、九八年是各地水旱灾害比较频繁的年份，报纸电视上只要一有报道，她立刻叫上勤务战士，推上轮椅去捐款。这样一次就捐几千元。我们有时不理解，说你不该把我们给你的买药钱都捐了啊。老太太回答：我捐的是给人家救命盖房子的钱！

全家福。左起王晓瑾，王东江，妈妈抱着王西川，爸爸抱着王凯川，前排王小川，后排王东川，王卫祖。

育 儿 之 歌

注重对孩子们“做人”的教育，是妈妈一辈子的“志愿”和“职责”。从小，妈妈就教育我们要做个好人，做个受大家欢迎的孩子。要平等待人，要尊长爱幼，要有礼貌。有理讲理，不许吵架，不许打架骂人，不许做让人讨厌的事。所以，我们一家总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不仅在家里对我们是这样，在她工作的幼儿园里也是这样要求孩子们。

她身体力行，在家里，她对孩子们都是直呼其大名，叫人办事不忘带个“请”字。 她教我们对工勤人员和保姆一律称叔叔阿姨，不许大声吆喝。 所以，凡是在我们家工作过的人，与我们都有很深的感情，临走都留下合影。

在丹东时，爸爸的司机是个朝鲜人方叔叔。因为没有房子住，他一家五口就住在我们家。虽然生活习惯不同，但是一直处得像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