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彼得·汉德克说，这个世界悲观不被允许，乐观又太愚蠢。

其实我们还可以说，这个世界，真实艰难却美好，虚伪容易却愚蠢。

因为真实难，所以难真实，这是我们最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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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人都在演戏的社会，不参与演戏的人都是不正常的

人生是一边经历一边明白，有时候看得多了，你会突然发现，在人人都在追求浮华和虚妄的时候，浮华和虚妄就是人群的真实，而真诚和朴素则貌似人间的闹剧，会被人围观，会成为“异类”！

于是久而久之，不禁让人觉得恍然，犹如梦中。

何为真实？最终的答案可能是举世皆浊的时候清者是那刺眼的异类，举世皆醉的时候醒者便也是异类！

曾经看到过一个故事说：

从前有一个王国，国土里面有一口疯人井，人只要喝了这口井里面的水，就会变成“疯子”。

有一天早上，王国里所有的人都喝了疯人井里的水，都成了疯子。

国王醒来，发现所有人都变成了“疯子”，只有他一个人是正常的，令国王惊恐的是，他的臣民们都在交头接耳地说“国王疯了”，他们开始祈祷，希望上天快点让他们的国王变得正常起来。

一段时间之后，臣民们说他们的国王是彻底疯掉了，他们伤心不已，他们要罢黜了他们这个已经不正常的国王。

国王被逼得没有办法，他去装了一碗疯人井里的水，一口喝下去，也成了“疯子”。

国王疯了之后，举国欢呼，因为他们的国王正常了。他的臣民开始焚香祭祀，感谢上天让他们的国王变得正常起来。

这个寓言故事，似乎在某些时刻，逐渐成为了一种现实：一个人人都在演戏的社会，不参与演戏的人都是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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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真实难，所以难真实

人去其真实而取其伪装，何以如此呢？

在看福柯的《说真话的勇气》时，我记下的读书笔记：

“真”的关键不是话语的内容，而是主体一个人与话语所构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之所以有直言这个概念是因为在某些环境当中，主体想说自己想说的真话遭到了困难，如果他说出，他会遭遇各种困难，轻则破坏和朋友之间的关系，重则可能因此失去生命！

真话的关键在于主体对自己的塑造，关心自己，照管自己，修身！

福柯所谓的真话就是需要自己为之负责的直言。

因此，历史学家和语法学家，他虽然也说出了他所以为的真相，却不能说是直言。

历史课本的话都算不得直言，但苏格拉底的话则是一种直言。

苏格拉底在“说真话”时，表达出了活着是一种疾病，需要治疗。但苏格拉底说真话，他遭到了雅典城邦的责难，以至于最终失去了生命。

所以，福柯说，说真话——直言——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有所不同的是，福柯研究真话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则不用考虑什么前提，只需要站在人群里，我们便不得不面临那种直言的困境。

因为说真话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甚至会形成冲突，但是假话不会，假话由于不会伤害别人，因此也就不需要自己负责。

而在现实里，我们由于不想和别人起冲突，不想被别人伤害，不想被看成是异类，所以就“与狼共舞”，挑别人愿意听的说，挑好听的说。

毕竟和老板说话还是要讲究方式，说得好听，可能就是升职加薪，说得不好听，可能就是卷铺盖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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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束光照进黑暗，光便是罪

王小波在书中讲过一个故事，在中东地区有一个国家叫花剌子模，国王只喜欢听好消息，不喜欢听坏消息，每次有信使报告坏消息时，就会被国王处死。

听起来很可笑是不是？就算把带来坏消息的人杀死了，坏消息也不会变好。

可是国王就是这么干了。

生活里，现实就是那国王，在现实的逼迫下，谁能不学会说“好听”的呢？

当别人在互相恭维的时候，你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些都是假象，你们都是虚伪的。

其结果可能就是这人往后会对你敬而远之，并且说你不会做人。

当你看见某人拍上司马屁，费尽心机、头破血流想得到某个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卑躬屈膝的样子，真的好可怜，真相固然是如此，但是朋友是没办法继续做了，不成仇人已算不错。

当然，不愿意左右逢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眼不见心不烦，直接离开，就算无法抽离，也要少说话甚至不说话。

作家贾平凹就说，每次有人约他聚餐，他就找各种理由推脱，真要是好友，可以上家里来，其他的时候，他就尽量避免“应酬”。

无怪乎他总要推脱，确实是在那种宴会上别扭且不自在，不如自己在家清茶淡饭一本书。

因为你在人群当中，有时候顾着别人的感受自己会不舒服，但是你不顾别人的感受的话，又会伤害到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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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癖，不可交

胡适先生说，自由要有所限制。

这话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很有必要，没有限制的自由是可怕的，但是限制除了外在的限制，更多的应该是内在的遵从，一个“高级”的有智慧的人，所行之事，必然也是呵护道德和善良的。

然而今天我们所说的限制，所行的限制，更多的则是一种外在的要求，对内却不知道加以审查。造成的结果便是，在人群中缺乏独立个性，曲意逢迎，随波逐流。缺乏真性情。

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真性情也！

他说的癖，其实并不一定是什么特殊癖好，而是一种真性情。当然，也并不是我爱钱如命、视名利为生命这样的“癖好”。按理说，一个人爱钱是真的，爱名也不假，为什么不能成其为真性情呢？

一个人要想有真性情，最起码要理解或看到“真性情”，孩子是天真的，但是不能说是真性情，因为他们是自然而行，不是看见了而行，是一种本能。很多愚蠢的人往往也蠢得真实，但他们却离性情远矣，因其不知也没有看到。

《中庸》说：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所谓真性情，就是看到这种“天命”，看到这种“性”，然后遵其而行，方可谓之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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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行那难行的，不做那易做的

现实里面，真正的真诚太少，一方面固然是能理解或者看到“真性情”之存在的人太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实过于强大，个人又显得弱小。

现实强大的规训和惩罚系统，令人不敢轻易“与众不同”。且不说现实的“合群”、“精英”、“成功”等逻辑，已经贯彻得非常深入，就连古代的例子，也能让人不寒而栗。

比如屈原，就是因为真性情，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最终不仅离人群越来越远，还被人群逼死。

就说嵇康，“越名教任自然”，我就是不愿意遵守这些规矩，就是要活出我的真性情，最终广陵绝散，身首异处。

在这种强大到令人望而生畏的惩罚系统下，“随波逐流”甚至“虚伪”就显得要安全许多。

因为“直言”的代价实在太大，所以“假言”、“曲言”、“虚言”盛行，也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没有光，黑暗便永远是黑暗，光来了，哪怕只能照亮一点点，也打破了黑暗。

我们要行那难行的，不要做那易做的，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启示。

文|帝小羽，我从山里来，欲回山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