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错杀袁文才、王佐后，毛主席一生都没释怀，扼腕长叹杀错了

10月22日上午，北京召开大会，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全场为革命烈士默哀。井冈山早期的袁文才、王佐，也是值得纪念的革命者。

他们没赶上长征，牺牲时都才三十出头，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再过一年，就到秋收起义部队进驻井冈山一百周年了。

讲这座山的往事，袁、王二人怎么也绕不开。红军能在山里扎下根，靠的是他们开门迎客。他们后来却在内部错误处置中遇害。

派兵的，正是彭老总指挥的红五军。先交代一下两人的出身。他们同岁，都生于1898年，袁文才是宁冈人，王佐是遂川人。

年轻时受够了豪绅欺压，先后拉起队伍进山，一个占茅坪，一个据茨坪，整座井冈山几乎都在他俩手里。1926年11月，袁文才加入了共产党。

那是1927年10月，起义部队刚受过挫，人困马乏。毛主席去见袁文才，带的见面礼是一百支枪，袁文才拿出一千块银元回赠。

后来又去找王佐，送上七十支枪，王佐用五百担稻谷还礼。一来一往，双方的戒心就放下了。这几次会面分量极重。

当时这支队伍缺枪少粮，更缺一块能扎根的地方。外来人马硬闯山区，当地武装要是翻脸，几百号人随时可能散掉。

毛主席把对方当受苦的兄弟真心结交，根据地才有了起点。两人的回报也实在。

1928年初，两支队伍合编成一个团，团长由袁文才担任，王佐做他的副手。红四军组建以后，这个团改称三十二团。

新城、龙源口、黄洋界这几场硬仗，他们都带兵上了阵。麻烦是从1928年夏天开始的。

这年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了一份决议，里面写着，对土匪一类的武装，起事前可以联合，起事后要缴械、严厉镇压，带头的人一律按反革命首领论处。袁、王两人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上。

1929年1月，宁冈柏路开会。有几位本地干部拿着这份决议，主张除掉袁、王。

毛主席没同意，当面反驳，理由很硬：两人早就入党，还立过战功，都是自己人。会上定下不杀，让袁文才去红四军当参谋长，跟主力转战赣南，王佐继续守山。

彭老总也参加了这次会。事情坏在半道上。袁文才在行军途中读到那份决议的全文，越想越怕，一个人折返井冈山。

宁冈县委为此处分了他，留党察看，期限三个月。1930年初，袁、王又抓了茶陵一带的反动团总罗克绍，事先没向特委请示，还想劝他交出造枪的工厂，矛盾越闹越大。

这桩事背后，还有一层土客籍的积怨。袁、王都是客籍，边界特委的主要干部大多是土籍，双方本就互不信任。

特委认定两人勾结敌人，一面借毛主席的名义写信，把他们约到永新县城，一面派人去红五军军部告急，说袁、王要反水。彭老总和特委商量后，派第四纵队的一部分人马赶往永新。

1930年2月24日凌晨，部队动了手。袁文才在住处被当场打死，王佐突围时落进河里溺亡。

替红军打开山门的两个人，就这样倒在了自家人手里。后果来得很快。袁、王的部分亲属和旧部寒了心，转身投向国民党一边。

红军在井冈山的这块根据地随之失守，此后恢复根据地的努力遭遇挫折，但不能据此认定当地革命活动完全中断。毛主席得知此事，十分痛心，认定这两个人杀错了。

彭老总后来也没回避。抗战时期，他跟人谈起这件旧事，坦言自己有责任，说毛主席为此严厉批评过他，认为不管怎样都不该杀这两个人，问题就出在“轻听轻信”上。

特委的人上门告急，彭老总没等多方查证就发了兵，一步走错，再也收不回。

行军打仗离不开果断，可事关同志性命，慢一点，多核实一遍，才稳妥。全国解放以后，两位功臣有了烈士的名分。

开国大典那天，他们的儿子都被请到了现场。1965年5月，毛主席再上井冈山，把袁、王两家的遗孀接到宾馆相见，称谢梅香为袁嫂子，当面肯定两人为革命胜利出过力，还和谢梅香一起照了相。

从1930年到1965年，中间隔了三十五年。替红军开山门的人是谁，功劳有多大，毛主席始终记得。

他亲自接见遗孀，和家属合影，这份牵挂放了几十年也没放下。如今在井冈山市大井村北边的山冈上，安葬着王佐烈士。

新华社2018年的报道提到，王佐的曾孙王华文常在墓前，给前来瞻仰的人讲先辈的经历。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这两位井冈山的开路人，也该被更多人记起。

回看这桩旧案，教训并不复杂。

袁、王的冤屈早已昭雪，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对两位先烈最好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