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冬天，冯国璋在北京病逝。他的老朋友王士珍出面，把债券、股票、不动产一项项清点下来，合计两百多万块大洋。

两百多万块大洋在当年能买到什么？

民国初年，北京一套普通的四合院，两三百块大洋就能拿下；工厂里的熟练工人，一个月挣五六块；小学教员一个月十块出头，就算不错的差事。

这笔钱够一个普通人家安安稳稳过上很多辈子。

可七八十年之后，他的曾孙冯巩站上春晚舞台，家里连一间房都没剩下。

钱去哪了？

把这件事从头看一遍就明白，这笔钱一路上的去向，都是这一家人自己定的。

冯国璋的钱，是靠职权攒下来的

冯国璋，1859年生，直隶河间人，和段祺瑞、王士珍并称北洋三杰，后来做过民国代理大总统。

他这一辈子攒下的家底，在当时的军阀里头数得上号。

在江苏当督军那几年，江南富庶，他用职权买了不少银行、矿场的股票，又和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张謇合伙办盐垦公司，盐碱滩地有几十万亩。

河北老家那边，他置下的田产有一千多亩。

天津的房产有三处，六百多间屋子，北京帽儿胡同的宅子也有五百多间。

这些钱的来路很清楚。坐着官位，靠着权力拿资源、拿订单，股份和地皮就陆续进了冯家的门。

北洋时期做官的人大多这么干。手上有权的时候投钱入股，企业靠权力拿好处，股东靠身份分红利，一年年下来，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盐垦这门生意尤其明显。公司拿到的是成片的海边滩涂，靠的是一纸批文，不是市场上的本事。

真正凭生意本事挣下来的那部分，他手上并不多。

这也是这笔钱后来守不住的根子。权力的保护层一撤，钱就跟着保不住了。

1919年他病逝以后，遗产由王士珍主持分配，按份给了五个儿子、四个女儿。

那份清单看下来，现金只占其中一部分，大头是股票、债券和房产，值多少钱要看往后的局势。

三子冯家遇分到的那一份，折合约49万块大洋，占总额不到五分之一。

这笔钱到了三儿子手里，换了模样

冯家遇生于1888年，他年轻时留学德国，在柏林工学院学的专业是化学冶金。

回国以后，他先在直隶兵工厂做了一段时间帮办，很快就脱离军政界，转去办实业。

1921年，他在天津创办东方油漆厂。

那时候天津还没有本土的油漆厂，市面上的油漆全靠外国洋行供应，德国货、日本货价格高，质量也一般。

冯家遇懂化工，又通德文，引进了德国配方，还请来德国技师做试验，研制出猫牌磁漆。

猫牌磁漆的性能压过了当时在天津最畅销的日本鸡牌漆，市面上的份额一点点被抢过来。

那几年，天津的油漆生意本来是日本人说了算，价钱也由他们定。等到猫牌漆站稳了脚，洋行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天津老百姓把这件事叫做“猫吃鸡”。

除了油漆厂，他还参与创办保定电灯公司，参股过恒源纱厂，也办过大陆银行、大城银行。

保定电灯公司是1917年他和曹锟、王占元等人一起出资筹办的，1921年建成发电，装的是美制175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937年，这家电厂被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列进中国自营的47家一二等发电厂名单。

到后来，这家电厂前后扩建过几次，供电范围覆盖了保定城里两千九百多户人家，城里的电灯有两万多盏。

1925年，孙传芳在南京办士官学校，想让他去当总队长，他婉拒了，只肯挂一个队长的名。第二年南京形势一变，他立刻辞职，带着家眷回了天津。

钱到了他手里，变成了一间间厂房、一台台机器和一排排电线杆。

抗战那几年，冯家遇宁可停产也不出头

抗战期间，日伪方面几次找上门，想请他出来任职。

冯家遇一概不接，他对外只说自己病重，推脱不过去，就拿黄胆水涂在脸上，做出满脸病容。

手里的工厂因此停工、亏钱，他也没有松口。

那年头，一个有厂子的人最容易发的那笔财，他一次都没碰。

那时候留在天津的民族企业家，处境都差不多。机器在城里，原料要进口，日本人不点头，厂子就开不下去。答应下来，订单和原料有人送上门；不答应，只能看着机器落灰。冯家遇选的是后面这一条。

他还给子女立过三条规矩：不许在租界买房求外国人保护，不许出洋读书、娶外国老婆，女人不许戴钻石戒指。

这三条里头，没有一条跟攒钱沾边。

早些年还有人劝过他一回。1928年，天津城里传出消息，说要查抄北洋要人的宅邸，亲友都张罗着往租界搬，冯家遇不肯。他说自己没在北洋军界担任要职，一个中国军人家庭出身的人，跑去求外国人保护，是给中国人丢脸。

后来风声越来越紧，他只在租界租了几间房把家里人安顿过去，自己始终没住进去。

一个家族肯把这种话写进家规，说明他们认的不是钱能带来的那点安稳。

1953年，冯家遇把企业交给了国家

1953年，冯家遇病逝。

去世之前，他把名下的企业和资产交给了国家，留给子女的只有少量日用细软。

他这一辈，把父亲留下的浮财换成了实业，最后又把实业交了出去。

再往下，冯家遇的儿子冯海岗，是冯巩的父亲。冯海岗念的是辅仁大学教育系。

到冯巩这一代，家里过日子已经紧了起来。因为家庭出身，他早年报考文工团，政审过不了关，只好先去工厂当工人。

相声这条路是他自己一步步磨出来的。十三岁那年，他在天津的文艺汇演上说了马季的段子，被马季本人看中，收在门下。后来一有空，他就往北京跑，登门求教。

他也去过部队当文艺兵，名册上却始终没有他的名字，两年之后只能退回天津。再后来进了制线厂当钳工，厂里的文艺比赛他场场拿名次。

1980年，他考进中国铁路文工团。1986年，他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和搭档说了《虎年谈虎》。

冯国璋在天津的旧居，如今在河北区民主道一带，早已是文物保护单位，不属于冯家后人私产。

走到这一步，答案已经摆出来了。

不剩，是这一家人自己交出来的结果。第二代把浮财换成了工厂，第三代把工厂交给了国家，第四代连“祖上是军阀”这件旧事，都不肯拿来当资本。

冯国璋那两百多万块大洋，一样都没能传下来。

传下来的是一句话，凡事靠自己。

钱会花完，这句话花不完。

一个家族兴也好、败也好，钱总有花完的一天。真正留下来的，是人在难处怎么选。冯家几代人，走的都是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