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那些先驱们（刘子通）

今天继续介绍一位曾被认为是一大之前的党员刘子通。

中共党史上有“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相约建党”之说。然而有关文献显示，当时还有另一种说法，即南陈、北李、中刘（刘子通）。遗憾的是，刘子通这位与董必武、陈潭秋一同开展过革命活动，与李大钊亦有交集的早期中共党员，往往被人们忽略。

刘子通，名子栋，号泰湘。188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路口镇新华村五房嘴（古名留书湾）人。出身于书香门弟。刘子通天资聪颖，从小随父亲读书，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功底。甲午战争后，外强侵略，国势衰颓，民生凄苦。刘子通的父亲一向关心种族，痛恶苛政。刘子通15岁时随父到黄州府游学，亲见因科考死人而酿成围试院，砸府门，直至省府派兵弹压的学潮运动。同年，还获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廷亡命西安的国耻。其父认为，国势衰颓的情况下，读孔孟之书无益，支持刘子通游学黄州、汉口，获取新知识。1903年夏，刘子通在黄州考棚街参加光黄学社讲习所，聆听留日学生程明超、祝蓝亭等揭露清廷腐败，非政治革命无以救国的演讲，还阅读由留日学生带回的进步书刊，激发起了革命思想。同年在武汉，刘子通结识同乡进步青年熊十力、何自新、吴昆等，共谋反清革命。1905年，在何自新的介绍下，刘子通参加武昌日知会，并积极联络同志，支持熊十力、童愚等秘密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同年夏，刘子通和同乡吴昆自费留学日本。8月，在东京参加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成为早期同盟会员。9月，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一年后，考入日本东京大学，先读教育，后读哲学。 刘子通留日期间，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各种反清革命活动。经此深造和锻炼，他的文化学识和革命思想有了很大提高。1908年，他学业期满回国，受聘于四川成都铁道学堂教习。此时，郭沫若在该校读书，他和许多学生积极接受刘子通宣传的进步思想，敬称刘子通为他的“政治启蒙老师”。此时的成都是争夺川汉铁路筑路权风潮的中心，铁道学堂处于风潮的浪尖。他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认为此次风潮的本质是四川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强权和满清政府丧权辱国的政治斗争，一批热血青年学子不懂政治斗争，要因势利导加以指导。因此，他积极参加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郭沫若回忆刘子通参加成都各校代表“请愿召开会”时说：刘先生在成都学生间很有声望，遂为成都“学运”领袖。1910年10月，成都保路风潮大起，全省各界发动，刘子通以学生请愿会议的名义，通电全国：“一律罢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为这一举动，刘子通遭到四川总督府通缉，在四川不能立足，于是在成都同志的保护下化装潜回湖北。回到湖北后后，寄居武昌，与军学界黄冈革命志士相联络，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他出任都督府参议。16日，刘子通担任都督府遴选赴黄州招抚的八大要员之一。17日夜入城，发动黄防营官兵起义。18日晨黄州光复。随即在黄州协台衙门开会，成立鄂东军政支部。刘子通推选为政务科长兼交际，负责行政事务、地方安抚事宜等。他的第一项工作即以鄂东军政支部名义起草并颁发黄州光复第一号革命公告。宣示革命宗旨，布告安民，共图光复。12月，南北议和后，鄂东军政支部撤销，刘子通等人返回武昌都督府。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刘子通与同籍志士熊十力、李四光、吴昆并称为辛亥革命鄂东四杰。他们会聚于武昌雄楚楼，畅谈革命成功，各抒其志。他以老子《道德经》语：“生而弗有，为而弗恃，成功而弗居。若有心，若无心，飘飘然飞过数十寒暑”而铭志。他一介书生，不善于做官，也不与人争名利。当黎元洪改组都督府时，他欣然离开政界。后目睹革命成果被篡夺，革命志士屡遭杀害，刘子通精神苦闷。1913年，武汉各学校恢复，他经人介绍在武昌新设师范学校任教。

1915年，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分办大学、中学两部，刘子通在中华大学大学部讲授印度哲学，与恽代英有师生之谊，恽代英在其日记中尊称他为子通师。1917年，刘子通离开中华大学。这时蒲圻人覃寿堃任河南教育厅长，刘子通于是到河南担任教育厅秘书。1918年，刘子通父亲病逝后，他回家守孝，后常往来于武昌与黄州之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给刘子通以极大的冲击，认为这场外争国权，内争民主解放，反帝反封的革命斗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于是，他拿起笔，投入新的革命征程。同年秋，刘子通参加了由恽代英、黄负生、李书渠等创办的武汉进步刊物——《武汉星期评论》编撰工作。1920年春，他与辛亥革命志士董必武相识，受聘私立武汉中学国文教师。随后结识张国恩、刘伯垂等。当年秋，武昌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会员20多人，刘子通为会员之一。此时，他以子通、子栋之名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发表针砭时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守旧刊物《江汉评论》对刘横加谩骂，视为异端邪说。与此同时，他参加社会调查，并与陈潭秋、黄负生一道撰写《汉口苦力状况》调查报告，以“刘云生”笔名发表于当年9月号《新青年》杂志上。1921年春，他同陈潭秋、黄负生同时受聘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陈教英文，黄教国文，刘子通教伦理学和心理学。当时，湖北女师是封建势力把持的堡垒，以校长王式玉为首的一批师资人员均为封建礼教的卫道者，对“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极力抗拒，对青年学生严加封锁。刘子通等进步教师针锋相对，以学校为阵地，学生为重点，在课堂上或课余时对封建礼教、“三从四德”进行强烈批判，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宣传妇女自由解放，并在进步学生中成立社团组织。他们把革命火种传到女师，将进步学生李文宜、徐全直、夏之栩、袁浦之、杨子烈等多人先后吸收入团入党。这一举动然触怒了顽固守旧势力。女师校长在召集的会议上以辞职为要挟，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刘子通仗义执言，严正指出，学校主体是学生，学校对学生的教育方法要改进，教学质量才能提高。对学生管理要合理，学生才会安心向学。如果对学生的要求置之不理，那就如校长所言会酿成学潮。刘子通的语调激昂，博得门外学生掌声，随之学生们涌入会议室。校长见事不妙，悄悄溜走。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刘子通在学生中树立起声望。1921年8月，他和黄负生一道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女师进步学生主动与刘子通往来，他乘势向学生宣传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和妇女解放等革命道理。使青年女学生认清中国妇女遭受压迫，国家遭受外国列强欺侮的根源。号召她们站起来，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此时的女师校内进步学生队伍在不断扩大，争取妇女自由解放之势大起，一扫昔日沉闷死寂之气。当年9月至12月，刘子通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先后发表教育革命檄文《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他大声疾呼学校“当此学术革新之世”，“身负教育之重”，决不可“麻木不仁”，“把那些陈腐教案当作金科玉律”， “杀人子女”。倡导改造社会，革新教育，对当时“部章规定之无当，吾鄂负教育之责者，因陋苟安，太不思改良，以当环境之需求”的教育现状，进行猛烈的鞭挞，推动着女师学潮的发展。女师校长等守旧势力视学潮如洪水猛兽，认为刘子通系学潮的幕后推动者。1922年2月，新学期开始时，学校突然以宣传“赤化”，“煽动学潮”的罪名，宣布解聘刘子通，借以将学潮镇压下去。为反对学校解聘，女师学生在陈潭秋、黄负生等教师的支持和发动下，迅速举行罢课，赴省府请愿，游行示威，学潮进一步升级。省教育厅抬出督军、省长大令，驱逐刘子通出境。这次学潮持续了8个多月，其结果是省府下令撤销反动校长之职，进步学生受到发毕业证提前毕业的处分，同时也打击了教育的反动势力，扩大了革命声势。刘子通在离开武昌前夕，将黄负生托孤教养所遗子女黄钢、黄铁兄妹俩托咐于陈潭秋。

由于刘子通受到通缉，他无法在武汉中学继续住下。同年11月，经李大钊介绍，刘子通来到北京，在民国政府教育部供职。在此期间，刘子通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北京，届时参加北京市党组织的活动。5月，刘子通出席中共北京市委会议，参加推选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工余，刘子通与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熊十力往来密切。本欲长住治学，无奈肺病渐重，后在北京中共党组织安排下，派员护送回乡养病。1924年3月，因医治无效逝世，享年39岁。

1945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刘子通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中。1979年10月，刘子通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