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那些先驱们（施洋）

对施洋的最初印象，完全是在电影《风暴》上金山饰演的那个器宇轩昂、高大伟岸的英雄形象。当年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就立即着手找他的故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查资料非常困难，家中虽然藏书不少，但还是没有这方面的书。后来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终于找到了有关二七大罢工的书，里面对施洋有不少介绍，但仍嫌不完整，而且上面画的插图上施洋的形象也和电影差不多。直到很久之后专门看了二七大罢工的展览，才真正一睹这位前辈真实的容貌。

施洋，原名吉超，号万里，后改名洋，字伯高，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镇杨家河村人，生于1889年6月13日。幼年家境贫寒，9岁随父读书，1907年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堂，学蚕科，1910年转入郧阳农业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因学校停办，回乡创办国民学校，给学生讲种桑养蚕的知识，并种植大片桑林。他还创立农务会，被推为会长。1914年，他考入湖北警察学校，次年考入湖北法政学校专门学习法律；1917年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武昌从事律师职业，不久又被选为律师公会副会长。五四运动爆发后，武昌学生支持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举行示威游行和罢课，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施洋一面将被军阀惨杀的学生送法庭检验，一面向律师公会建议提起公诉，要求严惩凶手，并连夜起草宣传单，组织商民罢市。1919年6月12日，武昌商民全体响应在积善堂开会。施洋到会演讲，接着发起组织湖北各界联合会，并任副会长。同年8月，他率代表团赴京请愿，9月施洋在京与各地代表协商发起组织中国各界联合会，任该会的筹备委员。11月10日中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施洋被选为联合会评论部部长。同年开始在汉口花楼街皮业巷5号开律师事务所执业，不久，加入刚组建的武汉法政学会，被推选为常务副会长。1920年春，施洋由上海返回武汉，发起组织“平民教育社”，被选为总务主任，参与创办7所平民学校，并与陈潭秋、黄负生、刘子通等人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同年秋，施洋参加了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冬，与来武汉宣传独立运动的朝鲜青年党人李愚民、赵重九等组织中韩互助社，为支持朝鲜独立而奔波。1921年1月，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时，施洋被聘为法律顾问。这期间他组织领导汉阳钢铁厂、英美烟厂等企业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1921年5月，他指导汉口人力车工人反抗车行加租罢工斗争，取得胜利。6月军阀王占元的军队在武昌城内开枪洗劫商店住户，引起武汉人民的强烈不满。施洋以湖北各界联合会的名义，连发讨王通电7次，向中国宣布王占元的罪恶，提出驱王“自治”的主张。在“驱王自治”斗争中，组织湖北临时政府和湖北自治军，施洋被推举为省务院秘书。随后，施洋亲赴湖南求援湘军，并联络湖北自治军于7月29日大败王占元于羊楼司。10月王占元被逐后，施洋即参加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12月1日汉口车行老板勾结租界当局，随意提高人力车租金，遭到工人的反对。第二天，施洋和林育南根据党的指示组织“汉口人力车夫同业工会”，指挥数千车夫罢工7天。罢工一开始，施洋就积极投身其中。他一方面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嘱咐大家“齐心努力，坚持到底”；一方面替工人草拟《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书》，揭露车行资本家的恶行，阐明工人的立场，还撰写了罢工新闻报导，使罢工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在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巨大压力下，汉口租界当局和车行资本家最后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释放被捕工人，允许成立工会，车租不仅不再增加，还在每日每班的原有租金里提出五十文作为工人的福利费用。在罢工期间，每人每天补发伙食费两百文，作为赔偿损失。上工以后，免租三天，收入全部归工人所得，罢工获得了全面胜利。罢工胜利后，施洋等人又指导建立了武汉第一个公开的工人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并受聘为该工会最高顾问和对外全权代表。1922年1月，施洋协助项英建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随后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和武汉其他一些工人俱乐部也相继建立，皆聘施洋为法律顾问。因他“极能为劳动界谋利益，劳动界视之如‘明星’，并亲切地称之为‘劳动者律师’”。1922年6月，施洋经许白昊、项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上写道：“我愿为工人运动，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乃至牺牲宝贵的生命。”7月底，他与林育南等组建武汉工团联合会(10月10日改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并任该会法律顾问。不久，他参与领导了粤汉路武长段工人大罢工；9月23日，受汉口律师公会推举出席上海全国司法会议，并在会上提出数则为人民争自由的重要提案，得到大会赞同。在上海期间，他与孙中山及国民党要人多次会晤，就中国政治问题交换意见：赢得国民党中进步人士的赞许和好评。10月17日后，施洋回到武汉指导汉口烟厂工人两次罢工，他都冲锋在前，身先士卒，为罢工工人做表率，赢得工人们的拥护和爱戴。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隆重召开。施洋以湖北工团联合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大会的指导工作。总工会成立当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奉吴佩孚、萧耀南之命，声称：“我黄殿辰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准工人开会。”他们视工人游行如临大敌，实行全城紧急戒严，并派出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包围工人会场。但是，数千工人和与会者们毫不畏惧，列队向大会会场普乐园戏院前进。当反动军警强行无理阻拦并用警棍殴打工人时，代表们在林祥谦、项英、施洋等人的带领下，勇敢地突破敌人的防线，冲入会场。施洋冲上会场主席台，高声演讲：“工友们，民国的约法上明确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工人创造的功劳甚大，在人民中占重要地位，为什么不能享受约法上的自由?军阀吴佩孚、萧耀南、黄殿辰等，野心勃勃，横加围剿，摧残我们，压迫我们，剥夺我们约法上应有的权利，这是何等的无理?我们当此大敌在前，当然有进无退，善自防卫，努力奋斗!”与会工人代表在这义正词严的鼓舞下，群情激愤，徒手与军警搏斗达数小时之久，才冲出重围。反动军警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于当日下午砸坏了各单位赠送给总工会的匾额和慰问品，派军警占领总工会驻所，驱逐总工会工作人员，查抄总工会文件，监视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行动。针对当时的局势，总工会于当晚在异地召开了各分会负责人的秘密会议。一致决定向反动当局提出撤销反动警察局长黄殿辰等的职务，赔偿因反动军警无理损坏总工会的各种物资等五项要求，限期反动当局两天内给予答复，否则，将实行京汉全线总同盟罢工；同时决定总工会由郑州迁至汉口江岸办公；并在会上组成了总罢工委员会，指定了各分会负责人，施洋、林祥谦被指定为江岸区罢工总负责人。施洋参加总工会秘密会议后，于当晚和林祥谦等人乘火车赶回汉口江岸。2月2日，汉口江岸分工会召开动员大会，施洋、林祥谦等在大会上揭露了反动军阀迫害工人代表、破坏总工会成立的种种罪行，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已在暴风雨般的阶级大搏斗中诞生，并传达了总工会关于发动全线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的决定。施洋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工人代表勇敢地投入反对反动军阀的斗争，为争自由、争人权而战。会后，施洋、林祥谦等组织起工人宣传队，扩大了工人纠察团，并赶制铁棍、大刀、长矛等，准备自卫。2月4日上午，施洋、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关于开始罢工的指示后，立即下达了江岸分工会罢工的命令。已做好准备的江岸机器厂锅炉工人黄正兴拉响了汽笛，紧接着其他单位的汽笛也怒吼起来，响彻武汉三镇。江岸铁路工人在施洋、林祥谦等人的指挥下高举长矛、铁棍、大刀，涌出各工段向中心街道奔去，其势如铁流直泄，锐不可当。一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大罢工，从汉口江岸开始，沿着京汉铁路一路向北，直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施洋在列车上与项英等紧张地研究起草了罢工文件，火车每到一站，施洋就利用停车时间，向前来欢送的群众发表演说，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唯一的出路就是斗争，斗争，再斗争。罢工期间，有人问施洋：“你是律师，有稳定的工作，有丰厚的报酬，为什么要和工人们一起罢工呢?”施洋坚定地回答：“为劳动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这是我的职责。”2月5日下午，英、美总领事和军阀吴佩孚等在英国领事馆开会，密谋策划屠杀工人代表和工运领袖。湖北督军萧耀南根据吴佩孚从速消灭罢工领导力量的密令，派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带着大批军警来到江岸，围攻罢工工人，占领工厂，先后抓走两名火车司机和三名纠察队员，强迫他们复工。施洋、林祥谦等当机立断，派出2000多名纠察团成员和工人代表前往营救，据理力争，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三名纠察队员和两名司机，粉碎了敌人的阴谋，鼓舞了罢工的斗志。罢工斗争在继续，江岸全体工人决心巩固胜利成果，与反动军警战斗到底；武汉工人和各机关群众团体，大力声援江岸工人的罢工斗争。2月6日上午，湖北工团联合会组织2000多名代表来到江岸亲切慰问罢工工人，江岸万名群众自觉参加慰问大会。施洋、林祥谦在会上感谢社会各界群众的声援，表示决不辜负社会各界的厚望，坚决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破坏阴谋，号召工人们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会后，施洋和林祥谦带领罢工工人和沿途自愿参加的群众继续示威游行。当队伍经过沿江的美、英租界时，愤怒的群众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争自由、争人权”等口号，群情激昂，游行示威坚持到6日将晚时分才胜利结束。2月7日上午，继续罢工示威游行。下午，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派警官到江岸分工会，一面佯称约分工会代表于17时30分在工会所在地等候谈判，一面由他带着两营全副武装的军队，从江岸车站分三路向江岸分工会包抄，并与在汉口的帝国主义机构紧密配合，宣布租界临时戒严，妄图出其不意镇压罢工工人。下午17时20分，反动军警层层包围分工会驻所，前来赴约谈判的30多名罢工工人代表也被围困在里面，情况万分危急。共产党员林祥谦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一面请施洋等总工会的负责人暂时避开，一面由他和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出面对付敌人，并令纠察团做好战斗准备。这时，增援的敌人赶到，再次包围了分工会驻所。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当场曾玉良等30多名铁路工人壮烈牺牲；林祥谦和60余名工人不幸被捕。当日晚7时，整个江岸地段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敌人把江岸分工会会长林祥谦捆绑在站台灯柱上，逼迫罢工工人复工。林祥谦义正词严，威武不屈，字字千钧地说：“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张厚生被骂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气急败坏地命令刽子手把林祥谦残忍地杀害了。2月7日晚，施洋奉命避开反动军警的搜捕，从汉口地方审判厅回家，吃完晚饭后，他对妻子郭秀兰说：“作为一个革命者，如果不和反动统治阶级面对面打几个回合，他们是不会自动垮台的，革命事业也不会成功。斗争总是要流血的，这没有什么可怕。不过这些人为什么要流血?要一代一代讲下去，让下一代都能继承烈士遗志，争取革命最后的胜利。”就在施洋与妻子刚说完，十几个便衣警察突然破门而入，强行捕走了施洋，当晚送进汉口警察厅。在警察厅，施洋厉声质问：“我没犯法，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问得敌人无言以答。2月8日，敌人又将施洋押送到武昌湖北陆军审判处。敌人押送施洋乘船过江时，施洋也不忘向警察们宣传革命道理：“今天的中国，穷人悲惨，工人可怜，全体人民皆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应一致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万不能自相残杀，以致洋人坐取渔人之利……”在武昌陆军审判处，施洋被戴上特号脚镣手铐。2月8日下午，陆军审判处开庭。当审判官问施洋为什么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和各界联合会时，施洋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为国民一分子，爱国是国民天职，为何不应参加呢?”“救国运动为非常行动，农工商学各界先后参加运动，律师又有何不可参加的呢?”当审判官指责施洋替工会和工人撰写诉讼状是鼓动风潮的犯法行为时，施洋据理驳斥说：“对于贫苦工人和工会工人有诉讼或非诉讼事件来委托我者，我在法律范围之内，行使律师应有的职权，有何犯罪之可言?”“你们秘密地逮捕我，侵犯我的自由，这是非法的行为，你们才是犯了法……应负法律上的责任!”驳得审判官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当审判官问道为什么要组织铁路工人大罢工时，施洋答道：：“京汉铁路的工人罢工斗争，不是空穴来风，来之有源。其罢工原因，不外下列各种：一、工厂待遇恶劣；二、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都不能自由；三、工资太低，工人生活太苦；四、工人劳动时间太长。能解决这些问题，罢工自然解决，何必请教于我呢？”紧接着，施洋又向审判官提出两条抗辩：“第一，施洋没有犯法，生平一切行动都合乎法律范围以内。就算犯了法，但不是军人，不是江湖大盗，应当由地方审判厅来处理，陆军审判处没有权力过问，这是你们首先乱了法，在法律上应负相当责任；第二，施洋是一个文弱书生，这样重大的脚镣手铐在世界文明国家里早已废弃不用，况且在这里，外有石墙铁网，内有军队林立，绝无逃脱之可能。你们把一个文弱书生关在这样的牢狱里，已经够威风了，又钉上如此沉重的镣铐，是不是合乎天理、国法、人情?”审判官无言以答，只好草草退堂。2月9日至12日，施洋在狱中以高昂的斗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每天写日记，详细记载着被捕和审讯的经过，为争取同狱难友的年关福利，草拟申诉书，还给家人与好友写书信共7封。鉴于施洋在工人当中有巨大的号召力，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吴佩孚因此认为：“不杀施洋，工潮难平。”2月14日，北洋军阀吴佩孚给湖北督军萧耀南下达了秘密杀害施洋的急电。1923年2月15日(农历腊月三十)凌晨，施洋身穿灰色长棉袍，脚穿一双黑布棉鞋，神态自若，昂首走出牢门，被刽子手押到武昌洪山脚下刑场。执法官假惺惺地问施洋：“要不要写家信?有没有遗嘱?”施洋厉声回答：“中华民国就是我的家，我没有什么信可写?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批走狗，一起都食其肉，寝其皮。”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洋!”执刑官急令开枪。施洋大义凛然，振臂高呼：“劳工万岁!”第二声枪响时，施洋仍然屹立，再呼：“劳工万岁!”壮烈牺牲，年仅34岁。

施洋牺牲后，其遗体即由人力车夫工会和他的夫人收殓，同年7月，由江岸铁路分工会将其安葬在武昌宾阳门外的洪山。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汉口人力车夫为表达对施洋的哀思，仍然在各码头设祭，数千车夫跪地痛哭并扶灵位游行，场面悲壮。施洋牺牲一年后，李大钊在《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一文中写道：“施洋同志的死，在我尤为伤心”，“他们的精神，还是像车轮——京汉火车的车轮，不息的在工友方面转，好像指导我们后死者要不断的前进”。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林育南为了纪念和缅怀施洋，于1924年2月写下《伯高死的含义》，指出：“伯高死了，他留给我们的革命精神是教我们永远不会消失的”，我们“编印成这本纪念录，以纪念他的革命精神，并序述他死的意义，以告国人”。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二·七”纪念大会上高度评价：“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7月，为纪念“二·七”工人运动的伟大先驱，中共湖北党组织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将施洋的遗体安葬在武昌城外洪山脚下，由江岸铁路分工会立“施洋先生之墓”碑。1953年在武昌洪山修建了施洋烈士陵园，烈士遗体由山脚迁至山腰，建起巍然挺拔的“施洋烈士纪念碑”和烈士半身塑像。1963年，在纪念二七大罢工40周年之际，董必武为纪念施洋烈士，题诗一首：“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萧遗臭万年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1993年8月，施洋烈士故乡竹山人民，在县城堵河大桥西端，修建了五米高的烈土铜像，供后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