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刘路通

作者：刘川亚

我的父亲刘路通，1926年2月，出生于河北省无极县武家庄一个革命烈士的家庭。

（我的祖父：刘毅之，革命烈士，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

祖父1925年在保定第二师范上学时，受到李大钊等党的创始人影响参加革命活动，并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任中共河北省无极县第一个党支部的宣传委员。

1931年4月，任中国共产党河北省无极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我的祖父刘毅之因参加革命活动，曾三次被捕入狱北平，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他始终坚強不屈。

抗日战争爆发后，祖父被党营救出狱。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五团宣传科长，八路军三纵队（冀中军区）第26支队政治处主任，抗大二分校三团政治教员，中共河北省固安、永清、霸县三联县委宣传部长。

1944年在一次与日本鬼子作战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38岁。解放后被国家评定为革命烈士。）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因从小受到红色教育。1938年3月，父亲年仅12岁时在我祖父刘毅之的教导下，第一次参加八路军。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自卫军少先队队员。

1939年3月，他跟随父亲刘毅之第二次入伍。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上将）七分区游击纵队参谋处通信员。

1940年部队送他到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三团学习。期间被评为模范学员。

1941年7月，进入抗大二分校附中学习（校长为孙毅中将，政治部主任兼附中校长为李志民上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培养的后备干部。期间，因日本帝国主义对冀中平原发动了“大扫荡”，学校全体学员根据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从形势紧张的冀中平原的游击区，转往冀西山区灵寿县。部队先后经过了五次大小战斗，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冲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部队第一次过封锁线的夜里，被日本鬼子发现，前进的道路被死死封住，大部队只好赶紧回撤。途中，一发炮弹落到他不远处，他被震昏到封锁沟的泥潭里，全然不知撤退的战友纷纷从他身上踩踏过去，使他深陷泥潭。附中的刘卓群老师，见状曾拼命拉他多次，但他都没有反应。同志们都以为他牺牲了。过了些时间他苏醒过来以后，顽强地从泥潭中爬了出来，带着伤痛穿着满身泥水的棉衣，只身一人沿着部队撤退的方向追去，安全返回部队，受到学校的表彰。转移到达驻地灵寿后，孙毅校长来迎接了他们，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还亲自接见了他和全体师生，勉励大家为建立新中国好好学习。　

1942年3月12日，在抗大二分校因长期努力，学习积极，觉悟较髙，他仅16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入党介绍人为刘文彬)。1943年3月15日，转入正式党员。

1943年2月至5月，奉党中央的命令，随抗大二分校全体师生开始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转移。

2月15日，全体学员从河北灵寿县出发，徒步通过游击区、敌占区。途经平型关、雁门关，沿长城西行。通过同蒲铁路，翻越2800米高积雪常年不化的管涔山的黄草梁时，又下起了满天大雪，山髙坡陡，行军艰难。他和同学们靠着坚强的意志咬牙坚持，终于闯过了难关（同行的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友和领导都说，翻这些雪山的困难，不亚于长征途中的雪山）。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克服了重重困难（他自己回忆说过，当时由于连续行军疲劳过度，经常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终于在1943年5月2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受到了八路军朱德总司令、陕甘晋绥联防军贺龙司令员、抗大军事学院院长徐向前、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等首长的亲切接见，并聆听了首长们的报告。后全体师生根据党中央的命令，入驻了陇东华池县的豹子川，改编为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二大队（时仼校长为独臂上将彭绍辉），他任学员班长。开始投入各种学习中。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有些同学产生了畏难情绪，后悔来陕北。但他始终意志坚定。为克服困难，党中央毛主席发起了“大生产”运动，要求軍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他和同学们积极响应，起早贪黑上山开荒种地。他经常天不亮就偷偷上山干活，每天开荒好几亩。学校要求每人开荒10亩，而他们班人均开荒30亩，成绩在全大队近百个班级中例第二名，连老百姓都称他们为“气死牛"。　

1944年，由于认识正确，劳动中不怕苦和累，模范作用好，工作成绩显著，他被抗大七分校授于“劳动英雄”光荣称号（甲等英雄）。同时，他所在班级被大队评为先进班，他个人也被评为模范班长。

(父亲从抗大七分校毕业后，来到了延安八路军总部(中央军委)直属汽车大队，直接为军委总部首长服务。照片提供者刘湘陵)

二、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下半年从抗大七分校毕业，他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直属汽车大队军需科任会计。

1947年3月，随部参加了掩护党中央撤离延安的战斗，又参加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粉碎了国民党胡宗南部对延安发动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场对我党不利的局势）。

1947年8月，随部参加了榆林战役（该战役扭转了整个西北战场的局势，使我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开始转为外线进攻）。9月，参加了延清战役。后又接连参加宜川战役、黄龙山麓战役，收复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7年11月，随部参加了西北野战军独创的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进一步提髙了政治觉悟（该运动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髙度评价，并向全军推广，为全国的解放打下了坚定的思想基础）。

1948年8月，调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后勤部直属汽车大队修理队。随部参加了陕中战役、解放西安战役和1949年西北春季战役。

1949年5月，任解放军西北军区汽车三团“十一”修理厂党支部书记，并又随部参加了扶眉战役、

(父亲前排右1，母亲后排右2

(四连全体干部战士，前排左四为任指导员的父亲。照片提供者刘湘陵)

陇东追击战役、解放兰州战役、解放宁夏战役、解放西宁战役。(至此，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全部解放。)　　期间，他曾被总部派往西柏坡和石家庄，执行送林伯渠等西北局领导人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等待北平解放后接受汽车等物质的特殊任务。后因傅作义举棋不定，投降时间后延，等待一段时间后又奉命返回老部队。(他抽空于1949年3月回河北省无极县老家与我母亲闫聪敏结婚。

母亲闫聪敏也是离休老干部。与他同村人，1942年参加革命，1946年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任无极县七区妇联专职主任，1949年入伍到第二野军第18兵团汽车第18团。）　

1949年7月，他任西北军区汽车团四连副指导员（代理指导员）。年底，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为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汽车团随贺龙司令员率领的一野18兵团，翻过秦岭进入四川，参加西南战役（这是解放战争历史上歼灭敌人数量最多的战役，共歼敌93万人），解放了成都。

( 父亲和母亲在西南军区18军时)

三、建国以后及和平时期　

1950年1月，任西南军区汽车三团六连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期间，为接受改造刚刚起义的原国民党西南公署独立汽车第二营，根据上级指示，他仅带着一个文书，进驻该营。当时，在经常发生俘虏枪杀共产党军代表的紧张形势下，他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大力开展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发动起义的全营官兵，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教育和个别谈心，让苦大仇深的士兵忆苦思甜，进行两个军队的新旧比。并重点做好连排干部的思想工作，使全营官兵很快提髙了觉悟，很快转变为人民解放军军的一员。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收编改造工作，调动了全营干部战士的积极性，使全连很快投入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物质运输工作。

1951年2月，他被提任解放军西南军区第18军（军长张国华中将。18军后改为西藏军区）汽车第18团政治处青年股长（正营级）。并兼任团俱乐部主任、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1953年2月调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川办）后勤部政治部，任青年助理员。　

1953年7月，被选调西南空军。从此，加入了空军的行列，直到离休。 先任西南空军政治部干部部助理员。

1953年8月18日，调空军航空兵第13师（空军最早成立的唯一一支运输机部队）仼38团飞行一大队政委。

1954年12月-1956年年中，奉命到南京空军政治学校飞行大队政委班上学。

1955年8月1日，被国防部授予空军大尉军衔。

1956年，从南京空军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空军航空兵第13师39团飞行一大队任政委，与大队长王捷程搭档。1958年，军衔由大尉晋升为少校。

(父亲参加飞行员技术研究飞行准备)

1961年，任空军郑州基地后勤部政委并晋升中校。

1966年任空军当阳基地第一任政委。

空军航空兵13师政治部副主任至离休。　

父亲他13岁参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受了枪林弹雨和艰苦环境的长期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