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女性不是光棍男暖被窝的“电热毯”

一石激起千层浪。

最近，因为某专家的评论文章，“暖被窝”一词火了。

那几篇文连起来看，更让人愤怒。

先是“鼓励农村女青年留家乡”，接着认为“暖农村大龄男被窝工程很有必要”，还说“单身男年纪大生病了没人服侍”……

其魔幻程度，仿佛回到大清。

网友纷纷吐槽：

“都不遮遮掩掩了，女性就是暖被窝+生育的工具了？”

“觉得被窝冷，一个人发个热水袋就行，不贵。”

我们的《中国妇女报》也严厉批评了这样的论调：

“被窝还没暖，人心先凉了。关心农村大龄青年结婚问题本无可厚非，但‘暖被窝工程’的说法与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倡导的男女平等价值观相去甚远。”

“这些专家和公职人员缺乏基本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甚至未意识到这是对女性的物化和歧视。由此可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倡导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先进性别文化，是何等的迫切。”

说得好，不物化女性的道路真的任重道远。

不过，那类充满歧视性的文章倒是提出了一个真问题——

农村男青年结婚难。

提出了真问题，就应该去探究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

她姐愿意一试。

农村光棍问题

背后是歧视的代价

农村男性娶妻难，其实并非这两年才出现的新问题，而是年年提出、年年得不到切实解决的“老大难”。

首先，最浅层的原因，想必大家都能看见，那就是农村男多女少。

在婚恋市场上，男性势必会“剩”下来。

今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至111.3，也就是说有100名女婴出生，就有111.3个男婴出生。

但中国男性的数量依然比女性多出了3490万人，这是过去长期重男轻女的历史结果。

再看处在事件中心的湖南省。

2010年的出生性别比依然居高不下，随着孩次的升高而升高的趋势更加明显，一孩、二孩、三孩的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9.82、127.85、178.25。

翻译一下，家庭如果要第三个孩子，那么每100个女孩出生，就有178个男孩出生。

也就是说，国家生育政策放开，家庭里二胎、三胎追男孩的现象依然非常明显。

如果不干预新生儿性别，概率学上男女出生性别比应该趋于1：1。

而数据里三胎性别比失衡成这样，说明家庭内部不仅意愿上倾向于生男孩，而且也进行了非法的性别筛选。

有个具有年代感的名词叫“两非”，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虽然人们已不再提起“两非”，但这样的事仍在发生。

过去还存在大量女婴被遗弃、被杀死的惨痛历史。

越穷的地方，观念越落后，男女出生性别比悬殊越大。

前一个月，某地区出台文件统计男性未娶媳妇人数。

不出意外的是，当地也是性别比失衡的重镇，遗弃女婴的现象很普遍。

男女人数悬殊越大，男性结婚难度越高，这就是歧视的代价。

而被剩下来的男性，一般是文化程度不高、生存技能不多、经济相对较差的男性。

这时候，首要目标应该提高这类群体的经济实力，增加他们在婚恋市场中的竞争力，而不是让女性降低标准。

其次，关于农村男性结婚难，很多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天价彩礼”上。

彩礼问题，永远是互联网上的炸药桶。

最近知乎上有个相关帖子，网友在评论区争吵到9万多楼，堪称一大赛博奇观。

所谓彩礼，是指婚姻关系当事人通常是男方根据习俗向女方给付的钱物。

网络上流传着一份中国彩礼地图。

乍看上去，彩礼是反男女平等的，因为彩礼是对婚姻和女性的物化。

但她姐在现阶段并不反对有些女性收取彩礼（用于自己和小家庭）。

先别急着骂，这当然是有前提的。

因为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男女平等并未实现。

尤其是在婚姻内部，女性有大量不被定价的劳动，彩礼在有些情况下是现实不得已的经济补偿。

王慧玲：当下基层女性婚姻困境

譬如家务劳动，如果按照市场定价，家务劳动能够得到几千元不等的报偿，但这部分劳动不被社会看见，而由家庭内部消化。

譬如生育成本，这是发生在女性身体和精神上的劳动付出，有太多不被言说的痛楚。

譬如育儿付出，社会化育儿还没有实现之前，子女教育的重担依然由家庭承担，除了经济压力外，女性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社会还有对母亲更高的期待。

譬如职场贬值，当女性在家庭和子女上投入更多之后，她们在职场上的竞争力会大大降低，所以才有了“玻璃天花板”“母职惩罚”等名词。

……

正因种种不利因素，才有了一次性补偿女方钱物的彩礼文化。

越穷的地方，重男轻女越明显，婚龄女性越少，议价权越高，彩礼反而越贵。

但即便再贵，依然会出现“一家有女百家求”的状况，这也是歧视的代价。

如果有一天，女性不必付出更多的家庭内部劳动，国家实现社会化育儿，不存在职场上的就业歧视、升职歧视。

那么她姐举双手赞成破除封建残余、取消彩礼陋习。

但不幸的是，彩礼明明是婚姻关系里男方对女方的经济补偿。

很多时候，这笔钱却去到了女方父母手里，又成为父母为儿子娶妻准备的彩礼钱。

这个恶性循环里，女孩什么也没得到。

再次，很多文章提到，农村男性结婚困难，因为女青年都进城务工了。

进城务工，男女都有，但女性更容易嫁出去。

女性可以找城市里有户口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男性婚配，也可以选择同样进城打工、更有生存技能的男性组建家庭。

而缺乏学历和技能的农村男青年，则很难在城市安家。

所以才有了“鼓励女青年留家乡”的倡导。

但如今城乡发展仍存在差距，这种倡导无异于鼓励女性过向下的更糟的生活。

曾经的中国，自杀成为第五大死因，更是年轻女性的死因之首，而且主要集中于农村女性。

到了2011年，中国自杀率报告显示降幅超过90%，而我国并没有做特别的自杀干预行动。

期间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大批农村人进城务工，包括女性的广泛参与。

能够走出大山，肉眼可见地改变生活，这是农村女性自杀率骤降的重要原因。

这也是感动中国人物张桂梅校长一生的事业，让女孩们有机会读书，走出大山，改变命运。

与其鼓励女青年回来，不如先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让女性心甘情愿留下来。

“农村打光棍”问题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电影《光棍儿》非常生猛

她姐这个十一假期去几所农村养老福利院发现，目前养老工程在农村主要是社会兜底性服务，里面大多都是孤寡老人、五保老人，往往有几十个男性和几个女性。

那些男性，很多是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有亲人的“老光棍”。

农村养老福利院全是老年男性

农村男性娶妻难是历史性问题，专家们每年也在提出各种方案。

除了统计未娶妻人数和鼓励女青年留家乡，曾经还有人提出建议农村剩男向城市输入，去匹配城市剩女。

这些建议，都枉顾了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

农村男性结婚难，是歧视的代价。

韩国作家孙雅兰演讲：什么是歧视的代价

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首先要去正视它。

要去做更难的事。

那就是破除重男轻女。不仅要在口号上，更要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里。

要女性留家乡

也不是不可以

没有真实惠民的倡导，都是耍流氓。

话糙理不糙。

想要提高农村男性结婚率，让女青年留在乡村，需要的不仅仅是宣传教育，更重要的是政策利好。

观念和现实就像莫比乌斯环的两面。碍于传统风俗不去打破它，就永远在死循环里。

莫比乌斯环

现在二胎、三胎追男的现象依然存在，因为很多人内心深处依然不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

“两非”已成为历史，但还是应该打击堕女婴等违法行为，也应反对接男宝等封建陋习。

而真的要破除落后的观念，则需要让女孩享受男孩在一个农村家庭里能享受到的各种待遇。

譬如女孩也要拥有遗产继承权，而不再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譬如女孩也能申请宅基地。最近欧金中的事件引发了大家关于农村宅地基的广泛讨论，对农村人来说，土地就是命根子，但女孩申请宅基地却一直有着诸多限制。

还譬如冠姓权，这确实是一项争不争取都无可厚非的“小事”，但可以去重新讨论家庭内部秩序、可以去反思宗族观念的过程，是重要的。

还有女孩的受教育权。

她姐看过一部叫《出路》的纪录片，生活在最底层的小女孩马百娟，渴望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父亲觉得“女孩读书没用，嫁了人就是别人家的了”。

纪录片《出路》

马百娟连小学都没毕业，刚成年的她与同龄的女孩说笑，那两个女孩的孕肚已十分明显。

早晚要嫁出去，是女孩失学的根本原因。

两年前，由妇联成立、专门救助失学女童的“春蕾计划”，爆出资助男童的欺诈行为。

这说明即便是慈善事业，女童受教育权的空间依然有被挤压的风险。

所以张桂梅校长是值得敬佩的，她一年又一年把女孩送进大学校园，“女性受教育权”背后是无数次个体的坚持。

还有女性的就业公平问题。

即便是文职工作，依然有很多“只招男”的限制。

把女性赶回家里，只会事与愿违。最后变成了，把女性拱手送到城市里，去一个性别更加友好的地方。

只有让父母意识到“生男生女真的都一样”，才能给农村女孩一个更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只有让女孩意识到在乡村，她也能过上好的生活，她们才会真的愿意留下来。

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看似是一件更艰难的工程。

但只有这样，才足以撼动“农村男多女少、男性结婚难”这样的历史遗留大难题。

曾经有乡村

实现过性别平等

你们肯定要说，她姐又天真了。

从根本上撬动男尊女卑，这需要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哪里是发表几句观点、写篇文章就能轻松达成的。

我同意。

但我想说的是，那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中国大地上有片土地真的实现过。

那就是经历了七年性别试验的安徽长丰。

时隔一年，再次读人物那篇《在长丰，女性向前一步》，依然会感动到泪流满面。

安徽并不是一个性别更加友好的地区，第六次人口普查，安徽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达到了128：100，2010年长丰的二胎性别比甚至高达172：100。

落后则思变，2011年国家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开始在长丰做一个性别平等的试点项目。

长丰县计生干部龚存兵发现：

“这个项目空间太大，能做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要撇开两非，撇开性别比，撇开这些浅薄的事情。男孩出生偏高是社会性别不平等造成的，我们要找到最根本的问题，去突破它、碰撞它、调整它。”

最出圈的就是“姓氏革命”，倡导新生儿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随母姓奖励1000元。重点不是那点钱，而是能够引发家庭内部的讨论。

公共建设的改变有“公厕改革”，就是男女蹲位按照1：1.5重新设计，这样更公平的性别视角，甚至是北京等很多大城市的写字楼厕所都没有达到的。

最重要的变革包括“鼓励妇女参政议政”，基层村民代表中的女性比例要达到45%。甚至有女性代表站出来表示：“应该50%，既然倡导男女平等，就得一半对一半。”

基层有更多女性参与村庄建设，她们讨论村里大小事，小到家长里短，大到修路水电。

女性不再是困在私领域的田螺姑娘，她们热情地参与着公共事务，也敢说真话、认真直率。

同样重要的还有“广泛意义上的女性创业”。

长丰县不算富裕，很多家庭分工是男的在外打工，女的在家种地，种水稻并不赚钱，一亩最多一季两三百块，女人一年到头地忙活，到头来还得伸手找男人要钱。

后来镇上提倡虾稻共养，既种水稻，田里又养小龙虾，一亩能多挣一千多块。钱的力量是强大的，现在男人就算想发脾气，也要掂量掂量。

小龙虾养殖

他们做过更激进的，是给女户家庭让利的政策。

譬如给独女、双女户父母办养老保险；给每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发奖学金；给女户家庭办晚会“看看我们的女儿多优秀”。

甚至中考给独女、双女户的女孩都加10分，后来有人认为加分太多，造成新的不公平就取消了，但足见决策者直接让利的决心。

更多深刻而细微的改革是在一些所谓的传统习俗上，譬如“女人分田地”，即便是外地嫁过来的女性，只要户口迁到此，就能分土地。

还有女孩不能上坟，女孩不能给去世老人顶棺的风俗。

村里有个例子，父亲去世了，只有两个女儿，女儿坚持要为父亲顶棺，村干部就坐在她家里支持她，家族亲戚闹得天翻地覆，最后女儿还是做成了。

龚存兵当时跟村干部说：

“也许这个做完，一百年都没人做。但就是一个星星之火，一百年后如果有人想做，可以把我们搬出来，我们已经做过了。”

可惜的是，后来二孩开放，出生人口性别比不那么严峻了，这项历时七年的性别试验没有再继续。

好在当时很多改革都以政策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不管怎么样，长丰性别平等实验终究给我们国家留下了极其难得的灿烂的遗产。

就像那个女儿顶着天大的压力也要为父亲顶棺一样，它成为铁一样的力证。

男尊女卑这个几千年的遗毒，政府想要真正撼动它，一定能成功，因为几年前他们已经做成过了。

每次写这类文章，总有朋友感到不解：她姐写这些东西能改变什么？

问题永远是结构性的，深入在历史社会文化骨髓中的，如此巨大以至于不可改变。而且懂的人都知道了，不想懂的人一辈子都不会理解。

重新回顾长丰的性别实验，她姐又燃起一丝希望。

一个是，性别平等绝不是城里人、读书人才搞的玩意儿，而是所有女性骨子里都渴望的东西。

再一个，所有女性骨子里都渴望争取平等，正如龚存兵所说：“这种意愿是潜在的、强烈的、可以被激发的，这种力量推动着社会性别平等往前走。”

点个“在看”，女性要一切继续往前走，骄傲地，坚定地，大步向前。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