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外，还有他的身影

文｜醉美团队

一部《长津湖》，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那场战争的伟大与艰难，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位在战争之中成长起来的英雄。

而炮火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战士”也参与其中，他们也许没有放一枪一炮，但却用自己的方式来参与完成了这场伟大的胜利。

冀朝铸是抗美援朝停战谈判中的英文记录员，山西汾阳人。

▲冀朝铸（1929-2020）

冀朝铸于1952年4月被批准参加志愿军入朝，到板门店任我方代表团英文打字员并随同参加停战谈判，我方的英文停战协定便是由他敲击完成的。据说，他每分钟最多时能记录165个单词，被誉为“中国第一英文速记员。”

抗美援朝“三等功”

1929年7月，冀朝铸生于山西汾阳。

1938年为躲避日本侵华的战火，刚满九岁的他就跟随父母去了纽约。

高中毕业之后，他向三所美国大学提出了申请：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1948年，19岁的冀朝铸顺利进入哈佛大学就读。

大学读书的时候，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此时的冀朝铸已经无心再待在美国，他主动中断学业，克服重重困难，于1950年10月回国，并就读清华大学化学系。

据资料记载，彼时，冀朝铸一直希望能够上前线“打美国鬼子”，不过直到1952年，才实现了他上战场的梦想——作为文职人员赴朝鲜开城参加停战谈判。

▲中朝边境鸭绿江

对于参与谈判的经历，冀朝铸有过这样的回忆：

“有时在谈判无法取得突破时，一发美国炮弹就会落到非军事区中我方一边，板门店附近，甚至是开城。这时就会有一个双方联合调查组，一般双方各派一名军官，还配备一名翻译和一名速记员。我方一般派出柴成文上校，我是速记员。速记员的职责不光是记录双方说的话，还要记录落下炮弹上所有的标志和文字，以此证明非军事区的协议被破坏了。”

有一次，一枚美国炸弹落在弹坑里，没有引爆。冀朝铸毫无惧色，冒着炮弹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他跳到弹坑里把炸弹上的所有文字和记号都记录下来。

当时在板门店主持谈判工作的李克农曾经这样评价他：“勇敢，不怕死，敢跳进没有引爆的弹坑里。”

时间到了1953年7月下旬，历经很多困难和曲折，终于停战协议开始进入筹备阶段，协议要用中、朝、英三国文字打印出来，三个版本都需要签字，具有同等效力。

▲用三种语言印制的停战协议

当时的要求是，这三份文件不能有一个字或字母打错，也不能有任何涂改的痕迹。冀朝铸的任务就是打印出交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保存的两份英文文件。

问题在于双方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为文字措辞争论，争论结束后就不断有技术性的文字改动。每当冀朝铸差不多打印完一份停战协议时，就又有几页内容必须重打。只要打错一个字，整个一页纸都要撕掉重来。

最终，经过3天3夜在打字桌前没有睡觉的日子，这个任务终于按时完成了——正是因为这一功劳，冀朝铸因此被称作共和国“第一英文打字员”。

1954年1月，中方代表团根据冀朝铸的表现为他记了三等功，颁发了立功奖状。抗美援朝立功后，回国的冀朝铸与父母及哥哥冀朝鼎合影留念。

▲冀朝铸与父母及哥哥冀朝鼎合影

这一家“山西人”

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过去留学日本7年，学业始终名列前茅，曾任山西省司法厅和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同父异母的哥哥冀朝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

1939年，冀朝鼎在汉口与父亲一道，带着当时年仅十岁的冀朝铸以及家人，绕道欧洲前往美国纽约。从此开始了冀贡泉在美国《华侨日报》担任主编的生涯。

▲冀贡泉

当时毛泽东写的著名的《沁园春·雪》，就是经由《华侨日报》刊登而在美国开始流传的。

在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中，冀朝铸写道：“父亲和大哥朝鼎对我在美国的生活影响很大……通过旁听他们的谈话，我认识到他们也是什么都要争第一，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每次都会成功。但即使在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也不因为困难而气馁。”

▲冀朝鼎（左一）

冀贡泉与两个儿子冀朝鼎、冀朝铸，在后来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共同名字：“冀氏三杰”。

后来，冀朝铸还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翻译，并亲历了朝鲜停战谈判之后的中美建交谈判、尼克松1972年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

▲1972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访华，冀朝铸（左四）担任翻译

1991年，冀朝铸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这是五大常任理事国成员能够担任的联合国最高职务，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老家有汾酒

在出席很多国际国内的重要场合时，冀朝铸总会满怀深情地说：“我是山西汾阳建昌村人，我们老家出酒、出醋、出晋商……”

其实，冀朝铸作为汾阳人，还与家乡的汾酒有着很深厚的渊源。

晋裕汾酒公司于1919年在山西省城太原桥头街70号创立，是民国至今有序传承时间最长的汾酒老字号，是中国近代史上汾酒事业的最杰出代表者，也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白酒企业。

当时，冀贡泉就是晋裕汾酒的特邀监事，后来又成为晋裕汾酒公司股东之一。在冀贡泉供职民国教育部时，曾多次向他的同事鲁迅送饮汾酒。

据民国编纂的《山西实业志》载：1936年（民国25年）”山西各地制酒职工，首推汾阳最多，共计241人，而晋裕有职工25人，占总数的10.4％，而汾阳年产酒共30万斤，晋裕一家产8万斤，约占总产量的26.7％”。

足见当时汾酒的产量和影响力非同一般。

在今天的汾酒博物馆保存有一张商标注册登记证，距今已有94年。注册证上这样写着：“据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杨得龄呈请，以高粱穗商标专用，于商标法施行细则第36条第38类之，汾酒商品业经本局依法审定核准注册取得专用权……”

汾阳解放后，国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在收购晋裕汾酒有限公司义泉泳酿造厂和德厚成酿造厂的基础上宣告成立。古老的杏花村土地上，崭新的杏花村汾酒厂翻开了新的篇章，并一直成长至今。

*资料来源：

新民周刊《深挖 | 他当时也在天安门城楼上》

人民政协报《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