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谁为国家？谁为个人？那年，那人，那些事

原创 | 谁为国家？谁为个人？那年，那人，那些事

太阳雪

1918年8月19日,一个后来自称“教员”（下面就称他为教员）的年轻人从湖南来到了北京。

在恩师杨昌济的介绍下，他找到了一份工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

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 1919年3月12日。此后，他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不得不辞职返乡。

在北大半年的时光里，他读了很多的书，旁听了不少的课程，接触了很多的人和事。这些，直接促使了他的思想发生重大改变。

后来，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他第二次又来到北京。

这两次北京之行，特别是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给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始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从此，他的信仰终生不变。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教员总想利用工作关系，多结交几个大学生，可是事与愿违。

在这期间，教员与张国焘在北大图书馆首次相遇。

当时，教员是北大图书馆普普通通的助理员，而张国焘则是万众瞩目的学生领袖。

李大钊向教员介绍说：“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志。”

教员迎上前，热情地同张国焘握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

张国焘只是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

许多年后，教员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及这次相识，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人。”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三人在北大图书馆相见的那个场景，也不得不发出无限的感慨：

李大钊是中共的早期的精神领袖，教员和张国焘都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早期的风云人物。尽管在此时此刻，他们三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但是，谁会想到，今后的数年间，他们即将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也将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命运和历史地位！

1960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再次访问中国，斯诺又向教员提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或许是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

“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是秋收起义吗？第一次举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失败，军心涣散，前路茫茫。

是瑞金时期吗？亲手创建了红军和根据地，却被剥夺了军权和领导权，又生重病，在生死边缘上游走。

是被迫长征吗？五次反围剿失败，家底全被打光，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一路上，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和各路军阀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

是湘江血战吗？一场战役，中央红军从8.6万人锐减到三万，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至于在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是大渡河吗？前有天险绝境，后有追兵千万，“第二个石达开”的魔咒似乎就在眼前。

是重庆谈判吗？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深入虎穴，命悬一线。

每一次苦难，都是惊心动魄，生死攸关。

出乎意料，这些都不是。

教员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让我们穿越时空，再次回到一百年前，回到那个觉醒的年代。

1921年7月，教员和张国焘一起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5月，张国焘被捕，叛变，供出了李大钊。详见笔者撰写的《李大钊用生命践行了伟大的建党精神》。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年仅38岁。

1927年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教员在汉口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9月9日，教员发动并领导了“秋收起义”。

随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并且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

1928年10月和11月，教员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1930年1月5日，又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党在探索革命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教员又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进一步发展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使之更加系统和完善。

1935年1月以后，教员指挥中央红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他们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英勇无敌。

1935年6月，长征途中，教员与张国焘再次重逢。

此时的教员，早在遵义会议上，就已经被确立了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而张国焘则手握重兵，伸手要权，枪杆子支撑的野心在不断膨胀……

会师后，张国焘以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为筹码，频频向中央发难；而且在红军的行军方向等方面，教员与张国焘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斗争之激烈，超乎想象。

教员指出红军应该北上抗日，凝聚人心，这是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张国焘却要执意南下四川，进行割据武装。

两人谁也无法说服谁，张国焘甚至发出了杀气腾腾的电报。

1935年9月9日，教员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张国焘则带领自己的人南下。

已经会师的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不得不各走各路，各奔前程。

分别之际，教员说出了载入史册的临别赠言：

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肯定会北上的。

你们南下，我们欢送。

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竟然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歧路。

南下的确是没有出路的。在不断失败、饥饿、死亡、减员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红军将士醒悟过来，要求北上。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临时中央”。随后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9日到达陕北时，红四方面军由于南下、西进，往返于雪山草地和连续作战，减员很大，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1.2万余人。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张国焘利用祭黄帝陵的机会离开延安，在武汉公然投靠了国民党，脱离他亲自参与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踏上一条不归路。

教员和张国焘两人就此彻底分道扬镳，永不相见！

后来，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要求离开延安去找张国焘时，教员对杨子烈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还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并且派人护送杨子烈带着孩子还有妹妹离开延安。

可是，张国焘从叛逃开始，人生已经没有什么余地了，杨子烈也是一去不回。

1938年4月16日下午，张国焘到武昌去拜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就在张国焘叛逃后一个多月，教员在延安窑洞里挥毫写下了《论持久战》的雄文。在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期间，教员多次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讲演，讲述《论持久战》。

从此，《论持久战》成为指导全民抗战的重要著作。不管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人们争相传阅，抗战的希望和激情都被点燃。

而此时，张国焘竟然加入到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在戴笠手下从事反共的特务活动。

在国家生死存亡、民族危难之际，一个在写光辉著作《持久战》，指导全民抗战；一个蝇营狗苟，去当特务，真是高下立判！

1945年8月28日，应蒋介石之邀请，教员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全国，柳亚子写诗称赞教员是“弥天大勇”。

随后，教员的一首《沁园春·雪》横空出世，风靡全国，圈粉无数，一时洛阳纸贵。

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

1949年10月1日，教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而此时，张国焘在台湾已经完全没有价值了。

当然，对于叛徒，国民党是不可能对其产生任何信任；等到他身上的价值彻底没有了，国民党自然就弃之不用了。

因为受到冷遇，1949年冬，心灰意冷的张国焘携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转居香港。

1949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校委会给教员写信，请他在北大51周年校庆纪念日（12月17日，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之际为北京大学题写校名，以备制作新的校徽之用。195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秘书室将教员的题字寄给北大。教员的题字，气势恢弘，大气磅礴，典雅古拙，行云流水，让人叹为观止。

张国焘或许没有想到，他引以为傲的“北京大学”，有一天竟会用上教员的题字。

五十年代初期，教员率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击侵略，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张国焘却在为一己之私利，在香港日夜狂炒黄金，初期尝到甜头后，押上全部资金，自信会大赚特赚。

谁伟大？谁渺小？谁为国家？谁为个人？再次一目了然。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苦，流血牺牲，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取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打赢了这场立国之战，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于此同时，金价一落千丈，张国焘血本无归，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穷光蛋。

后来，张国焘只能靠写点回忆录维持生计。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1976年9月9日，教员逝世，举世震动，天崩地裂。

在教员逝世后的10天里，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了悼念活动。

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的、最快速度，在教员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教员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

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教员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教员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旅居多伦多的张国焘被问及如何评判昔日的对手之死时，他只是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然而，车轮滚滚，历史再次无情地推翻了张国焘的判断。

张国焘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

但是，教员的时代是永远不会过去的。教员早已和他的学生、他的人民融为一体，血肉相连，永不分离。

学生在，教员就在；人民在，教员就在；中国在，教员就在！教员在，中国也一定在！

在教员逝世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思想依然对当今的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还将持续……

1979年，一个寒冬之夜，贫困交加的张国焘被冻死在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里。死时，身边没有子女，没有亲人。

一百年前，教员与李大钊、张国焘三人在北大相遇、结缘，一起开天辟地，共同创建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后，他们在历史的定位上，也有了不同的身份标签：领袖与导师，先驱与烈士，叛徒与特务！

回望百年前的北大校园，我觉得那三人的形象依然清晰，仿佛就在昨天。

三人因共同的信仰，曾携手同行；又因为是否坚持信仰，有了不同的道路和人生走向。

格局决定了结局。

他们分别用自己的一生，再次印证了那句话：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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