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0x2020的五年内，欧美女性电影工作者们做了什么？

导读：性别平等，国际电影节上的初步胜利

文 | Tilda Li

#5050x2020运动似乎已经完成了它阶段性的历史使命。

这项由瑞典电影协会号召、揭幕于2016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五年计划”，在Time’s Up运动（集资援助性骚扰受害者的公益组织与社会运动）的余波当中，将性别平等的议题提升到全电影行业认知范畴内，其主旨在于赋权于女性电影人、艺术家和工作者，用她们的声音和话语，彻底改变好莱坞的性别游戏规则；主张到2020年之时，实现性别方面的行业平等——经济方面同工同酬；基金资助方面倾向于女性创作者，将两性比例拉平，为女性提供更多工作和发声机会；可见性方面，从奖项的提名到工业各环节的各个岗位尤其是具有决策能力的职位，都试图实现数量上的绝对平等。

2020年已过，是时候验收成果了。去年，这项运动的最后一项重要举动是推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入选片目在性别方面基本实现了平等：提名主竞赛的18部电影中，有8部电影由女性导演（占44%），数量相当于过去五年主竞赛中由女导演执导的作品总和。华人女导演赵婷的《无依之地》（Nomadland，2020）更是摘得了金狮奖的桂冠——这是自1932年该电影节创办以来仅第四位获此荣誉的女性导演（前三位分别是米拉·奈尔、玛加蕾特·冯·特罗塔和阿涅斯·瓦尔达）。自2018年以来，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柏林、戛纳和威尼斯纷纷签署了承诺书，竭力推进性别平等和包容性议程的实现，同时改进选拔流程的透明性。“找到足够数量的、由女性执导的佳作并不困难，你只需要做出努力。”北欧规模最大的电影节哥德堡电影节的艺术总监Jonas Holmberg说道。

可以说，#5050x2020最显著的胜利正是体现在国际电影节上。一贯以“政治挂帅”著称的柏林国际电影节更是在2020年8月提议调整其奖项架构，取消传统的“最佳男演员”奖和“最佳女演员”奖，取而代之性别中性的“最佳表演”银熊奖——2021年，改革之后首位摘获此奖项的是德国女演员玛伦·艾格特，而她参与的影片《我是你的人类》（I’m Your Man，2021）是由女导演玛利亚·施拉德执导。2021年第7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是女性执行主管Mariette Rissenbeek走马上任的第二年，从艺术选择和政治利益上，这个历史悠久的电影节展现出求新求变的姿态与勇气。

欧洲艺术电影节一直以捍卫电影的艺术美学价值为己任，而在时代的风潮之下，对于价值判断的重构势必成为它们的新挑战与新课题，它们呈现出的态度和结构会成为业界的灯塔与标杆。“你需要去改变人和权力，这样你才能意识到其他人会在其他种类的故事和表达中找到意义和价值。”#5050x2020的创始人、瑞典电影协会的首席执行官Anna Serner在去年柏林国际电影节的一场主题研讨会上说道。认识到结构性的问题并寻求改变，至少在国际电影节上，性别平权议题实现了初步的共识与胜利。

包容性的目标，任重道远

2020年1月，南加州大学的安娜堡新闻与传播学院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评估自2007年至2019年的13年之间，历年位列年度票房前100名的影片中，由女导演与少数族裔导演影片所占的比重。2019年的数据中，女导演所占比重是最高的，但是仍然只达到了10.6%。而在这13年的票房佳作中，一共只诞生了57位女导演，在总数中仅占4.8%，男女导演的比例为20:1，数量上呈现了绝对的劣势。而比较男女导演作品在Metacritic评分网站上的评分，发现其平均值和中间值都呈现不分伯仲的结果。诚然，这份报告勾勒出的现状是：从影评的角度来看，男女导演的作品质量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女导演在行业里获得制作的机会极少。

在这57个名字中，包括了执导《神奇女侠》（Wonder Woman，2017）的派蒂·詹金斯、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女性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执导“票房炸弹”《暮光之城》（Twilight，2008）的凯瑟琳·哈德威克、《功夫熊猫2》（Kung Fu Panda 2，2011）的导演吕寅荣、《冰雪奇缘》（Frozen，2013）的导演詹妮弗·李以及几位“演而优则导”的女导演安吉丽娜·朱莉、朱迪·福斯特、伊丽莎白·班克斯、格蕾塔·葛韦格、奥利维娅·王尔德等。而其中少数族裔仅有11位，包括非裔导演艾娃·德约列、梅丽娜·马苏卡斯等。

同年9月，另一份报告考察了同样1300部电影中对性别、种族、性少数群体与残障人士的形象呈现，结果同样令人失望：不仅女性主人低于半数（43%）、少数族裔女性主人公的数量更少（仅有17位）、45岁以上的女性主人公微乎其微（仅有3位）。通过细致的数据比对，展现出女性及其他少数群体处于代表性与可见性不足的现状。

这些报告都出自一个名为“安娜堡包容性倡议”的智囊组织，常年专注于研究世界范围内娱乐产业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试图发展出具有针对性的、基于研究背景之上的解决方案。该组织的创始人Stacy Smith在2016年的一场TED演讲中就提出了“包容性附加条款”（Inclusion Rider）的倡议，其条款内容指一位演员可以在合同里坚持要求其参与项目的卡司与剧组成员的多样性达到一定水平。其用意在于抵抗娱乐产业中的试镜与雇佣偏见，借助演员自身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或者消除不平等，为女性和少数族裔等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2018年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得主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即在自己的获奖感言中强调了这一条款的重要性。其后，她确实身体力行地参与了亚裔女导演赵婷的影片《无依之地》，担任制片人。同年随后，GLAAD（反歧视同志联盟）与5050x2020组织联合超过45个组织、经纪公司和制片公司，签署了一封公开信为在好莱坞工作的跨性别人士发声。

自#metoo运动至今，学者、媒体、社会运动家等各方力量开始系统性地反思以好莱坞为首的欧美娱乐产业中的不平等问题，大规模有意识地研究与揭示其现状的成因，旗帜鲜明地推进追求平权的社会运动。其要求“赋权”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提升多元群体在工业中的就业比重和可见度，让他们承担更多具有决策能力和创造性的职务与工作，实现工业结构的调整；其二是增加多元群体在娱乐产品中的形象重现和可见度，让他们的身影更多出现在大银幕和小荧屏上，担任更多的主要角色，给予他们发声的机会和平台，讲述更多维度的故事，力争消除刻板印象和歪曲形象。

“我们追求在2020年结束之前实现50/50。平等意味着平等。”这句引言来自颇受同行与公众喜爱与尊重的美国女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波折重重的2020年已经走远，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欧美娱乐产业内部基本已经达成了共识，也切实推进了相关倡议与项目的签署。然而从业界变革到公众认知之间，还有一段时间与程度的距离，大众传媒与娱乐产业承担着影响与建构公众认知的责任。我们将期待在#5050x2020之后的新篇章里，行业的变革能够继续前行，从行业到公众的渗透能够获得成效，对于平等、多元和包容的夙愿能够早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