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大陆，长在台湾，他用一颗爱国之心，创建了中国第一芯

2018年，美国对中兴的制裁，芯片一下子成了大家关心的热点。大家都关心起中国的芯片产业。我国第一家芯片产业“中芯国际”一下子被很多国人寄予重望，大家都盼望中国有自己的高水平芯片产业。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2000年的时候，中国占全球芯片一半以上市场规模，但大陆尚无一家企业可实现高端芯片的量产，也几乎没有人掌握相关国际上较为先进的量产技术”。

2000年的时候，生于大陆，长在台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三十余年的张汝京来到大陆，要在大陆办一家量产芯片的公司，就是现在的“中芯国际”。

张汝京1948年在大陆出生，后来随家人到了台湾，是台湾大学毕业的。毕业后，他到美国留学。曾在美国TI（德州仪器）度过了20年职业生涯，美国是集成电路的源头创新之地，TI公司也是美国产业辉煌发展的缩影。

这个期间张汝京曾在美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省、意大利等地建了近10座晶圆代工厂，他50岁的时候，从TI申请退休，他原本打算直接回大陆，但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只能先回到中国台湾省。

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工业电子飞速发展，在垂直分工的经营趋势下，以台积电为代表的一批公司正在崛起，成长为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力量。

2000年初，52岁的张汝京辗转回到祖国大陆，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决定带领团队在上海建造一座先进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

当时，在中国办厂，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人从哪里来？芯片厂需要的是大量的产业人才。但是当时我国微电子方面的人才水平很高，但多以科研为主，缺乏产业人才。

产业的成长和转移路径，决定着其中大多数人的职业选择，一批海外华人虽拥有微电子学历背景，但因为当时国内没有相关公司，他们留学后往往选择留在国外工作。

面对这种情况，张汝京决定亲自到美国招募半导体人才。他为招募人才开设演讲会，每次会场都有两三百人，台下几乎都是华人，张汝京的演讲很能打动人，他对那些听演讲的人说，作为一个台湾长大的中国人，我都愿意把美国和台湾优厚的待遇放弃，回大陆服务，你们是大陆陪养的，难道不要回去吗？”

据张汝京回忆说，有一位博士听完，回去后考虑了很久，最后是一边流泪一边对自己的太太说：“还是回大陆吧”。2000年，这位博士离开美国，加入了中芯国际团队并为半导体代工行业服务了15年。

现在是张汝京青岛芯恩公司设计与系统整合部门副总经理寿国平，也是那时回国的。他就说：“多少人已经大半辈子在国外，虽然国外公司待遇很好，但谁不想回家乡呢？”

据寿国平回忆，当时华人同事们开始在一些聚会或者工作中讨论回国的事，“大家都看到，中国和世界在芯片力量的差距很大，国家很需要半导体，在这个时间点回国创业的人，就是中国半导体的开拓者”。

寿国平虽然也产生过回国创业的想法，但自己势单力薄，“大家都想回去，但谁来振臂一呼呢？”

张汝京出现了。

在美国的招兵买马很有收获。2个月后，张汝京的团队有了十几个人，6个月后，团队发展到六七百人，其中四百多人从海外回到了大陆。张汝京称，“当时海外团队成员除了已经加入美国籍的华人，还有一百多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三四十位意大利人、六七十位日本人、韩国人。

这些人来到中国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人追求成就感，有的人出于爱国心，还有人说，如果这一次做成功，我将来一生都不会遗憾。”

就这样，52岁的张汝京组织了400多名华侨回国创业，建立了大陆第一家高端芯片代工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的成立，被认为大幅缩短了中国大陆半导体技术与国外的差距。

中芯国际的贡献，把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引进中国

可能有些朋友有点疑问，半导体这么重要的产业，难道国家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吗？为什么在中芯国际之前都没有一个工厂呢？

半导体产业，在当时属于先进的技术，大家都知道美国和西方国家，有一个瓦森纳协议，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先进的技术，就是中国出再多的钱，也不卖给中国。

而芯片制造企业的成败的关键是生产设备，它们尖端、精密且成本高昂。更重要的是，这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成熟工艺术基本都是欧美国家掌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设备对咱中国的企业都是封锁。这也就是中国无法开展芯片生产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芯片产业刚刚兴起的时候，国家设立了908、909工程——两个工程以进行不同工艺芯片生产线的国产化为目标，先后拨款近百亿元，也是因为欧美国家对进口设备及高端逻辑技术的封锁，而面临着重重困境。

张汝京当时创办中芯国际时，身份是美籍华人。中芯国际的独特性在于外商资本结构和国际化团队。这种特殊性给予中芯国际求生发展的重要条件——来自外商的投资和欧美国家的进口技术与设备许可证。当时很多中国企业和项目拿不到的进出口许可，中芯国际却拿到了，因此中芯国际能够顺利添置设备。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芯国际就将半导体工艺制程的水平从落后世界顶尖水平四代，提升至仅差一代，而且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多个地区建厂，带动了当地芯片产业发展。迄今为止，它仍是中国最大的、制程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

创业的挫折，离开中芯国际

2009年，张汝京遭遇到他在大陆创业以来所经历的最艰难时刻。

大家知道，芯片制造就是一个砸钱的产业。

快速扩张下的中芯国际急缺资金，但是由于它的“外资”的身份，公司几乎没有得到国家的资助。20世纪初，国家尚未有集成电路大基金，虽然国家重视半导体，但扶持重点仍在国家项目上。

张汝京曾在一个会场上向政府人士请求投资，他说“我们虽然是外资，但做的是民族产业”，那一次，他终于申请到了一笔资金。

张汝京说：“当时很欣慰，毕竟即便是现在认为外资或合资不应申请国家资本支持的人，或多或少仍然存在。”

张汝京称，公司曾在一次战略部署上面临很大压力，当时中芯国际仅有2个中型8寸晶圆厂，且两厂刚开始实现盈利，但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相关领导希望能加快布局12寸晶圆厂。而12寸晶圆厂的设备折旧严重，会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

最终张汝京依然咬牙在北京部署了12寸厂，而在彼时，即使是即便是台积电这样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也是在建设4个大型8寸厂、且都实现盈利后，才开始布局12寸厂，他这个决策曾在股东中产生过巨大的分歧。

张汝京说，“我们做的都是中国芯片产业该做的，一些进口许可，国家项目没有拿到，而我们有幸拿到了，那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熟悉张汝京的人都认为，张汝京常常从国家层面考虑公司发展，而当时中芯国际的股东背景比较多元化，利益诉求不同。是追求财务回报，还是追求国家产业利益，很难统一。

巨大的投资、扩张的野心之下，公司年收入在2007年至2009年间连续下降，与此同时中芯国际还面临来自外部的挑战，2003年开始，台积电在美国加州起诉中芯国际不当地使用台积电的商业秘密，并要求赔偿。此后双方还有多次专利纠纷。

内外交困下，多方企业邀约收购中芯国际，几番谈判后张汝京顶住外部的压力，决定把公司的控制权交给国家。2009年，大唐控股以1.72亿美元获得了中芯国际16.6%股份，成为最大股东。在2009年11月底，台积电和中芯国际6年专利纠纷达成和解，而和解的条件之一是张汝京离开中芯国际。

2009年，张汝京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

心中装着中国芯，70岁后再启程

从中芯国际离职后，张汝京履行同台积电3年期间不从事半导体相关产业的约定，投身光电行业。

2014年，他接受王曦院士的邀请创立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实现了300毫米大硅片的量产。2017年6月任务完成后离开新昇，开始筹划国内首个“CIDM”项目，于2018年4月成立芯恩“青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其实，张汝京建厂三十年，IDM是他始终未能完成的执念。

IDM、Fabless和Foundry是半导体行业的三种运作模式。

Fabless意为仅做设计，不自主生产，以高通、华为海思为代表；

Foundry意为不做设计、仅做代工生产，中芯国际和台积电均属这一模式。

IDM则是两者结合，整合设计和生产流程，“整体利润比设计和代工都高，”张汝京强调说，以2018年为例，IDM模式的德州仪器的毛利率达到65%，高于Fabless模式的高通10个百分点、Foundry模式的台积电10-20个百分点。

其实，早在美国德州仪器工作时，张汝京便已构想过，将来回国建厂，要做成IDM模式。但在中芯国际成立时，这一时机并不成熟。“IDM模式需要大量设计人才，当时，国内成规模的设计企业不超过5个，人才缺口过大，做不起来，所以要先做代工。”他这样解释当年的决定。

其实，临近2010年时，随着国内芯片设计人才增加，中芯国际一度规划向IDM模式转型，只是随着张汝京离开，一切戛然而止。

直到青岛的芯恩创立，张汝京才重新开始弥补自己的遗憾。

他为芯恩选择了CIDM模式，比起IDM，前者通过大量芯片设计企业入股的方式，引入设计人才，“还是缺人才，一家IDM企业往往需要几千个设计工程师，但我们连200、300个都找不到，怎么办？”他想到了一个更快捷的办法——通过CIDM模式，引入30至40家设计公司交叉持股，累积起来即可满足三、四千人的设计规模。

张汝京如今仍保持着每天近12小时的工作时间，他的家就在园区内。目前张汝京正在筹划最新一期募资，有时一天内接洽多位投资人，而对于芯恩的规划，张汝京希望在建好工厂后，产品顺利投片，生产国内急需的芯片，尽快完成上市，不辜负股东们的期待。

“希望国家可以早日实现芯片的自主可控，而不是被人卡脖子”，有人问他芯恩项目成功后，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张汝京答，“会继续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

有像张汝京这样的爱国创业者，中国实现芯片的自主可控，不被人卡脖子，一定指日可待。

因为现在的中国在科技方面已经有了许多的突破，这还要感谢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技术封锁。

因为任何事都是有弊就有利的，中国人在突破西方封锁的时候，逐渐让自己强大起来。

比如最早对我们封锁的生产芯片用的光刻机，现在最好的光刻机是荷兰一家公司生产的，但背后技术支持是日本是美国。这种光刻机价格非常贵，中芯国际花一年的利润定购了一台，还迟迟拿不到货。

中国的光刻机也在研究当中，现在不如荷兰的先进，但事情总有一个过程，总有一天，中国也会有自己一流的光刻机。只是这一天到来，荷兰这家光刻机公司还撑不撑得住就不知道了。

像这样的，中国还没有攻克的，还有很多，因为那个瓦森纳协定有一个技术限制清单，大部分是对中国限制的。

但网友戏称，要不是有瓦森纳技术清单，中国还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努力，怎么去开科技树……

瓦森纳里技术列表，就是中国复兴道路上的副本，中国需要一个接一个攻克这些难关。

中国攻克一个难关，瓦森纳技术列表里的内容就会少一项。 就等于我们移走了王屋山上的一块巨石头。

总有一天，瓦森纳技术列表里会被清空。

而达到这个目标，只有一个方法，加大教育跟科研的投入。

现在中国在科研和教育的投入非常大。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中国保持继续十年左右的GDP增长与R&D经费增长，GDP和R&D经费就能双双超过美国。

R&D经费的增长，带来的是可数据化的改变。

当今世界180个热点研究前沿，核心论文产生出量，美国第一，152个，英国第二，90个。中国68个，超过德国法国以及日本，位列第三。

PCT国际专利申请，中国位列世界第二，且增率最快。

让美国感到着急的是，中国的这种科技高投入还在延续。

中国的科学教育也在加大力度，以前是中学才有科学课，现在小学就开始有科学课。

目标就是在中国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就像任正非所说，以后中国的农村都会出现博士生。

国家在努力，个人也要努力，家长也要努力。要为国家输送更多的科学苗子。不要再出现像中芯国际创办时，没有人才的困境。现在很多家长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语数英之外，很重视孩子的科学教育。

有一位家长问我有什么好的科学杂志，他说他以前就是看科学杂志的了解科学的，但现在市面上的科学杂志越来越少，不知道给孩子定什么杂志好。

他觉得定杂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买一堆书，孩子有时候会有压力，而且书太多反而不读。杂志一个月一本，看完一本，会对下一本有期待感，能够让孩子珍惜书籍。这就是延迟满足感。

我给他推荐了《万物》杂志。

《万物》杂志是 《环球科学》的少儿科普版杂志。

那一年，杨振宁回国，国家问他有什么东西可以提高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杨振宁就推荐了《科学美国人》杂志。引进到国内，就是《环球科学》。

这本起源于1845年的杂志，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自然》的姐妹出版物。

《科学美国人》走普及路线，主要给高知识份子提供科普知识，到目前为止，有151位诺贝尔奖得主为其撰稿。其中包括了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牛。下面是《环球科学》部分撰稿人：

《环球科学》引进了少儿版的科普杂志，同样是世界顶级的，在美国叫《How it works》

每一期都会讲当时最热门的科技。而且是身边的科技，比如机场安检分解：

未来海上城市的解剖：

超音速赛车内部：

火箭拆解图

还有生物学知识，比如一条鲨鱼的内部是什么样的：

人类的眼球：

人脑发育：

肠道细菌如何影响你的大脑：

地质内容也有讲，大灭绝的时间轴：

核冬天的形成：

天文学也有：

还有历史知识，比如中世纪骑士和日本武士的对比：

古罗马军队强大的秘密。

日本古代城池解剖：

这个杂志包罗科学的各个领域，是陪伴美国数代孩子成长的杂志。

引进后的书名就是《万物》，讲解万物运转的秘密，讲解万物中的科学知识。

杂志知识涉猎广泛，资讯新鲜，有很多前沿科学知识和话题，涉及交通运输、工程机械、生态环境、太空探索、历史人文等等。

大开本，读起来眼睛舒服！比一般的杂志都大，也比A4纸还大点儿，印刷质量精良...

杂志的每一页都特别的美。给孩子定上这样的杂志，孩子以后每个月都可以收到来自科学的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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