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远超印度？网友：这场运动功劳最大

有一家印度的《经济时报》网站（经常黑我们的），曾发表印度著名经济记者斯瓦米纳坦·艾亚尔的文章，他说，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而印度则被远远甩开。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来自两国教育制度的差异。

他说这个话，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就是1949年，中国的起跑线非常低。

那时，中国的各项指标，不论是人文还是经济都相对较低，甚至低于撒哈拉到南非之间一些非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当时印度的铁路是中国的三倍；印度人的平均寿命比中国人长5、6岁；印度的主要工业产出，比如钢铁、化肥、煤炭、水泥、电力等，都远超中国。

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来，把印度甩在后面，印度人当然想知道原因了。

很巧，在美版知乎Quora上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凭啥中国的发展速度能远超印度？看样子美国的网友也对这件事好奇。

有一个网友的答案与这位印度记者想到了一起——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中国一直为之奋斗而印度忽视的一件事——全民扫盲运动。扫盲的工作，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其中80%是文盲。而从1949年到1969年，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新中国通过4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扫”掉1亿文盲；而到2000年，中国的文盲率已经降至6.72%。这堪称人类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迹。

八成文盲，如何富强。

1952年8月2日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全军运动会的赛跑比赛现场上，出现了这样的奇景：

起跑线上的选手们做出蹲踞式的姿势，却不是准备起跑，而是蹲着把纸板放在膝盖上写字。原来，这场赛跑起跑的规则是：不是听发令枪声，而是谁先写出规定的几个字，谁就可以起跑。

若是不识字，那就真可谓“输在了起跑线上”。

全军运动会起跑的奇景

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轰轰烈烈的全国扫盲运动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要扫盲？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要处理历经外国侵略、封建剥削、财阀垄断、内外战争形成的“烂摊子”，可谓百废待兴。

要发展经济、富强国力，最关键的是靠人。然而新中国面对的残酷现实是：

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文盲，文盲率高达80%；而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地区，文盲率更是超过95%；同时，全国学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仅20%，初中入学率更是只有6%。

“文盲”，其具体所指有着多种说法，我国在统计中的“文盲半文盲”，是指15周岁及以上的不识字或识字不足1500个，不能阅读通俗书报，不能写便条的人。

一个充斥着文盲的国家，如何能建设发展，如何能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实现强国之梦呢？

为了清逐这只挡在共和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很快就被提上日程。

乡村扫盲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逐步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提出教育要为国家建设服务，普及与提高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

当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专门研究扫盲工作，提出“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虽然学习文化的需求很迫切，但恢复工农业生产也同样重要，因此城市、工厂的扫盲班多办于夜间，农村的扫盲班则多开办在冬季农闲时节，也被称为“冬学”。

不过，仅仅办起扫盲班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在于方法——如何教学才能让百姓尽快脱盲？

要知道，我国脱盲的标准为认识1500-2000个常用汉字并能够进行简单书写，这对于很多之前连一个字也不识的人来说，谈何容易？

中国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了许多办法：

1948年从中原军政大学毕业的祁建华，是当时解放军西南军区一名文化干事，他首创了一种先教战士们注音字母，再教他们掌握拼音规律，然后集中教大数量的常用字并注音，带领战士们突击拼读认写的“速成识字法”。效果很好，得到推广

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

前面提到的全军运动会赛跑比赛比拼识字起跑，正是这次扫盲运动高潮中“奇招”的一个代表。

不仅是在军中，各地还办有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五花八门的学习方式。

这次借助注音字母速成识字法推广的扫盲运动，成效十分显著。到1953年止，一年多时间内，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而且，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深造，从“文盲”蜕变成了“扫盲教师”。

上扫盲课去

有些地方，还有“奇招”：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山东东南部一个仅有三百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在农业合作化时期，高家柳沟村也建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的是按公分进行分配的制度。但就是这个看起来无比简单的公分，难住了村民。

由于几乎全村都是文盲，村里安排记公分的记工员，碰上人名、地名、工具名，经常就写不出来了，有的做记号，有的干脆就直接用脑子记，到了结账时候往往就成了糊涂账。就因为这个记账的问题，村里的合作社差点要办不下去。

面对现实迫切的问题，村青年团支部研究出了对策，他们建议，先让村里的年轻人识字学文化，储备记工员的后备资源。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划分学习小组，并聘请高小毕业生担任教员。【注：“高小毕业生”中的“高小”一般指五六年级，即高年级的小学。】

而学习班的教学内容很有特色，与“培养记工员”紧密地结合起来，教授姓名、地名、农活、农具、牲畜等有关的字词。这种“干什么学什么”的方式，让高家柳沟村村民的进步很快，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村里先后参加学习班的115名青年，19人当上了记工员，92人能够记自己的工账。

莒南县高家柳沟村参加过记公分的村民

人民群众也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

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做到了“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见物识字”，“见字问字，见人问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

高家柳沟村先让学习能力强的青少年学识字脱盲的经验，也得到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十分有趣的现象：当时在扫盲教育中，常常不是父母教孩子，反而是“儿子教老子”——很快识字的青少年，反过来教半辈子不识字的大人。

这是针对旧社会累积下来的教育现实形成的特殊年代的产物，在人类文化教育史上可能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文化水平上“先富带动后富”，这为当时限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教员资源极度短缺的问题找到了出口。

更加贴近民生的教学方法，全民学习的氛围，使得这新一轮的扫盲运动高潮收效显著，到1957年上半年，已有2200万人脱盲，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从1949年至1969年，中国先后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在运动中不断累积经验，汲取教训，形成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案计划，扫盲教学越来越成熟。

其中，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的创制，对于扫盲、文化普及功不可没。新中国实际采用的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确定并公布实施，汉语拼音方案则于1958年颁布。

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方案方案的推广，使得扫盲教育的效率大幅提高，也有效地应对了当时扫盲工作中学员频繁“复盲”的顽疾。可视作当年祁建华注音字母教学“进阶版”的拼音方案，成为后两次扫盲运动的核心，运用拼音，一般经过100小时左右的教学，学员即可达到扫盲标准；同时，对于不少原本没有文字，或文字体系尚不完善的少数民族，汉语拼音也成为帮助其创制和改进文字的关键，为这一扫盲的难点找到了出路。

新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四次扫盲运动，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在1964年开始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几年间，1亿多成年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回顾当年的扫盲运动，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全国文盲的绝对数量仍然巨大。而剩余的文盲，扫除起来难度更大。运动式的扫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可以说是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能够迅速扫除文盲，为共和国建设提供大量可用之才。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时代环境变迁，其复盲率较高、治标不治本的问题逐渐凸显。

同时，从世界到中国，“文盲”的界定标准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功能性扫盲”的概念开始在全世界传播，主张扫盲教育不仅同基本的一般知识相关，而且应该同职业训练、提高生产力、更积极地参与公民生活、更好地理解周围世界联系起来，从单纯的识字教育向更广泛的教育内容拓展。这一趋势也得到了中国的认可。

因此，旧有的扫盲方式已经逐渐难以为继，新的时期需要扫盲教育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超巨量文盲的根本原因，是历史的“欠账”——多数人口在学龄没能或很少接受教育，成年后自然成为文盲。

因此，扫盲想要“治标”也“治本”，消灭文盲的源头，最终是要靠基础教育的发展。

在扫盲运动火热开展的同时，新中国也在积极建设全国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体系。而在改革开放后，义务基础教育的普及更走上了快车道。

1985年5月，我国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中小学教育经费增加，办学条件得到改善。至2008年秋，全面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与此同时，著名的“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帮助失学儿童重返学校，完善了基础教育的覆盖范围。

义务教育机制的建立、发展和普及、完善，从根源上堵住了新文盲产生的渠道。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其实，实现这个目标并不轻松，虽然截至新中国成立45周年时，据统计全国已累积扫除文盲近2亿，文盲率在1990年已降至15.88%，但当时全国的文盲总数仍有1.8亿之多，同期（1990年）全球文盲共计9.48亿，这意味着世界上每五个文盲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面对艰巨的任务，中国没有让人失望。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文盲数量已降至8500万人，文盲率降至6.72%。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宣告，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学有所教”“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成为现实。而到2010年，我国文盲人口已进一步降至5465万。

当然不是。“扫盲”为每一个中国人带来的，不仅是基本知识文化水平的进步，更是一种教育普及、终身学习的理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盲”的界定，也在不断变化着，识字达标并非永恒的脱盲标准。

当今的时代，日新月异，尤其是近年来，一周不获取新知，可能就跟不上别人的节奏，甚至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这种现象也常常被戏称为“新文盲”。

事实上，联合国在重新定义新世纪文盲标准时，已经将能否识别现代社会符号，能否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交流、管理等一个人应该具有的科学素养列入其中。如果不能持续地学习、进步，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一个受过教育、“知识丰富”的人也会沦为“文盲”。

有了前面的扫盲成果，咱新中国这十年发展确实是世界奇迹。到今天，连美国人都担忧了。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国现在拥有全球最多的理工毕业生。

美国《华盛顿邮报》说：2001年到2014年，仅仅十多年间，中国新开设1800所大学，培养了五百万工程、医学、技术、科学人才。是美国的十倍。

美国人说，现在中国的学生，百分之四十四都学自然科学、工程学，产生大量的工程师，是美国的数倍，美国这个数据只有百分之十六。这百分之十六中，还有大量是移民。尤其是亚洲移民，比如中国，比如日本，比如印度。

现在白人学自然科学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他们有了原始积累，可以躺赢了。这也是美国现在最担心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可能我们现在最顶尖的科学家的水平还比不上美国，但量变最终将导致质变，每年近数十万的新增科学工程人员，其中一定能不断产生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其中也将有最顶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并在将来，一定能产生不少诺贝尔级的科学家。

这只是时间问题。

只要我们继续加大科学的投入，加大教育的投入，用钱砸教育，砸科学。

现在我们国家全球引进世界最好的科学家，也引进全球最优秀的书籍。

从去年，我们国家引进了世界最牛科普杂志《美国科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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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美国人》走普及路线，主要给高知识份子提供科普知识，到目前为止，有151位诺贝尔奖得主为其撰稿。其中包括了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牛。下面是《科学美国人》部分撰稿人：

它的少年版，在美国叫《How it works》

每一期都会讲当时最热门的科技。而且是身边的科技，比如机场安检分解：

未来海上城市的解剖：

超音速赛车内部：

火箭拆解图

还有生物学知识，比如一条鲨鱼的内部是什么样的：

人类的眼球：

人脑发育：

肠道细菌如何影响你的大脑：

地质内容也有讲，大灭绝的时间轴：

核冬天的形成：

天文学也有：

还有历史知识，比如中世纪骑士和日本武士的对比：

古罗马军队强大的秘密。

日本古代城池解剖：

这个杂志包罗科学的各个领域，是陪伴美国数代孩子成长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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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知识涉猎广泛，资讯新鲜，有很多前沿科学知识和话题，涉及交通运输、工程机械、生态环境、太空探索、历史人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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