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学副教授打开了中加建交之门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各机构从1949年2月起，开始陆续南迁广州。当时的加拿大驻南京大使馆却未随迁南下，静观事态的变化。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随即，人民解放军东、西突击集团分别从镇江、江阴间和贵池、湖口间，强渡长江。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

解放南京

南京解放后，加拿大大使于1949年8月离开中国，但大使馆留下了一名一等秘书，继续观察中国局势的发展。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拿大政府曾向中方了解对两国建交问题的态度，试探与我国建交的可能性。我国政府表示，加拿大与中国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派代表来北京进行建交谈判一事，应由加政府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

然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由于同属西方阵营，加拿大派兵参加了“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与我方兵戎相见。在此形势下，加拿大停止了与我国的接触，留守的一等秘书也返回了加拿大。随后的一段时期，加拿大一直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美国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西欧及日本开始推行独立外交，试图摆脱美国的控制。此时，加拿大人民要求政府承认新中国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环球邮报》频发社论和民众来信，批评政府紧跟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要求政府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开展贸易往来。

多伦多的环球邮报大厦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加拿大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对华政策上逐步同美国拉开了距离，放松了对中方人员访加的限制，带动了两国贸易、科技、文化、教育和艺术等领域的合作。中加双方也增加了官方与半官方的交往。1961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同志会见了加拿大外长格林，并对加方在某些国家问题上执行与美国不同路线的做法表示赞赏。

1960年，一位大学副教授率领一个文化考察团访华，走访了中国不少城市和乡村。他就是皮埃尔.特鲁多。特鲁多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与他在华的所见所闻有很大出入，对他而言，这次访华可以说是一次探索之旅，开阔了他的视野。回国之后，为了打破西方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特鲁多与一起访华的同伴合著了一部书《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客观介绍了此次访华的见闻，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封面

1968年6月24日，加拿大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作为党魁的皮埃尔.特鲁多出任总理。特鲁多上台后多次强调，在与美国保持传统关系的同时，加政府将大力开展全方位外交、多元化外交。在他的主导下，加拿大调整了对华政策，把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摆在加外交工作的突出位置。他曾公开表示：孤立中国、遏制中国、排斥中国“是个莫大的错误”，加拿大现在要干一些“美国不同意、也不喜欢的事”，加拿大打算尽快承认新中国，并致力于使其重返联合国。

在外长夏普的支持下，特鲁多开始了与中国建交的谈判进程。他指示加驻瑞典大使设法与中国驻瑞典大使接触。1969年2月6日，双方首次接触是在加驻瑞典使馆参赞与中国驻瑞典使馆三等秘书之间以电话的方式进行。加方称，加拿大政府已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就两国建交问题尽快与中方进行谈判。对此，中方给以积极回应。

皮埃尔.特鲁多

5月20日，中加双方代表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谈判共进行了17次，历时近一年半，但是，台湾问题一直是双方讨论的焦点。中方要求加方将其对台湾问题所做的明确表态写入建交公报，加方表示理解中方的关切，但坚持在公报中体现其模糊立场。

在双方建交谈判的关键节点上，有议员曾在议会答辩时向外长夏普提问：“加拿大是否撤销了对台湾的承诺？”夏普回答称：我们现在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来也是。我们承认中国的一个政府，不会承认两个。

夏普的回答给两国建交谈判带来了积极的信号，对公报文稿的磋商起了推动作用。在最后的谈判中，加方明确表示不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双方把外交智慧发挥到极致，在建交协议中对台湾问题的表述作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巧妙处理。

1970年10月10日在瑞典，中国驻瑞典大使王栋，加拿大驻瑞典大使玛格尔代表各自政府在建交公报上签字，中国与加拿大正式建交外交关系。

毛泽东接见特鲁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加建交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次重大突破，既为当时隔绝的中美之间增加了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也为后来与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起到了推动作用，不久，我国迎来了与外国的第三次建交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