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五四运动时被指“卖国贼”，用一生全力挽救“失足”晚节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

5月4日这天，无数青年学生、市民及工商人士聚集在一起，他们气势汹汹地向北京的赵家楼走去，要找曹汝霖、陆宗舆及章宗祥算账。

五四运动

示威人群认为，正是这三人在会议上的服软，使得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被转送日本，大大损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当天，陆宗舆、章宗祥被愤怒的人群狠狠揍了一顿，而曹汝霖正好不在，侥幸逃过去。赵家楼，也就是曹汝霖的家，被一把火烧了。

事后，曹汝霖在医院得知家里着火的消息，怒火中烧，听到别人喊他“卖国贼”，更是气得头发根根竖起。

曹汝霖被成为卖国贼

曹汝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卖国贼，对于五四运动的看法，他在自传《一生之回忆》中提到：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太大。

这场运动，不仅让曹汝霖彻底脱离政界，还把“卖国贼”的帽子牢牢扣在他的头上。

从示威人群的角度来看，曹汝霖的可恶之处有二，一是与日本商谈“二十一条”；二是在巴黎和会北洋政府的失败。

然而，曹汝霖无疑受了莫大的委屈与误会，这些指责不应该全部由他来承担。

在自传里，他表示自己只是个外交次长，上面还有外交总长，往上还有总统。事实上，曹汝霖没有权力做任何决定，就是个负责执行命令的下属。

在当时的人看来，曹汝霖是个“亲日派”。这一点，他并没有否认。

曹汝霖

成长环境会影响人的性格，在人的一生中，青年时代所形成的价值观会深深地烙在内心，伴随着一生。

跟鲁迅一样，曹汝霖也去过日本留学。

一般来说，在美国留学的人回来之后都会亲近美国，同样地，日本留学生归国后也会比较亲日。

曹汝霖在日留学期间，亲身经历了两件事情，从而变得对日本无比崇拜。

一件是日本征兵时，兵士来到东京应征。不少民众纷纷将自己家的屋子腾出来，给为国出战的军人居住，并且每天准备好一日三餐以供他们食用，双方如同家人般和睦。

曹汝霖见到此情，再联想到彼时国内战乱不断，为日本这番军民团结的景象所震撼，感慨道：其忠君爱国之心为何如矣。

第二件则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打赢俄国后，将被俄国侵占的东三省领土归还于北洋政府。

日俄战争

曹汝霖认为这是一种侠义精神，自身早已心折。从那以后，他便希望中日两国能如同兄弟一般，好好合作。

为此，曹汝霖特意构建一副合作蓝图：日本工业强大，但缺原材料；中国地大物博，但科技弱后。

假使两国亲善提携，有无相通，同时并进，假以岁月，不难同为富强之国，同为东亚两大强国，不但防俄，且可维持东亚之和平。

这时候的曹汝霖，是期盼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偏向与日本合作，通过学习日本、借助日本力量谋求自身发展。这才是他“亲日”的主要目的，与“卖国”有着天壤之别。

但是，在日本慢慢暴露出狼子野心，摘下和善的面具，并着手侵略中国后，曹汝霖变了。

他之前所谓的亲日，是亲日本的友善之情，而非军国主义的霸道。

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更是加深了他对日本的愤恨。为此，曾经的“亲日”派曹汝霖开始变成“反日”派，开始探讨对日本作战的注意事项，以坚定蒋介石的抗日决心。

五四运动后，曹汝霖被免职，曾经威风八面的外交次长沦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变得郁郁寡欢。

人人喊打

他的儿子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因为父亲是“卖国贼”遭到所有人的嫌弃，没有一个同学肯与他同坐，只得独自坐在一张桌子上，得不到任何同学的理睬。

这种情况，曹汝霖心里非常清楚，却没有任何办法。

为了平息众怒，他足不出户，整日躲在家里写字，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寓意为闭门思过。

在寒冷的冬季，曹家还会派人拿着棉衣出门去坐黄包车。看到没衣服穿的车夫时，便会让这个车夫拉到僻静之地，再把棉衣交给他，以防别人冒领。

在对日本的态度上，曹汝霖一改之前的唯唯诺诺，变得无比强硬。

日军侵占华北后，想强占中央医院。这家医院的院长是曹汝霖，专门为穷人治病，且分文不收。

日军

曹去找日军交涉，表示这家医院是慈善性质，不能交给日本，逼得日军不再打这个主意。

抗战时期，曹汝霖在公开场合以及私底下都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绝对不会在日伪政权任职，不能加深自己的卖国罪孽。

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曾把曹汝霖看做主持大局的理想人选，拼命对其拉拢，但曹汝霖不为所动。

在民族大义这道底线前，曹汝霖还是牢牢守住了。

年老时，对于五四运动，曹汝霖也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在众人眼里，他是做过一些不正确的事情，好在没有继续滑入错误的深渊，及时止住。

对于这位前人的功与过，我们也要客观对待。要记住五四运动，也要记得他的其他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