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使质疑：“国人发财后多退入租界，是诚可耻之事”

▲1946年6月，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张伯苓。图片来源：今晚报

摘要：独立思考，才有独立判断；独立判断，才有独立选择；独立选择，才有独立担当。

──学生自主化，人格教育、主体教育、示范教育、个性教育、团队教育。

独立思考，才有独立判断；独立判断，才有独立选择；独立选择，才有独立担当。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如何进行自主办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是个天字号的超级难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挑战一代代中国大学校长们。南开的“五个教育”，做了有益的探索。

其一，人格教育，以诚为首。

德育是张伯苓的教育理念之一，人格教育又是德育中的重中之重。他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明确提出了“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的命题。

他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发现存在巨大差异。凡外国人的举止皆透着自信，而中国人则自信全无，中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却受外国人发号施令。他反思原因在于，“决定国家价值和实力的不是人口的数量，而是公民的意识、活力、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发展个体素质，培养强壮活跃的生命，也即健全的人，这就是我要寻求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救国强国的唯一之道。”“教育家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树人，培养学生具有自尊、自爱的意识，从而推动他们感受、珍惜、维护祖国的尊严。”（张伯苓《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

1923年南开入学新生开学典礼在秀山堂举行，张伯苓发表演讲时谈及人格教育：“开办大学之目的，在使学以致大，学以易愚，学以救国，救世界。学能求真理，又能改善人格。”进一步强调大学承担人格培养的责任，学生需有五种善行：“一立志，二敦品，三勤勉，四虚心，五诚意。”

其中，“诚”为南开人格教育的核心。他说，“诚之一字，为一切道德事业之本源，吾人前途进取应一以是为标准”，“望诸君明徵学理，细味不诚无物之言”，“既深知之，即力行之”。（《作事应以“诚”字为标准》）他坚信，“如果公，如果诚，事就能成功”。（《南开的目的与南开的精神》）希望将南开学生培养为“真诚、无私的领导者，使他们能够解决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巨大的问题”。（《为了中国的民主而奋斗》）

1946年6月9日，79位旅美南开校友庆贺张伯苓荣获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补祝其七十寿庆。南开校友老舍和曹禺合作并在席间朗诵贺寿诗。“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嗙，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他会把成千上万的小淘气儿，用人格的熏陶，与身心的教养，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写家，把古老的中华，变得比英美还更棒！”虽有溢美之词，却能反映张伯苓对南开的杰出贡献、校友对老校长的真挚情感和心声。

其二，主体教育，自觉自治。

他既尊重学生主体意识，“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要“学行合一，行做人之道”；又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做主人就要独立，要自主，要负责任”。鼓励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升，“使学生自动自觉，自负责任以求上进。”特别注重“引导学生之自动力”，促使学生理解“自动”精神的极端重要性。“一切事，不使学生专仗先生去推。当认清理解，自己去行，意在造出一班自动的人来。”（张伯苓《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

早在1916年1月，他在一次例行的修身讲演中提出，南开学校教育的宗旨：“造就将来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黄钰生指出，“在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中，自动、自觉、自治、自主、自创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这‘五自’的每一个‘自’，都是一种能力”。（黄钰生《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序》）

美国公使在北京告诉张伯苓一件怪事：“国人近来能得钱者，发财后多退入租界，是诚可耻之事，而舆论亦不攻击，甚有争相仿效，以不及为可辱者，真是怪事。”他见怪不怪，认为这是“国民的社会自觉心，Social consciousness未长起来耳。”如今中国没有租界，不少发财的中国人更干脆，琢磨着移财、移居、移籍发达国家。

民国时期，各路政治势力渗透学校，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关心时政国事，学潮不断。南开也不例外，所幸学生能及时从自发学潮中，自觉察错，自行反省，自主补救。1929年10月，张伯苓在南开建校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说：“近来大学、中学的两次风潮，全是学生自己引起，而自己察觉出自己的错误，能够立刻自己来补救，这就是有自觉自治的精神。”

其三，示范教育，师长身教。

人格教育需要师长的示范和感化，正所谓言教不如身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张伯苓强调教师的人格示范和感化作用，常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

他在一次教师会餐讲话时说：“任教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每逢周三的“修身课”，他经常邀请校外专家名流，或自己对学生作深入浅出的报告，讲授为人、处世、治学之道。例如，他不厌其烦带着一把筷子登上讲台，向同学们做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百折不断的演示，说明“分则弱，合则强”的道理，揭示团结可以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之真谛。（邓丽《张伯苓：德育为万事之本》）

他与学生一起戒烟的故事流传甚广。有一天中学的修身班，他看到一个姓王的学生，因为吸烟过多，手指被烧得焦黄，就说：“看你抽烟抽的，手指都烧成那个样子了，吸烟对青年人身体有害，应该戒除了它。”学生回答：“先生你不也是抽烟吗？怎么说我呢？”他当即唤校工将他房间几大盒吕宋烟全部拿来，当众折了，扔在污水桶里。说：“从今以后，与诸位同学共同戒烟。”他自此果然终身不吸。（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第32-33页）

当时社会风气不佳，国民精神颓废，又有早婚多育、儿孙满堂的传统。南开附近是天津有名的三不管地带，赌场、妓院很多，南开学生的家境普遍不错，为免学生沾上恶习，南开建校伊始，就严厉禁止学生酗酒、吸食鸦片、赌博、早婚、冶游（嫖妓）等行为。凡有违犯，一律退学，绝不宽恕。

南开学生视张伯苓为南开家族的“族长”，在精神层面上隐约还有“共父”的心理认同。“校长张伯苓是宗教式的大家长型人物，是我们敬佩服从的对象。在当时礼教的影响下，青年人以亲生父亲为反抗对象者也不多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5页）

（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订，【山水微言·220】。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14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