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资办学：军阀也会做好事，别一棍子打死

（▲1919年，严修（后排左六）、张伯苓（后排左三）等为创办南开大学到南京筹款时合影。图片来源：《中华魂》）

摘要：袁世凯虽然逆历史潮流，窃国称帝，袁家资助南开却毫不含糊。袁世凯捐助一万元建南开礼堂，故以其字慰亭命名为“慰亭堂”；“思源堂”为南开实验楼，“思源”有“思袁”之意。

──经费社会化，学校私立而非私有、教育不能赢利。

衡量大学排名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校友捐款。1944年春，南开校友总会发起“伯苓四七奖助基金”运动。原定目标是40加70，募款110万，取庆祝南开四十周年与张伯苓七十生辰之意。募捐结束统计，总额竟超过600万元，创造当时国内教育捐款的最高新纪录。（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可见南开和张伯苓在校友中的强大号召力！

张伯苓创办的“南开系”，既开创了中国近代私学教育现代化管理的先河，又探索了中国近代私学教育社会化募捐的模式。南开主要通过社会捐资和扶持创立、发展、壮大。他多次指出南开学校“私立非私有”，强调“学校不是校长的学校，是大家的学校”，南开的发展“无一非社会人士之赐，社会实可谓为南开之保姆，而南开实乃社会之产儿。”这种以社会捐款、校友捐赠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办学模式，正是当今世界名校的办学通例，百年前的南开已成功实践。

南开的管理完全采用现代企业通行的董事会制。董事会有9名董事，统管重大校务，职权有：筹募经费、议决预算、审查决算、聘任校长、制定学校章程及变更、颁发学生毕业证书及授予学位等。

南开大学在1919年筹建时，就设有董事部（校董会前身），涵盖实业人士、政府要员、社会名流、知名学者。捐资创办南开者，如严修、徐世昌、王益孙、范静生、李秀山等，曾任校董；学界和社会名流，如蒋梦麟、胡适、丁文江、陶孟和、吴达诠等，也曾任校董，类似企业的独立董事；李组绅、范旭东等大商家，曾任院系所董事。为稳固校董会与学校的关系，1932年颁布《私立南开大学章程》，明确校董会的具体组成、任期（李向阳、高磊《老南开的建章立制传统》）。

“南开”之名就源于捐赠。1906年，天津邑绅郑菊如捐津城水闸旁空地十余亩，建南开校舍。因此地位于德国人汉纳根开设的大广地皮公司界内，起初不肯相让。张伯苓几经交涉，终于答应将郑菊如所捐之地，置换成电车公司旁一块空地。

这块空地位于天津城西南的开洼地带，天津人称洼地为“开”，故名“南开”。1907年秋，私立敬业中学堂由严宅迁入新校舍，因所在地名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

1956年，天津市设南开区，因区内南开大学而得名。这段先因地名校、后因校名地的佳话，也是对张伯苓最好的纪念和肯定。

私人办学，最怵的是“经费关”。民国之初，时局动荡，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国立大学教授的薪水经常不能及时足额发放，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主因就是参与领导教职员工维权讨薪。1921年6月3日，北京各校教师学生千余人到国务院请愿，遭到军警殴打。“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倒地，不省人事。”（《晨报》，1921年6月5日）

私立的南开办学经费捉襟见肘是常有的事，却能维持运转甚至持续扩张，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张伯苓功不可没。他一直奔走四方，忍辱负重，凭借非凡的人格魅力、坚韧的救国信念、上乘的教育质量、高超的交际艺术，乞天下之财，求教育独立，谋南开自主。他曾说：“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侯杰、秦方《张伯苓》）

1919年1月，寒冬腊月，严修、张伯苓就在北京六味斋约蔡元培、胡适等小酌，征询如何新建南开大学的高见；又去太原、南京、保定等地拜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请求捐款助学。他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白眼，但从不灰心。他说：“我虽然有时向人请求捐款时，被拒之门外，的确有辱颜面，但我并非乞丐，我是为兴办教育而化缘，并不觉得难堪。”（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

张伯苓是个声名远播的社会活动家，只要对南开有利、对救国有利，无论大事小事，都乐此不疲。据不完全统计，1917年至1948年，他的催捐函电超过200次，不少是帮助其他组织或个人；出席与南开没有直接关系的会议380多场，各类讲演、报告、讲话482次；社会职务209个，大到国民参议会副议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长，小到“未能归家学生组织暑假乐群会”名誉总干事；曾是中国另外28个学校的董事或董事长；社会职务涉及领域甚众，包括教育、体育、宗教、文化、外交、禁毒、废娼、防灾等。（储召生《回望大家：“土货”校长张伯苓》）

毋庸讳言，南开很多经费来源于军阀捐款。有能力捐款者往往是军阀和政客，其中不乏声名狼藉之人，甚至双手沾满鲜血之人。张伯苓不喜欢权贵，也没有兴趣成为权贵，却不排斥权贵资助南开。

李冬君在《从孔夫子到张伯苓》中列举军阀的部分捐款情况：南开新校建设费，前大总统徐世昌等人捐助银2万6千两；津籍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去世前立下遗嘱，以家产之四分的1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张学良认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注：未完全兑现）。“据统计，南大在初创时军阀官员总共捐助达150多万大洋，其中，财务总长周自齐捐款4万元作办学经费，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捐款16744元，江苏都督李纯捐款37165元等。”（梁吉生《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成立时，李纯督军祝词提及的捐资军阀和政客就有8位之多，“自两先生（注：指严修、张伯苓）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这些都是李督军平级或上级，“省军级”以下将官未列入。

尤其让人眼睛一亮的是，袁世凯虽然逆历史潮流，窃国称帝，袁家资助南开却毫不含糊。袁世凯捐助一万元建南开礼堂，故以其字慰亭命名为“慰亭堂”；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团决定捐助南开大学25万元，条件是本国配捐一半，袁世凯的婶婶袁太夫人闻之，即命其子袁述之认捐7万；“思源堂”为南开实验楼，是袁述之母亲捐银10万元建筑的，“思源”有“思袁”之意。

袁家如此力挺，也是知恩图报。当年，袁世凯得罪摄政王载沣以脚疾归乡时，严修为袁抗辩未果，愤而辞官。袁家感激严修，大凡南开之事，都积极参与。1923年12月，张伯苓在袁太夫人追悼会上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无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务社会之精神，则或为一般妇女所不及。”（《南开周刊》第79期）

（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订，【山水微言·223】。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16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