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矛盾曲：抗日救国？读书救国？

（1936年，蒋南翔（左）与同乡好友何凤元（中）、宗亮东（右）。图片来源：清华校友网。）

摘要：岁月磨平青春的锐角，苦难沉淀理性的反思。

上下级之间分歧：“持续游行”VS“拒绝游行”

上下级分歧主要是指北平学联与燕京学生会、中共北平学委与燕京大学党支部的矛盾。1936年12月，北平学联筹备第五次游行之际，燕京党支部对放弃学业、频繁游行和罢课有不同意见，双方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

1936年春末接替张兆麐任燕京学生会主席的朱南华致信，“建议北平学联收回成命，否则燕京学生会退出学联。信被北平学联拒收，被原件退回了。”（侯磊《我的舅公朱南华》）上级党组织拒绝妥协，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第五次游行如期举行。燕京大学缺席，因为燕京党支部也拒绝妥协。

北平学联直接受中共北平学委领导，体现北平学委意志，甚至有些决定、声明，直接由北平学委起草，以北平学联名义公布。燕京学生会对抗北平学联，实质上就是燕京党支部对抗北平学委。

时任北平学委书记蒋南翔十分恼火，严厉惩罚不听上级党组织指挥的燕京党支部，以党员重新登记的方式，重组燕京党支部。朱南华、陈絜、龚澎（龚维航，乔冠华首任夫人，中共首位新闻发言人）、梁思懿（梁启超之女）等十名党员未登记，从而被变相取消党籍。

列宁确立的建党原则，要求之一是极严格的纪律，下级必须服从上级是铁律。燕京党支部对游行的意见有合理性，但方式有问题，公开对抗上级党组织；北平学委惩罚燕京党支部有合理性，但方式也有问题，全部开除党籍过于严厉。双方“官司”打到刘少奇处。

1938年，陈絜、龚澎等人抵达延安，向刘少奇申诉。刘少奇说这事不算！这是内部争论，不能都开除了，是学联做得不对，党籍都要恢复。蒋南翔也说不应该。（赵荣声《30年代燕京大学党的活动》）实际上，这些人的党籍恢复并不容易，陈絜此后就是重新入党，党龄重新计算，此前革命资历归零。

革命需要激情，但仅靠激情，革命不会成功。左倾激进行为孤立自己，激怒中、右同学，社会舆论批评增多，直接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引起1936年3月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重视，1936年4月10日，他以K.V.署名发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列举“左”倾错误思想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我们”。

北平学联吃了“左”的苦头，自己也犯“左”的错误。当时中共还年轻，左右摇摆。“一二·九”的学生领袖们也年轻，党龄更小，走过弯路，付出代价。严峻的斗争蕴含一个“逆淘汰”机制：适者生存、强者胜利，虽然残酷，但极高效。学生领袖们迅速顺应人心和局势，灵活调整策略。

策略一转变，直接产生转机，甚至产生共鸣。1936年“三·三一”抬棺游行，北平学生喊的口号是“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必然引起想抗日或不愿叛国的29军和学生对立，结局是很多“民先”骨干被抓捕，各校学运组织瘫痪。

两个多月后的“六·一三”游行改正了过左行动，北平学生喊的口号是“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一路和军警相安无事，没有流血事件。何礼回忆，游行队伍到景山附近，军警保安队用警棍驱散同学，一个女中学生一边跑，一边哭，连声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她这么一说，军警也哭了。

1936年10月，蒋南翔为北平学联起草宣言《我们对于目前学生运动的意见和希望》，发表在《学生与国家》创刊号上，“对过去学运中存在的某些左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蒋南翔《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宣言声称：“我们已经深切领悟到许多师长和前辈们的话是对的。我们不应轻易地抛弃一切课业，很短视地勉强要求大家只做着奔走呼号很狭义的救亡工作才算满足”，“救亡事业是一个长期的艰苦斗争”，“需要沉着地及时好好学习生活和救亡知识，好好的求学，以增强自己的战斗能力”。

此文引起舆论界很大反响，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分别发表社论、时评赞许，《大公报》社论还整段引用蒋南翔此文。蒋南翔在回忆中披露，当时个别同志曾质疑这个宣言的观点，认为有“读书救国”的味道，怕会引起副作用。

岁月磨平青春的锐角，苦难沉淀理性的反思。1936年12月，23岁的革命骁将蒋南翔虽然两个月前写了这篇大作，但在实践中并未坚守，毫不留情惩罚燕京党支部；1985年12月，72岁渡过文革生死劫的蒋南翔，颇为看重这篇文章，在回忆中自信辩护：“抗日救国”与“读书救国”二者不是对立的，这篇宣言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

（2017年8月8日01:10，【山水微言·164】。本文为“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之六，“蒋南翔史评三重奏”之青运篇，连载第8节，已在FT中文网部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