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钱学森

前言

钱学森是我国伟大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早年留学美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是麻省理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难掩心中喜悦，决心回国发展科学事业，但彼时，恰巧他在美国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美国拒绝了他的回国诉求。一番争执后，终于于1955年，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这场“人才”的博弈中，中国外交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当时负责谈判的外交官叫王炳南，他据理力争，彰显了中国外交的风采，当钱学森踏上祖国的土壤，预示着中国科学领域，将取得巨大的发展。周恩来曾评价说：谈回一位钱学森，就是胜利！

王炳南：周恩来身边的好帮手

王炳南与周恩来的相识源于西安事变。

1931年，日本关东军入侵中国东北，开展局部侵华战争，蒋介石选择不抵抗政策，只是在舆论方面盼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声援，他一门心思地在围剿红军。而王炳南对这样的政策嗤之以鼻，他主张两党联合抗日。

王炳南的父亲与杨虎城是好朋友，杨虎城对王炳南的才华也很欣赏，因此王炳南归国，杨虎城便将他安排在身边，做自己的秘书。王炳南主张“扣蒋”，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逼蒋抗日，这也是促成日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前提。

图 | 王炳南 王安娜

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王炳南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周恩来对他很欣赏，因此便将他调到自己的身边，后来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由王炳南负责，虽然只是一个小组，却已经形成外交机构的雏形。

抗日战争期间，王炳南的外交工作相当出彩。先是与国际友人取得联系，让更多国家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又经过外联，为陕甘宁边区争取到大量抗日物资，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周恩来提出的“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交思想，王炳南遵照执行，皖南事变的宣传，便是与国民党的正面较量。

1941年，新四军9000余人奉命转移至长江以北，到皖南泾县茂密丛林，突然遭到国民党的围剿，国民党大举压境，共计7个师8万余人，新四军最终寡不敌众，除2000多人分散突围外，其余人均壮烈牺牲。

图 | 周恩来

周恩来立即召集王炳南等外交官，必须将国民党残害新四军的真相宣传出去，于是王炳南和同事们，充分利用公开场所接触到国外记者和使馆大使的机会，散发皖南事变的真相文件，并嘱托大家形成外国文字海外发行。

王炳南的妻子安娜利泽（来到中国后改名王安娜）是一个德国姑娘，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是好朋友，王安娜将这份情报对卡尔说了，卡尔当即汇报英国政府。一时间，国际社会纷纷指责国民党的暴虐行径，给了蒋介石很大的舆论压力。

外交华话语权曾一度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接见外国记者、提供各方情报，都是由国民党进行，外界想了解国内抗战的真实情况，共产党人为抗战做出的贡献，是很难被知晓的。

王炳南冲破一切国民党的阻挠，将延安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送给外国记者，这也引起了记者们的注意，对那块“神秘”的红色根据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图 | 王炳南 王安娜

在重庆期间，王炳南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校成为好朋友，1944年，美国总统华莱士访华，王炳南便通过史迪威邀请华莱士来一趟延安，史迪威从中帮助许多，于7月达成此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接见到了到访的美军观察团，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共产党与美国的合作。

周恩来称此次会晤是伟大的胜利，是外交工作的崭新开始，并写信高度表扬了王炳南的工作。

国民党的垄断外交被打破，让蒋介石很生气，共产党不过一个外交小组，而国民党是一个宣传部，如此巨大的优势，竟被突破封锁，不禁写便条斥责宣传部的工作：尔等既无天才，又不学习，以致在宣传工作中落后于共产党，奈何！奈何！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找到王炳南，交给他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式组建外交部。王炳南深知责任重大，因此不敢有丝毫怠慢，他拟定了详细的外交部选拔人才的方案，挑选了文化水平高、有过战斗经验的同志加入，就这样，中国外交部正式组建完毕。

图 | 王炳南陪同周恩来会见卓别林夫妇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命周恩来同志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王炳南便成为周恩来身边的左膀右臂，周恩来委托他负责外交部日常工作。

开国大典的那一天下午，王炳南将毛泽东发布的《公告》和周恩来的《公函》打印了60份，向原驻中国的外国使馆发出，将新中国成立这件大事通知各国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外交文件，意义重大。送出后的第二天，苏联便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外交关系，在接下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建立外交关系。

至此，中国外交踏上了新的征程。

钱学森的艰难回国路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远在大洋彼岸的钱学森的耳朵里，他感到高兴异常，渴望尽快回到祖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贡献。但是，那时他在美国遇到了许多“麻烦”，他遭到美国“忠诚调查”，并且这样的调查，明显是带有怀疑成分的。

图 | 钱学森 青年

其实早在1946年-1947年期间，就有许多机构对他进行过全方位的了解，得到的情报也大多是这个人能力强等高度评价，但是一个叫阿尔布雷克的人提出，钱学森可能是共产党员。1949年发生了太多事情，新中国诞生了，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美国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霸权地位受到威胁，因此，钱学森回到中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放走钱学森，相当于给了中国五个师。美国当时这样比喻钱学森的价值。

一向不关心政治的钱学森被推上风口浪尖，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搞到一份资料，说钱学森曾化名约翰·戴克参加过加州理工学院共产党小组的会议，同时发现他与一名叫做威因鲍姆的共产党员关系密切。其实这仅仅是没有证据的事情，但是美国的选择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不利于自己国家的人。

图 | 钱学森

钱学森多次表示，自己并非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召开的会议，更没有用过约翰·戴克这个名字，可是没有人相信他，甚至海陆军安全会议召开时，钱学森的问题被作为重点问题来讨论，并最后决定吊销他的“秘密研究许可证”。

钱学森知道被怀疑之后的自己会遇到更大的麻烦，于是向加州理工学院递交辞呈，并开展起了预订机票、托运行李、听证申诉等工作，计划最短时间返回国内。

钱学森购买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并办理了行李托运，商定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到家中完成打包，可是在封箱时，工作人员看到钱学森的行李内有“涉密资料”，于是向公司作出汇报。

图 | 钱学森

得到消息的海关规费征收办公室联合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办公室、空军及国务院相关负责人，去到打包仓库，发现钱学森的行李箱内确实有“绝密”资料，涵盖了原子能、火箭、导弹、喷气推进等相关领域，于是他们将这些资料全部没收，交于政府机构。

钱学森对这些事情的发生全不知情，彼时，他正在准备华盛顿召开的听证会。钱学森曾拜访海军部长波尔，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可是波尔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不能离开美国，就连他听证会的辩护律师金波尔都美国司法部打电话：以钱学森的学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司法部加大了对钱学森的监视，甚至打电话都受到监听。

移民局的官员找到钱学森，来了解钱学森的个人基本情况，说是了解情况，实则是来进行抓捕。钱学森再次声明，自己回国是因为父亲和岳母需要照顾，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原因，可是移民局依然强调钱学森共产党的身份，并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逮捕令。

图 | 钱学森

钱学森的妻子蒋英得知丈夫被捕的消息，便立即向加州理工学院请求援助，在学校的帮助下，聘请了律师，还通过私人关系与军方交涉，钱学森学生的未婚妻甚至拿出1.5万美元的保释金。

钱学森的听证会一共进行了四次，司法人员不断地寻找各种借口为难钱学森，甚至给钱学森设圈套。司法官问：“你想如何处理你随身带走的那些资料？”钱学森答：“那是我知识的一部分，是属于我的，我有权把我的私人财产给任何人！”司法官问：“你为什么不去找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钱学森答：“我回国的目的是解决家庭问题，我的父亲不在台湾！”

无论钱学森如何据理力争，移民局都会选择不利于他的证词，于是做出最终判决：驱逐钱学森，但暂缓执行，也就是说，钱学森还不能离开美国。钱学森多次提出抗议，均被驳回。

图 | 毛泽东 钱学森

无法回到祖国怀抱的钱学森表现得很惆怅，但他对科学领域的研究从未停止，他满腔报效祖国的热血也从未泯灭，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他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他发表了这样一段话：

虽然我对美国的很多科学家充满崇敬之情，但如果把科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很难有同感，换句话说，如果把我确定为美国科学家团体中的一员，我感到很耻辱。事实上，我不是美国科学家，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

王炳南谈判助力钱学森回国

钱学森在美国受到限制的事情传到了国内，中央政府对此事高度重视，公开指责美国违背人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不少美国间谍来中国从事各项反华活动，也有一些飞行员公然侵犯中国领空，这些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国对他们采取了抓捕。

图 | 钱学森 蒋英

1954年，中美苏英法等国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就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开展讨论，周恩来作为首席代表出席。期间，英国代表愿意作为中间人，就在美华侨、在华美侨的问题展开协商。周恩来首先想到了渴望回到祖国的钱学森，于是指示外交部发言人黄华，中方愿意就美扣押人员进行谈判。

就这样，以王炳南为代表的中国外交与杜威廉代表的美国外交开始了为期四轮的谈判，美国罗列出在华被困人员的名单，请求立即释放，中国也提出尽快停止扣押在美留学生的要求，但是中国的正当要求遭到美方拒绝。直到日内瓦会议闭幕，这件事也没有商量出结果。

虽然未果，但双方都不希望谈判就此停止，周恩来特令王炳南，7月22日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

图 | 周恩来

1955年7月25日，外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小组，8月1日，中美代表再次会面，就“扣押人员”与“华侨问题”展开讨论，本次会谈，升级为大使级会谈。中国这次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就在会谈前一天，中国军事法庭宣布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掌握了本次会谈的主动权。

王炳南尖锐地指出，在美华侨多为大陆籍，因美国阻挠而迟迟不能回家，这是必须正视、必须解决的问题。美国代表约翰逊得知被扣人员得到释放的消息，虽然心里很高兴，但面对王炳南提出的华侨归国问题，依然诡辩称，美国没有阻挠任何人回到自己的国家。

图 | 邓小平 钱学森

于是王炳南说了钱学森的事情，约翰逊却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钱学森要回国，一切都是他个人意愿。

面对约翰逊的谎言，王炳南据理力争，郑重指出：据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1954年5月29日声明，截至1954年4月30日，持有中国护照的留美学生共计5242人，因为从1951年6月到1955年4月1日，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留学生自由回国，违者以5000元美金罚款和5年监禁，许多想回国的留学生都不敢申请。

王炳南拿出一封信，“本年4月2日，美政府取消对我留学生回国的禁令，但是到6月15日，钱学森仍然来信请求政府帮助他回国，据回国同学报告，钱学森被禁止离开他所在的县界。”

图 | 王炳南

原来，1955年6月15日那天，钱学森和他的妻子蒋英做了详细的计划，趁去餐馆吃饭之时，钱学森缠住联邦调查人员，蒋英则借口上洗手间给自己在欧洲的妹妹写了封信，请求把信交到全国人大陈叔通处，信中表明钱学森在美受到限制，望祖国从中帮助，同时点明被扣留的，还有许多留学生。陈叔通收到信后立即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便把信给到正在日内瓦谈判的王炳南。

“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在充足的证据面前，约翰逊百口莫辩，1965年8月5日，钱学森收到通知，可以离开美国，他梦寐以求的、朝思暮想的，终于实现了。周恩来适时召开的中美会谈，王炳南巧妙的谈判技巧，使得钱学森以及其他海外留学的科学家成功回到祖国怀抱，这是外交史上，一次重大的胜利。

图 | 周恩来

钱学森带着妻子、一双年幼的儿女，踏上“克利夫兰”总统号的邮轮，踏上前往祖国的路程。在船上，有记者询问是否还会再回到美国时，钱学森果断表示，今后不会再回来了，因为已经没有理由再回来了，他将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建设自己的国家。

为迎接钱学森回国，中科院全程负责接待，还指示广东和上海协助做好安全工作，钱学森先后辗转浙江、上海，最后回到北京，郭沫若代表中科院宴请了他，陈毅代表国务院会见了他。至此，钱学森开启了他在中国的科学领域研究。

总结

钱学森回国后，为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仅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还勤俭节约，朴实无求，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姓钱，但我不爱钱。周恩来后来曾感慨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别的不说，谈回一位钱学森就是值得的，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