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关”匾额里的风云和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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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昊

编辑：吃硬盘吧

插画：发达蚊

#01.

1644年的深秋，从渤海吹来的风已带着寒意，燕山的树木也已泛黄，在渤海和燕山之间，山海关默默耸立着。

“天下第一关”这方巨匾，孤独地悬在镇东楼上。他抬眼向上看，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平静的交替着。他放眼往远看，这却是一片刚刚厮杀过的土地：以前鳞次栉比的街衢，如今已被践踏的零落不堪；辽阔蜿蜒的石河，两岸的草和树全部倒残，大大小小一片又一片的血痕隐在其间。

农历九月甲午日，一队车马，浩浩荡荡从东方而来。

车马穿过山海关城，停在镇东楼前，一个身影走出，小小的个头，看得出来是个孩子。

他的步态却很稳健。他停住脚步，抬头凝视着“天下第一关”。

这方巨匾迎接着投射过来的目光。这是一张长眉、细眼的脸，虽然稚气，却带着一股锐利劲儿。

这个成熟的孩子，专注读着这方匾，就像读一页久远的古书。他读每一个笔锋，每一点顿挫，每一处勾连。他似在寻找某些隐藏在旧木的裂缝、斑驳的老漆之中的消息……

一个月后，这个孩子在北京登基，是为清世宗顺治皇帝。

这年，是公元1644年，论干支则为甲申，属猴，是一个闰年。这一年，李自成称之为大顺朝永昌元年，张献忠称之为大西朝大顺元年，于明朝是崇祯十七年，于清朝则是顺治元年。

这方匾，似一个醒目的标签，贴在1644至1684这四十年的历史卷轴上。此间，中华大地发生巨变。276年的明朝终结，268年的清代开启。山海关外的白山黑水和关内的辽阔中土连在一起，版图趋向扩展。满清入主中原，先朝的汉族及各族遗民，逐渐接受事实，成为新朝子民。新政权强硬乃至血腥地推行“薙发令”，全国各族男子都梳起了辫子。对悠久的儒家文化，清廷却给予更高的尊崇，满族皇帝都成为了汉语诗人和书法家，形成满族头、汉人心的社会历史奇观。

在这段波宽流急的时间河里，天下第一关这方巨匾的身影闪现其中，或为见证者或扮演重要角色。而它的故事却远远不止发生于这四十年间，其生命悠长又辗转，木刻的流年，藏着重重的谜团和风云的变幻。

#02.

“天下第一关”匾，现悬于山海关城东门楼西侧重檐正中，长5.8米，宽1.55米。其中“一”字横长1.09米，“关”字竖长1.45米。匾的形制极其朴素，无边框，无底纹，白底儿，黑字，阳刻，只以五个沉稳遒健的擘窠大字，震撼观者的心魄。可谓，巨匾壮雄关，苍茫山海间。

可是，如此一方遐迩皆知的天下名匾，如果问起它的一些细节，却像是笼罩了一层谜团。

第一、题匾人之谜。

这里说的题匾人，是指匾额的最初题写者，后来的摹刻者不算。

题匾人之所以成谜，是因为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史料和有力的推导，可以得出确凿的人选。

自明代以来，在多年的争议纷纷中，一直公认最可能的题匾人是萧显或严嵩。据此，形成三个说法：一、萧显题；二、严嵩题；三、萧显、严嵩各题一方。

萧显，是山海关本地乡贤。综合相关资料，他是两榜出身，天顺三年（1459）中举人，成化八年（1472）中进士，当过兵科给事中，最高职位是福建按察佥事（正五品），书法成就被列入明三十三家。

严嵩是明朝著名权臣，任内阁首辅长达十五年，清朝所修的《明史》更直接将其列入奸臣列传。

有意思啊，两个生前并无交集的明朝古人，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多年之后，会在“天下第一关”匾额这段公案中相逢吧？如果泉下有知，俩人会否相视莞尔，小酌一杯呢？

两个人题匾的说法，都是从“相传”开始。只不过，“路线”不同，萧显题匾从“相传”，被传成了真，现在又被严重质疑，而严嵩呢，从“相传”，被传没了，现在又被高度重视。

#03.

先说萧显。萧显题匾是被“官方”采用的说法，当你走进山海关镇东楼，就会见到景区讲解员，指着一楼悬挂的巨匾，告知游客，匾是萧显题的。“萧显题匾”还被编成民间故事，并出了小人书，看出其被喜闻乐见的程度。当然，故事中那看似活灵活现，实则过分夸张渲染的情节，于逻辑来说反而降低了真实性。但是，如果据此批驳萧显题匾说，那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小心眼了。

从史料来看。萧显题匾，最早见于清光绪四年（1878）编撰的《临榆县志》：“天下第一关匾额相传明萧佥事显书。”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的《临榆县志》，直接说“额为萧佥事书。”简单地把“相传”两字拿掉。后来有关山海关的出版物就附会了这种说法，使萧显题匾这一说法从“相传”到“坐实”。

而质疑萧显题匾的理由主要有：一是，没有一条史料可以直接证明萧显题过“天下第一关”匾。有关萧显的资料，目前见到的主要有明嘉靖十四年（1535）的《山海志》、嘉靖三十六年（1557）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陈绾所撰的《乡贤祠记》、清康熙八年（1669）的《山海志》等等，此一系列文献对萧显事迹持续记述和补充，已显颇祥，可是竟然绝无题匾痕迹。一位本地的乡贤，书法精湛，且生前和身后都名声磊落，为家乡题写这样一方举世瞩目的巨匾，如此嘉行美事，却不被记录，殊不可解。可是，到了晚清光绪年间，与匾额出现时间已相去甚远，却突然出现“相传”的说法，所以，于史料分析，萧显题匾说极其站不住脚。

二是，匾额可能出现的时间与萧显可能的生卒时间不符。对于萧显的生卒年，据我目前所看到的资料，说法不详。但是，其成化八年（1472）中进士这个时间是公认准确的，在民国九年（1920）山海关知事周嘉琛所撰《重修第一关旧额记》一文中还有“显（萧显）为天顺三年（1459）举人”之说，有人据此推测，根据最早嘉靖十四年(1535)的题匾时间，萧显此时年纪最小也已经90岁左右，即便健在，还能写动如此巨匾么？再以史料求证，明嘉靖十四年（1535）的《山海志》，里面未记录有“天下第一关”匾，却有萧显传记，“生不立传”是史志传统之一，按此，说明斯人已故，人已作古，匾还未出，如何说通呢？

#04.

再说严嵩。严嵩题匾，目前也并没有人提供出明确的史料而来佐证，只是“相传”，可是，与萧显的“相传”作比，严嵩的“相传”却不一样。因为，严嵩于暮年既已身败名裂，“老病，寄食墓舍以死”，改朝换代后，更被后朝列入《奸臣传》，评价为“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所以，如此一个被盖棺论定的不堪之人，与之撇清关系尚且唯恐不及，怎会“相传”于他呢？据此猜测，很可能此匾就是严嵩所题，因为斯人名节已朽，由忌讳而隐晦，变成“相传”了。

此外，认为严嵩题匾的理由主要还有：一是时间和身份对得上。严嵩是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其仕途于正德年间起步，在嘉靖一朝达到炙手可热的权势巅峰，“窃政二十年”，位及内阁首辅，并曾巡视过山海关。上文推断匾额出现的时间应在1535—1599年，严嵩的生卒年是1480—1567年，再考量他的仕途履历，其为题匾人有一定的可能性。二是从字体上来认证。明代大儒及高官王世贞，比严嵩小46岁，他对严嵩有一句评语是：“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看起来，严嵩的文章和书法水平是被公认的。巧的很，被认为或相传为严嵩所题的匾额，至今尚能见到几方，比如山东曲阜孔府的门匾“圣府”、天津蓟县的“独乐寺”等等，看其书体，确与“天下第一关”有挺大的相似度。

至于，萧显和严嵩各题一匾说，则基本不可能。原因说起来简单：现存的几块匾额实物和照片，字迹几乎一致。至于有人见到照片中“弟”字的写法有竹字头和草字头的细微之别，那也只是后来摹刻所致。两个书家怎会题出一样的字？

综上，本文的观点：一、此匾不大可能是萧显题。二、是否严嵩所题？也只能继续以“相传”待之，再寻佐证吧。

#05.

第二、匾的数量和下落之谜。

“万里长城—山海关”现在是中国5A级著名景区，镇东楼上现有三方“天下第一关”匾，一方悬于楼外西侧重檐正中，另两方分挂在楼内的一楼和二楼。看这三方匾，尺寸、字体一致，新、老程度有别，均无款识。景区讲解员会介绍：一楼的是明代原匾，二楼的则是在清光绪五年（1759）由秀才王治勾摹重刻的复制匾，挂在楼外的也是复制匾，是在民国九年（1920），由秀才杨宝清勾摹重刻的。照以上说法，三方匾，清清楚楚的，且与史料相符，其数量和下落，何谜之有呢？

来看两个资料。第一个，1933年总第74期《良友》杂志。这期杂志开篇的主题就是山海关抗战。其头题文章是《一九三三年前奏曲》，这篇时政类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就叫《天下第一关》，于此段落结尾，作者悲愤地感叹道：“算了！天下第一关毕竟也就这样失守了……，‘天下第一关’的那幅牌匾，已经作为日本的胜利品，运到东京，陈列在九段上的‘游就馆’了。唉！真的，难为了‘天下第一关’！”

此文的作者署名“虚舟”。虚舟是郑伯奇的笔名，郑伯奇(1895.06.11——1979.01.25)，是“左联”领导人之一，“创造社”的最初成员，现代著名电影剧作家、小说家、文艺理论家。他于1932年，供职于良友图书公司，任《良友》杂志主笔。

第二个是《榆关抗日战史》。该书序言中说：“因本书为史的性质，所有材料，皆根据报纸、刊物及其他出版物上可靠之记载，决不敢妄自杜撰，以失其真。”

本书附录三《各刊物对榆战之批判》中第六为《榆关失陷经过与东北抗日现状》（附录第51页—58页），此篇文章作者署名傅坚白。他在文中写道：“山海关旧称天下第一关，关前木匾为明严嵩所书，字大及五尺，笔势异常遒健，向存魁星阁，为榆关古物之一。此次日军陷关，竟将木匾劫送东京，献俘陈列。呜呼！古物一去，将在东京陈列所中任人观览，实为我族荣誉上之一永久污点。凡我国民宜如何卧薪尝胆，庶得一雪国耻。”

#06.

由此，如果两个资料确凿，就已揭示：竟有一方“天下第一关”匾被掠到了日本！

以上两书中，均有一幅山海关镇东楼的照片，1933年总第74期《良友》杂志上的照片略作艺术合成，山海关城楼为主体，城楼左侧云端浮现一个狰狞的骷髅头，下端是日军架炮对准城楼。照片右下有小字说明：“威胁，轰炸，死亡！日兵最近在中华国土里的大屠杀！”《榆关抗日战史》书中照片完全为写实，下面文字说明是：“未失守前之天下第一关”。

两幅照片上面所悬“天下第一关”匾，明显可见左侧均有款识，似为同一方，只是款识字迹辨认不清。而目前山海关楼内所存三方匾，均没有款识。照此想下去，难道被掠去日本的就是这方有款识的匾么？且慢，最近我在网络“山海关”贴吧里，见到一位网友贴出一张山海关老照片，城楼下走过的几人中，有几位着裙装的小姑娘，表情轻松，似乎系着红领巾，看来此照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拍摄的，而城楼上所悬挂的“天下第一关”匾，左侧也有款识，与《良友》和《榆关抗战史料》照片中的匾极其相似。那么，难道挂在城楼上的左侧有款的这方匾并未被掠去日本，而是如《榆关抗日战史》所说是“向存魁星阁”的那方被掠到日本了么？

总结来说，关于“天下第一关”匾的数量和下落堆积出以下问题需要思考和破解：一、《良友》和《榆关抗日战史》所述，日本掠走的到底是哪一方“天下第一关”匾？《良友》文中所说“（东京）九段上的‘游就馆’”，据说，就是日本靖国神社博物馆。二、那方左侧有款的匾，按时间推算，是否就是在民国九年（1920），由秀才杨宝清勾摹重刻的那方？它现在又在哪里？三、现在山海关城楼里的三方匾，又如何解说呢？

参考资料：

1、康群文章《巨匾琐谈》（《山海关文史资料——关山采撷录③》（1993年11月）第12——18页）。本文中一些有关《山海志》《永平府志》等有关古籍的部分内容，转引自该文，部分观点亦有参考；

2、《良友》杂志老版新印本；

3、《榆关抗战史料》影印本；

4、《清史稿》；

5、《清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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