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法西斯国家，为何德国与日本认罪态度反差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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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鼓浪隐士

编辑：吃硬盘吧

插画：发达蚊

#01.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跪下，对德国法西斯在二战中的罪行忏悔，此举引起了世界轰动。德国人也因对纳粹暴行的认罪，重新得到世人的尊重。

而同为二战法西斯国家的日本，虽然也有部分政要、民众为战争忏悔，但美化侵略战争、教科书争议、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等举动，引起了中韩等国的强烈抗议。为何德国与日本在对待二战问题上差别如此之大呢？

首先与德国纳粹相比，日本军国主义并未受到彻底的清算，其“幽灵”一直延续至今。两个国家在战败后，都遭到了盟国的占领，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都得到了巨大改变。但是两个国家却存在着很大不同。在纳粹分子被清算后，掌握德国政坛的主要是基民党与社民党，他们都是纳粹主义的反对者，在纳粹时期遭到了法西斯的迫害，对于其罪恶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就能带领国民认识到纳粹的丑恶面目。

而且纳粹主义是在德国人对凡尔赛体系的仇恨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出现的极端现象，其思想并非德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在民众中没有根深蒂固的烙印。因此当德国人了解了法西斯的罪恶和自身遭遇的苦难时，很容易就清醒过来，认清希特勒的本质。

可日本则不同，其军国主义思想是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而且与天皇制、武士道、神道教等等传统文化血脉相连，有着非常深厚的民众基础。只是法西斯主义兴起后，才将其推向了极端。

#02.

尽管战后初期，美国人是想清算裕仁天皇，将这个头号战犯送上审判台的。可是出于对统治日本的需要，他们逐渐认识到，保留天皇制对于占领的重要性。艾奇逊（代表美国政府监督麦克阿瑟）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指出：“我相信天皇是战犯……但考虑各种情况，我们应该选择慎重”，“我们的军事力量因快速复员已出现了问题。现状下为了继续利用日本政府管理和实施改革，天皇是最有效的。官员和一般国民都服从于他。他也表示了帮助我们完成一般性目标的诚意”。

因此美国出于战后利益考量，并未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而只是对其进行了改造，其广度与深度都无法与德国相比。而且有些甲级战犯很快就被免于起诉或者提前释放，成了日本政坛的高官，像被称为“满洲之妖”的军国主义分子岸信介（安倍晋三的外公）就担任了日本首相。可见，虽然有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等甲级战犯遭到了惩罚，但他们只是日本军国主义中的一部分而已，还有很多人逃脱了战争责任，其思想流毒自然一直影响着日本社会，这是日本在认罪态度上消极的重要因素。

其次跟两国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德国是一个深受基督宗教影响的国家。虽然历史上基督徒同样会犯严重的罪，可当他们认识到错误时，都会立刻向上主忏悔。原罪-认罪-救赎，是基督信仰的重要教义，也是基督徒信仰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对德国人来说，认罪不是耻辱，而是自我救赎的途径。

战后，德国人就像《新约·路加福音》中那个回头的浪子，对二战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忏悔和赎罪。德国人认为，不能只把侵略的罪责推给希特勒个人或纳粹党，而应强调德国人民有责任把纳粹的罪行认同为德国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据此进行反省而不得加以篡改。

#03.

德国在战后做了许多认罪举动，并在国民教育中强调纳粹主义的罪恶与危害。他们还在1994年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纳粹象征的口号和敬礼仪式，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纳粹象征的标记符号、标语和徽章以及对否定、美化纳粹历史的人判处3-5年徒刑。

可日本文化则不同，正如《菊与刀》一书所说，日本不是罪感文化，而是耻感文化，特征是非常在乎别人的看法和社会的舆论。故其行为只是单纯地被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所制约、支配。这种文化心理只有荣辱观，而缺乏是非观，一件事不在于是否合理，而在于别人怎么看，即使做错了，只要没有被发现，那么就不用认错。因此他们极力掩盖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

而且日本虽然受到中国文化深刻影响，但有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对神道教的信仰。在近代日本的国家神道中，天皇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日本人的这种思想直到战后才被迫放弃。很多日本人觉得为天皇奋斗甚至战死是最崇高的美德，并不存在任何罪恶，因此没有认罪的必要，他们认为认罪甚至是可耻的。此外，武士道文化中对于强者的认同以及弱者的蔑视，让一些日本人产生了一种想法，他们是被美国人用武力打败，这点我服。但并没有中韩等国打败，向他们认罪，那是非常耻辱的事。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为二战认罪如此难了。

#04.

最后，有些受害者对日本军国主义过于包容。部分日本战犯逃脱审判固然有美国出于战后利益考量的因素，但不可否定的是，有的战犯并未被受害国提出起诉。最为典型的是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冈村宁次，他在老蒋等人所谓“以德报怨”的腐朽思想作用下，居然被无罪释放，这引起了不少国人的愤慨。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虽然受到了日本侵略，其国民也遭遇了暴行。可是国内有些人却认为日本是“解放者”，带领他们摆脱了西方的殖民，因此对鬼子“充满感激”。这也是为何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有位印度法官居然荒唐地认为日本战犯无罪了。

而在当前中国国内，也存在着一些“精日分子”，他们公然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多次亵渎四行仓库等抗战遗址。大家可以想想，如果在以色列公开宣扬纳粹，那会是个什么结局？试想有那么多人为日本法西斯洗白、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又如何会承认自己的过错呢？

相反，纳粹分子就没那么好运了，他们当中有些人逃离了欧洲，到南美洲避难。可快意恩仇的犹太人绝对不会允许这些恶棍逍遥法外。摩萨德就曾万里追凶，将纳粹刽子手艾希曼从阿根廷抓回以色列审判。正是不少受害者对纳粹分子的穷追猛打，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才能使他们不敢宣传这种罪恶的思想，甚至逼其认清罪恶。同时这种做法，也在告诉世人，纳粹主义是人类的公敌，必须完全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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