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三问洪学智，54年特别问道：我听说你不愿意做后勤工作？

1955年9月新中国第一次授衔的名单与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的上将名单中有一个重复的名字——洪学智。

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我国军史上的独一例，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先例。因为上将的肩章上有三颗星，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洪学智又被称为“六星上将”。

洪学智的戎马生涯，也配得起这金光闪闪的六颗将星，就连毛主席都将他时时记挂在心上。

洪学智

洪学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36年10月。曾经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营政委、团政治处主任、方面军组织部部长等职的洪学智在这一时间进入了红军大学学习。

对于出身贫寒的洪学智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十分珍惜。

1913年，洪学智出生于有着“将军县”之称的安徽金寨县。位于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交界之处的金寨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也是战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连年混战导致农民流离失所，随处可见逃荒要饭的灾民。

母亲在洪学智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全靠父亲和姐姐把他带大。后来洪学智回忆，当年家中只有两亩贫瘠的山坡地，只能租别人家四间草房居住。

好在父亲心灵手巧，靠裱糊字画、编制手工艺品等勉强养家糊口。洪学智记忆中的父亲十分辛苦，经常早起晚睡，用蚕茧壳抽丝捻线织成布匹来赚点钱。

尽管家庭条件很不好，父亲仍省吃俭用供洪学智上学读书。10岁时，他背起书包走进了小学，然而在快毕业的那年父亲由于连年劳累过度病倒了，不久撒手人寰，洪学智也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直到当地两位共产党员办了一所小学，其中一人见他孤苦伶仃，便允许他到学校半工半读，这才又有了一段时间用于读书。

在这所小学读书期间，洪学智接触到了共产主义。两名共产党员曾经送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这是他最早接触到的进步思想，也知道马克思的思想是为了穷人的。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步加深，洪学智开始参与一些秘密活动，例如在积极分子开会的时候站在大门口放哨，替两名共产党员秘密送信等。

小学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暑假过后它就开办不下去了。洪学智却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他加入了地方农民武装之中，参与了鄂豫皖地区的商南起义，加入商南游击队之中。

1929年农历五月的一个晚上，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中，从此成为了一名起带头作用、领导别人的党员。

接下来的多年征战过程中，洪学智从战场上学到了很多，也在飞速成长。但是，红军游击过程是很苦的，一天打两三仗是平常事，饥一顿饱一顿再正常不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洪学智没有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会，直到1936年获得了进入红军大学的名额之中。

然而，这段时间的红学大学并不平静。以许世友为首的十名红学大学的同志，因为对张国焘的问题持有不同看法，此时准备脱离红军大学、去四川找刘子才。

许世友将军

然而却被以“企图组织逃跑未遂”的罪名，被判处了六个月至一年半的有期徒刑，洪学智也被牵连其中。

这年九月，毛主席携一名秘书前来看望了他们，关切地询问了大家的身体状况，又问道：“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也许是因为蒙冤受到关押，大部分人都不作声。

毛主席了解大家的心理，便安慰道：“过去他们（指审查人员）讲的那些话，不代表中央，只代表他们个人。”这番话让觉得受委屈的同志们心中好受了许多。

毛主席又问道：“你们想出去工作吗？如果想，马上就可以在边区分配工作。”

这时，洪学智第一个开口了。他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继续学习。”

抗战时期的洪学智

洪学智十分清醒，凭借在军中的表现以及累积的声望，他已经成为了方面军组织部部长，但是多年来缺乏理论学习的他急需提高理论水平，这样才能胜任接下来的工作。

这一说法也被周遭的许多同志赞同，大家纷纷表示想要继续学习。毛主席承诺，这一期虽然不行，但下一期可以。

在走的时候，毛主席又补充道：“下一期也很快，你们就等下一期吧！”

这是洪学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多年后他仍旧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清楚地记得毛主席说过的话。他回忆称：“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干部很关心，很信任。”

当时抗大的人都说许世友在组织逃跑，但毛主席很快为他平反，此后许世友以及这次蒙冤被关的许多同志都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是独当一面的战将。毛主席此时给予他们的信任和温暖，长久留在了这些同志心中。

毛主席

第二次听到毛主席对自己的关心，是在1945年10月初。此时的洪学智作为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正在率部进军东北的路上。

途径山东临沂时，刚刚由延安回到山东的陈毅军长给第三师营级以上干部开了个会，传达了党的“七大”的会议精神。

会后，陈毅单独找到了洪学智，说道：“这次在延安，毛主席还委托我同你谈一次话，毛主席对你很关心。”

听闻此言，洪学智心头不禁一热。他已经离开延安六年了，没有想到毛主席还在惦记着自己。

陈毅继续说道：“毛主席让我问你一下，你对现在的工作职务是否满意。”尽管主席承诺了如果不满意可以另作安排，洪学智考虑到第三师的实际情况还是表示了满意。

毛主席与陈毅元帅

第三师的师长和政委由黄克诚一人兼任，他的身体又不太好，十分需要洪学智的协助。黄克诚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两人多年来的配合一直很顺利。

因而，洪学智坦白告知陈毅：“我愿意继续在第三师工作，职务高低都不会计较。”

1939年6月，因中央决定把抗日军政大学（由红军大学更名而来）转移到晋东南敌后办学，洪学智离开了延安。

此前他已经在抗大之中担任了副大队长兼游击战术指导员的工作，按照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洪学智将带领抗大总校三大队一千余名干部学生向敌后转移。

黄克诚将军

这一路并不平坦，为了躲避敌人的严密封锁，他们从延安出发，经过延川、清涧、绥德等地，渡过黄河、翻越吕梁山、又渡过了汾河……一路上不乏日伪实际占领区，而穿过日军的封锁绝非易事。

当时，洪学智的爱人张文还带着两人年幼的孩子，为防止孩子的哭声暴露队伍行踪，两人忍痛将孩子送给了当地老乡抚养，洪学智说道：“要以大局为重。”

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写道：“当时我们只顾着赶路，没来得及问清老乡的地址和姓名，身上装的几块钱也忘记留下。”

可见虽然当时他劝着妻子“照顾队伍的安全是大事”，却也十分舍不得自己的亲生骨肉。只是当时的情况的确不允许他冒一点点的险：那是一千多条人命啊！

在洪学智等人的领导下，抗大一边转移一边上课，途中还不断向晋察冀、太行山根据地输送学员。

1977年8月，洪学智与夫人张文合影

转移途中，他们还参加了“百团大战”，以及粉碎日伪军大规模“扫荡”的战役……直到1940年2月，这支队伍才抵达了山西武乡县一带，继续在这里培养军政干部。

由于敌人频繁“扫荡”，总校的办学环境也并不安定。这年9月，洪学智奉命率领总校精编后四个团中的三团干部学院从太行山向苏北根据地转移，同时肩负起了指挥准备转战沂蒙山的山东大队南下转移的任务。

日军为了隔绝太行山和冀南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沿铁路挖了一条纵深约四米的封锁沟，沿路设了重重碉堡和哨卡，敌人运兵车25分钟就会经过一趟。

经过侦查后，洪学智决定兵行险招，一边部署部分部队带牲口托运行李绕路，一边带着大部队依次跳进封锁沟中。

敌人的装甲车轰隆隆开过，探照灯不停扫过。几百名学员在洪学智的领导下集体卧倒，硬是没有让日军发现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越过了封锁线。

赶路的同时，洪学智不忘上课和宣传抗日。每到一个村庄，他就和干部学员们一同调查敌情民情、绘画交通图、组织大家做群众工作，向老百姓宣传抗日必胜的道路。

从1940年9月离开太行山开始，洪学智率队跨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六个省份，行程两千五百公里，全队毫发无伤。

陈毅和刘少奇都称赞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完全是创造了‘敌后小长征’的奇迹！”

1957年1月，洪学智（左一）与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在解放军后勤学院合影

抗日战争期间洪学智缔造的奇迹不只有“敌后小长征”。1941年7月指挥盐城军直属单位四千余人以及抗大五分校的一千多名教职员和学生安全撤离时，洪学智在当地的芦苇荡中分设不同地段布雷伏击、烧毁大桥，节节迷惑，成功争取了撤离时间。

他利用地形优势，凡是有桥的地方让后撤人员过一道拆一道，成功甩开了追敌。

不仅如此，在粮食和淡水奇缺的情况下，洪学智率领学员们在潮湿闷热的芦苇荡中忍受着蚊虫肆虐与日军展开了游击战。

他们攻占了日军盘踞的南洋岸据点，还在龙王庙歼灭了一部分日军，帮助当地百姓抢回了日军夺走的粮食和牲畜。

因为在盐城的出色战绩，1941年夏季反“扫荡”结束后，洪学智担任了新四军盐阜军区司令员。

陈毅元帅

他在当地发动群众、发动地方武装，只一年时间就将地方武装发展到8个团1个营共五千多人，受到了华中局的特别表彰。

一周年之际陈毅军长亲自前来检阅，称赞道：“这是一支训练有素、有战斗力的队伍。”

转年12月，洪学智调任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开始协助黄克诚指挥夏季攻势作战和苏北反顽斗争，为粉碎苏北大“扫荡”出谋划策，提出了改变师部转移山东的计划。

在两人指挥下，三师与敌人周旋五十余天，作战658次，粉碎了这次规模空前的“扫荡”，歼敌1850余人，攻克据点三十余处。

反“扫荡”之后，黄克诚戏称洪学智是“铁匠”，对他非常倚重。洪学智有一句名言：“部队是打出来的。你是老虎，谁都害怕你；你是绵羊，谁都打你。”

显然，洪学智领导之下的军队都在努力朝着“老虎”的方向努力。苏北转入反攻后，洪学智又参与了指挥解放阜宁、淮阴等地的战斗。

由他统筹和部署的淮安战斗干净利落全歼守敌五千多人，立下赫赫战功。

抗战时期的黄克诚将军

在进驻东北之前接到陈毅带来的毛主席的慰问，让洪学智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此后，作为黄克诚的得力副将，他在东北四平、辽阳、鞍山等地狠狠打了几个硬仗。

他还曾经在东野指挥部和林彪面对面论战法，是四野一员绝对的猛将，在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中都有出色的指挥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洪学智又接到了新的作战任务——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他以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的身份随彭德怀跨过鸭绿江作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洪学智接手了新的工作：一向从事部队政治和军事工作的他，这次改做了后勤工作。

后勤工作看起来不起眼，实际上是部队工作中的重要一项，是战士们在台前拼搏的保证。随着朝鲜战局的扩大，组建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洪学智将军

当此事被提上日程时，洪学智预感到“这回准跑不了我”。会上，他表达了自己兼任不了这个后勤司令的职位，后来邓华劝他：“你怕管不好，别人也不一定管好嘛！”

再加上彭德怀答应他仗打完了还可以搞军事，洪学智才无奈接过了后勤工作。

然而天不遂人愿，1954年2月，洪学智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总后部长是他的老首长黄克诚。这一职位洪学智接得十分不愿。

此前他正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高级班学习，刚到第二年初、学院正在放寒假的时候，他就被黄克诚找了去，要求停止学习到总后工作。

洪学智未完成学业的遗憾和不能做军事职位的不满叠加在了一起。

洪学智将军

这一事情不知道怎么让毛主席知道了。1954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特别问道：“洪学智，我听说你不愿意做后勤工作？”

洪学智如实答道：“是的，主席”。

毛主席又问：“朝鲜战争时你怎么做后勤工作了？”

洪学智一摸脑袋，说道：“主席下的命令啊。”

这个回答逗得毛主席哈哈大笑道：“原来你怕命令啊！”

洪学智之所以能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自然是因为他在朝鲜战争中的工作非常出色。

毛主席

抗美援朝期间，他建立起了一条坚不可摧的钢铁运输线，粉碎了“联合国军”的“绞杀战”，最大程度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应。

就连美国1975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中都承认：“共产党中国军队的后勤系统……在朝鲜战争中显示了令人惊奇的对作战部队进行补给的能力。”

由于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后勤保障就显得尤为困难。最早的时候运输远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必要物资只能靠作战部队自身携带，带了几天的物资就能打几天的仗。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进攻作战只能维持七到十天，因而美军都说中共军队作战是“礼拜攻势”。

面对困难，洪学智选择了创造性地解决而不是逃避。他提出了组织漕渡、分段倒运和组织二线部队和畜力运输工具的办法，通过多种方式向前线运输物资。

这种方式在1951年朝鲜洪水灾害期间立了大功，当年的美军一线部队发现，以志愿军的运输能力，居然比他们还先及时穿上了冬装。

身穿冬装，趴在冰雪上的志愿军战士

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美军部队不停通过地面攻势和空中攻势和志愿军施加压力，其中空中攻势的主要目的就是阻断物资运输，逼迫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以北撤退。

当时，美军平均每天出动三百架次飞机进行轰炸，使得1951年9月到12月间平壤以北的铁路地区四个月不能通车。公路运输的压力因此大大增加。

在洪学智的领导下，志愿军兵分两路，将铁路系统和公路系统一同抓起来，尤其注重提高公路运输效率。

经过不断加修、加宽、加固公路，当地基本形成了前后贯通、左右衔接的公路运输网，同时构筑了八千余个汽车掩蔽部，让汽车在遭遇飞机轰炸时可以及时隐蔽。

同时，洪学智还采取了一些其他的保护办法，例如在美军飞机轰炸后立刻点燃汽车附近准备好的破油桶，假装汽车被炸中燃烧来迷惑敌机。

朝鲜战场上的美军轰炸机

采取措施后，季度汽车损失率由入朝初期的50%左右，在1952年第一季度降到了2.3%。

公路运输能力也有质的提高：1951年9到12月相比4到8月提高了95%，转年1-4月又提高了约20%。

到1951年11月底，前线粮荒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甚至开始有了储备。美军原本计划实施90天的“绞杀战”，实施了十个月都没能看到希望的结果。

远东空军总部的一位将军曾经说过：“战斗我要见一个人，就是朝鲜战场上共军的后勤部长。”

正是因为在朝鲜战场上领导后勤的优秀表现，使得彭德怀都“反悔”了。1952年4月彭德怀准备离开朝鲜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时候，曾经告诉洪学智：“我要是做了参谋总长，你跑不了做后勤工作。”

彭老总在朝鲜战场上

显然，洪学智在朝鲜战争时期的表现已经让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帅看到了他新的值得发掘的潜力。

新中国刚刚成立，正是百废待兴之际，之前未被重视的部门尤其需要人负责起来。毫无疑问，洪学智被调到后勤方面正是要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从1954年2月28日到1956年12月，洪学智在总后勤部一路由副部长做到党委书记，带领我军后勤在正规化建设方面迈了一大步。

洪学智走出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完善后勤工作的机构设置，建设目标是科学合理、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效率。

根据工作需要，他在走后勤部“查漏补缺”，成立了一些新的部门，如油料部、运输部等。财务部原本从总后勤部中分了出来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后来洪学智发现这样给后勤工作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1957年财务部又并入了总后勤部之中。

洪学智将军

1980年1月，67岁的洪学智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有力促进了我军后勤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确立了“加强后勤战斗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提出后勤指挥员的行动准则，同时注重科学使用军费，提出“钱少要把事情办好，人少要把工作做好。”

与其他人的路径不同，洪学智是一路从一线走到了幕后。他最开始是前线的指挥员，后来做了一段时间抗大的老师兼大队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回到了一线指挥的位置上，抗美援朝之后彻底进入了后勤部门之中，不再走到正面战场。

洪学智将军

然而，就算他有过不情愿，依然将自己的任务完成得极好。无论是从战斗方面，还是从后勤建设方面，洪学智都配得上自己肩章上的“六颗星”。

2006年11月20日22时10分，九十四岁的洪学智上将在北京因病去世。在他九十多年的生命中，有近八十年的时间在为革命、为新中国奋斗。

去世后，他留下了“六星上将”的传奇，为完备而现代化的后勤系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些功勋刻在了新中国的功劳簿上，供后人学习、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