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第二期考古的主要成就

摘要：二里头遗址在第二期考古工作中，进行了近60次（项）考古发掘，发掘地点分布在遗址的10个工作区域，主要考古成果包括青铜冶铸作坊遗址、制骨手工业遗存、祭祀遗址和大量墓葬的发掘与研究，以及对二里头遗址内涵与分期、范围与布局、性质与价值的新认识。

一 绪言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已经走过了60个年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二里头遗址因此成为我国20世纪以来最著名的早期都邑遗址，也是探索夏文化、夏王朝的重点遗址。

根据工作队伍和工作任务，笔者将二里头遗址此前60年考古工作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1959年—1978年；第二期是1979年—1998年；第三期是1999—2018年。每期各约20年。

第一期的工作成果，已发表有1篇考古调查简报、7篇考古发掘简报，及时报道相关工作；出版有1部考古发掘报告，对本期考古工作做了全面总结。主要收获是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对二里头遗址的大体范围、遗址核心区、宫殿建筑基址、文化内涵、文化性质、年代和分期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有了基本的认识。提出了“二里头文化”概念，形成了一系列与夏商都邑有关的学术观点，为夏商考古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第三期考古成果，发表有23篇考古简讯、8篇考古发掘简报，并于2014年出版有一部考古报告，报道了本期主要考古成果（2007年之前）。主要收获是通过一系列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廓清了二里头遗址的现存范围，摸清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城市干道，确认手工业作坊区具有“围垣”和绿松石加工遗址（可称为“工城”），发现了宫城围墙、新揭露出多座宫殿建筑基址，发掘了一批重要墓葬，并基本掌握了伊洛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群分布情况及其等级划分。上述考古成果，使我们对于二里头遗址城市防御、空间布局、功能划分、重要遗存年代、聚落性质、都邑兴废等，有了更加清晰、准确的认识。

关于第二期考古工作，见诸于文字报道的，主要是7篇考古发掘简报和10则考古简讯。但上述资料并不能完全反映此期考古工作的全面情况和重要成就。后来，《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披露部分本期考古成果，弥补了些许缺憾。笔者参与了本期二里头遗址考古大部分工作（1982年—1996年），也是本期考古发掘报告编撰组的主要成员。兹根据现已公布的资料和本人掌握的其他资料，对本期考古工作做一简要综述，以期有利于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

二 二里头遗址第二期考古主要工作

本工作期内，二里头遗址基本上每年都有考古发掘。其中，既有为了某种学术目的而开展的主动发掘，也有因当地各种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被动发掘。经粗略统计，20年间的其中18个年度有考古发掘，进行了大约57次（项）考古发掘、清理，发掘地点分布在遗址的10个工作区域。（图一）

本期工作特点主要是：第一，主动性发掘偏少，其中Ⅳ区铸铜作坊遗址、Ⅸ区祭祀遗址、Ⅴ区宫殿区等是比较重要的主动性发掘。更多的是配合基本建设（包括民宅、电力、商店、工厂等建设）的抢救性发掘，真正体现“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文物工作方针；第二，工作比较零散，缺乏大规模揭露，少见1000平米以上发掘项目。

三 二里头遗址第二期考古主要成果

（一）铸铜遗址的发掘

早在1960年和1963年，即在二里头遗址Ⅳ区发现与铸铜手工业有关的文化遗存，包括铜渣、铜条、铜片、铜块、锡片和陶范、坩埚等；1980年—1981年在考古工作中又有新的相关发现。1982年进行发掘验证，发现铸铜遗址端倪，如在“路土”上发现铜渣、铜锈、红烧土遗迹和坩埚（熔铜炉）残片，并判断上述遗迹“可能跟铸铜遗址有关系”。

1983年、1984年和1986年，大面积发掘铸铜遗址，主要收获如下。

1.青铜冶铸作坊场

1983年，在83YLⅣT1—83YLⅣT28十多个探方的地层中发现一些与铸铜作坊有关的遗迹遗物——包括红烧土面、陶范、坩埚残块、铜液渣、碎铜片、小铜块，其年代分属二里头文化二、三、四期。

上述遗迹现象被后来的发掘证实为铸铜作坊的组成部分。这是首次比较完整地揭露出一座铸铜作坊“工坊”的基本面目。该“工坊”为南北向浅穴式建筑，其平面大体呈长方形，可分先后建造使用的三个层面。上层，地面上散布多处“红烧土面”“铜绿锈”，东西轴线上见有两个柱洞。北半部和东南部分布着十几座南北向同期墓葬，东西排列。北部边缘有几座东西向儿童墓。中层，建筑轮廓更加清晰，北墙清晰可见，西北墙角完整，但建筑东端残缺。地面见有多处“红烧土面”“铜绿锈”，中部和南部有柱洞，北部边缘有1座东西向墓葬。下层，地面中央有1处“红烧土面”，偏东北处有2块“铜绿锈”，建筑的东西轴线有2个柱洞（南北有错位），“红烧土面”北侧有1座南北向墓葬。

1984年，新发现几座比较完整的铸铜作坊“工坊”遗迹。1986年又在铸铜遗址南部边缘区发现大量灰土堆积和灰坑，出土若干木炭、坩埚等与青铜冶铸相关的遗物。

现将比较完整的铸铜作坊“工坊”例举如下。

84YLⅣF9为一浅穴式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坐北向南，门道在西南角，内部地面上有圆形或不规则形烧面、铜液渣、柱洞等，路土层间夹有墓葬。其东端被破坏无存。F9的建造与使用可分成四次：始建—修整—改造—重建。（图二，图三）

根据上述遗迹，推测F9应是一处铸铜作坊的浇铸场地，地面上留下的烧面应是陶范受热后所致，而旁边的铜渣液则是浇铸时泼洒铜液或浇瓢底部的残留渣物。该工场建造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废弃于四期。在其南面有同时期一条壕沟，沟内所见陶范、铜液块等，当与此有关。墓葬是在该建筑使用过程中埋入的，成年人墓葬排列在房址的东西中轴线上，下葬的顺序大致是由东而西，虽然分属不同层位，但方向、间距大体一致，可见有预先规划和准确记忆。儿童则埋在北壁下，相互间无打破关系。

在F9南面，另有三座铜器浇铸场，分别编号为Z1、Z2、Z3。

Z1，长方形浅穴式建筑，东西长约9.5米，在其东北部有门道和台阶，场内是层层叠压的路土，路土面上分布着许多红烧土面、铜液凝固面等遗迹，出土有熔炉残片、铜渣、小铜块等遗物。场内也发现一些柱洞。其北边缘分布着几座儿童墓葬，场内路土层间排列着几座成人墓葬。

Z2，长条状浅穴式建筑，东西长约18米，在其活动面上（主要在四周）发现有柱洞和红烧土面。其西半部被Z1叠压，二者间有更替关系。

Z3，长方形浅穴式建筑，东西长7.5米以上。本遗迹内路土可分为若干层，

层有红烧土面，

层有若干红烧土面和铜绿锈渣。在

层路土内，还夹着M64、M65、M86等墓葬。

Z1、Z2、Z3与F9大致南北成排，应属相同性质的遗迹，即为浇铸青铜器的“工坊”或“工棚”。（图四）

2.相关房址

在青铜冶铸作坊遗址发现几座小型房址，根据其结构和遗迹现象分析，应与青铜冶铸有关，可能为工匠的工作坊或休息房。

83YLⅣF2，位于上述“浇铸场”F9与Z1之间。系坐北朝南、面阔两间的小型地面建筑，分东、西二室，各有门，皆向南，室内居住面均不止一层，每层都有火塘，有的火塘下凹成浅坑，呈青灰色乃至黑色；有的则与地面持平，呈红色。西室四面墙的内侧皆敷有黄细泥，室内居住面北边应门处有一块红烧土面，当为灶址。东室居住面为黄褐土，其东北角、东南角各有一灶址，东南角的火塘中竖立有几个土柱，显然是起支撑作用的。根据其与铸铜“工场”相邻，房内有火塘，以及火塘内还有用于支撑的土柱等现象，可知其与用于居住的普通房子有所不同，或许是用来烘烤、预热陶范的地方。（图四）

此外还有几座小型建筑，或与铸铜作坊有关。83YLⅣF5，系一地面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居面东北部有一方形“灶台”，其上有一瓢状烧面，居面其他地方多经火烤。83YLⅣF1，为半地穴式，平面呈方形圆角，地面平坦，东北角有灶坑。房址地面中央有一圆形柱洞。83YLⅣF6，半地穴式建筑，分为东、西两室，中间有隔墙。房内有多层居住面，每层都经夯打，并有红烧土面。83YLⅣF7，也是半地穴式的建筑，房基内有三层路土，表面有不规则的红烧土面。

3.陶窑

83YLⅣY1，平面呈U字形，窑口南向，窑室已毁坏不存。现存有火道、火膛与窑柱。火道内有塌陷窑箅。窑壁涂抹草拌泥，窑柱也是用草拌泥筑成，较为坚硬，呈青砖色。在陶窑的东北侧发现一个同时期方形坑，遗留有柴木堆放痕迹，可能与窑有关系。上述陶窑可能与青铜冶铸作坊中陶范烘焙设施有关。（图五）

4.祭祀坑

84YLⅣH99，本是一口废弃水井，口部呈长方形，东、西壁上有对应的两排脚窝。填土中埋置人骨和兽骨，分述如下。

人骨自上而下大致可分成9层，第1层，为一完整的人架，侧卧，下肢屈曲，双手合掌在腹前，身前有一块石头，据观察其四肢均像捆绑样子，可能是活埋的。第2至9层是另一具人架，系肢解碎尸后一边丢入废井中，一边填土掩埋的。

兽骨分成两层掩埋，上层一兽俯身侧卧，无头，四肢折断，其中右后肢骨断而肉连，左右肢则分离在两处，右前肢骨亦折断。下层有上、下颌骨和零散兽骨，已分离多处。动物种属尚未鉴定。

根据以上情况，推测这是一处祭祀遗存，人牲与兽牲的处理法是一样的，而对人牲的处置则更为残忍。出土遗物有兽骨、朱砂和坩埚块、铜溶液、残石器等。

5.水井

83YLⅣH47，井口呈长方形，井壁有脚窝。前述84YLⅣH99也是一口水井。

6.熔炉和灰坑

若干灰坑中出土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分属二里头文化二、三、四期。

笔者曾在84YLⅣT47发现两个烧土坑，坑中堆满灰土，坑壁与底部皆受热呈灰褐色，有二层以上的烧结层，类似坩埚内现象，推测为熔铜铸器之熔炉遗迹。一坑平面作蝌蚪状，东深西浅。另一坑平面呈心形，底平坦，坑中还残留有铜渣。

在83YLⅣT27H19、83YLⅣT12H51等十多个普通灰坑中发现有陶范、坩埚、铜渣、铜绿锈、木炭、小件铜器等。其中83YLⅣT27H20出较多陶范，有的有花纹，有的似绘有花纹而尚未雕刻。

7.墓葬

在铸铜工场内及其附近发现一些墓葬，多数应与铸铜作坊有关，属二里头文化二、三期。

83YLⅣM19，随葬铜爵、陶盉、陶盆。83YLⅣM23，随葬陶器包括豆、花边罐及矮领尊。

83YLⅣM25，随葬平底盆、小口罐。股骨上有一小块坩埚片。

83YLⅣM33，随葬有三足皿、平底盆、觚、鬶、鼎、爵、高领罐等陶器以及漆器。

8.相关遗物

与青铜冶铸相关的文化遗物，包括陶范、石范、坩埚（熔炉）、铜片、铜渣、铜矿石（孔雀石）、木炭和小件铜器等。（图六）

此处铸铜作坊遗址的主体，是南北成排的浇铸作坊工场，平面均呈东西向长方形，浅穴式，可能有矮墙，上面或有木柱支撑的棚顶。地面上遗留有铸造青铜器时形成的红烧土面、铜渣、铜粒等。旁边的“烧土坑”可能与熔铜的熔炉有关，陶窑可能是烘烤陶范的设施。附近有半地穴式或地面小型建筑物，应与陶范制作、工人休憩有关。周围分布的水井、灰坑（窖穴），出土很多陶范和坩埚碎块，还有木炭、孔雀石、石范、砺石、铜渣等物，显然都与青铜器冶铸有关。埋置在作坊场内的墓葬，可能就是铸铜作坊管理者（抑或高级工匠）的阴间归宿。铸铜工场旁边的祭祀遗存，似乎昭示着青铜冶铸的隆重与神秘。

（二）祭祀遗迹

1.“坛”类遗迹

在Ⅵ区先后发现三座圆形夯土建筑（构筑）遗迹，上面有成圆圈状布列的圆形“黏土墩”遗迹。

1984年，在Ⅵ区发现祭祀遗迹84YLⅥF1，为长方形地上建筑，南北长约12米，东西宽约7米。四面有围墙遗迹，其中西墙保存较好，有木骨。围墙内地面中部凸起有大片的“路土”，大致呈圆形，上面有8个深浅、直径不同的柱状遗迹围绕成一个圆圈。附近有5片大小不一的红烧土面。上述遗迹的建造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围墙内、土台周围分布7座墓葬，打破上述路土，属二里头文化四期。其中M6随葬有铜爵、柄形玉器、绿松石饰品、陶盉等，在骨架胸骨上发现一枚铜镞；M9随葬有铜斝、铜爵、漆觚、贝壳、鹿角以及陶盉、陶簋、陶大口尊、器盖等；M11随葬有铜爵、铜铃、铜牌饰、玉圭、玉刀、玉戚、玉管、玉柄形器、绿松石饰件、海贝、漆盒以及陶爵、陶盉等。（图七）

85YLⅥF3，是一个由边缘往中心逐渐隆起的圆形矮土台，系浅灰色土掺碎料礓筑成，台面原为路面（踩踏面），中心部分相当大的部分为后人削平，故原来的路土面已不存在。由路土较明显地呈斜坡状隆起计算，土台直径约7米左右。在圆台上分布着8个红黏土、或红黏土掺料礓石夯打而成的圆土墩，路土面以上部分高0.15～0.25米，8个圆土墩排列成圆圈。该建筑遗迹之周围分布着较广泛的路土，上面有一片片烧土面，为二里头二、三期遗存。（图八）

87YLⅥF8，系直径约8.5米的圆形夯土地面构筑物，具有浅穴基础，现存台面上有18个黏土圆墩，其排列方法是：中心一个黏土圆墩，直径约1米。其外围有两圈黏土墩，里圈6个，外圈11个，直径0.8～0.9米。在F8的外围，发现有料礓路土，以西南部和北部最多，恰好是黏土墩间隙最大处。在其西侧近旁有一座中型墓葬（87YLⅥM58），随葬铜爵2件，柄形玉器1件，陶盉2件，圆陶片4件，漆器10余件。从相关地层关系推定，该基址建于三期而使用至四期。（图九）

上述三个土坛遗迹的方位关系是：F3位于F8东偏北方向，相距约100米左右；F1位于F8西南方，相距大约100米。

2.“墠”类遗迹

1987年在Ⅵ区清理建筑基址8座。均为半地穴式建筑或小型地面建筑，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房屋内有成排的墓葬，墙根下有幼儿墓。根据其遗迹现象分析，推测其中有的遗迹现象应与祭祀类遗存“墠”有关。

87YLⅥF7，属半地穴式，四壁附有墙皮，为黄沙泥或黄草拌泥。基址东西长约11米，南北宽约7.8米。基址内有上下叠压的多层路土面，由红、黄黏土或草拌泥筑成。第3层路土面下叠压着5座东、西排列有序的南北向小型墓葬。墓葬打破的第4层路土面为夹细沙黄土。此基址内无灶面，四围无柱洞。在基址东北角有台阶状夯筑路土，可能为门道所在。其始建和使用时间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图一〇）

该基址附近分布多座半地穴式建筑（构筑）基址，面积较小。在该基址南面，发现一些排列整齐的小型墓葬。而在该基址西侧，则有二里头四期的中型墓葬87YLⅥM57，随葬铜器、玉器和陶器各一组。

1995年—1996年，在Ⅸ区的发掘中，揭露出一组半地穴式建筑遗迹和相关祭祀遗存、墓葬等。（图一一）所谓“半地穴式建筑遗迹”，其建造程序大体是：先在地上挖一长方大坑，深0.6～0.7米以上，坑内由下而上铺垫一层层路土。有的路土面上分布着一些形状不规则、呈红色或青灰色的烧土面，有的路土面上还有料礓面。有的路土层中间夹有一些墓葬（图一二）；在坑的南北边缘建有坡道或梯道；在这种遗迹的中间或周边，均未发现墙和柱洞遗迹，不应属房屋建筑，我们暂称其为“场”（代号C）。其中，编号95YLⅨC6的“场”遗迹，已遭破坏，现存东西长度为11.5米，南北宽约9.7米。场内有墓葬6座，随葬品有陶器、漆器、绿松石饰等，皆属二里头二期。95YLⅨC14，未完全发掘，已揭露部分东西现长10米，场内有墓葬4座，其中两墓随葬品十分丰富，包括陶器、铜器、玉器、漆器、绿松石牌饰、贝和丝织品等（图一三），此遗迹属二里头二期。95YLⅨC11，破坏严重，场内有墓葬3座，随葬陶器、漆器等，属二里头三期。95YLⅨC12，未完全清理，已揭露部分东西长19米，有墓葬10座，东西成排。有两座儿童墓分别埋在场的南、北边缘上，头向东、向西各一，随葬有陶器、骨器、玉器、绿松石饰和绿松石牌饰等，属二里头四期。以上场内的墓葬排列都比较整齐，死者皆头朝南。

在上述“场”的近旁，还发现两条灰沟，底部有淤土。其中一条沟内发现若干散乱的人骨，显然不是正常埋葬（图一四），或与祭祀活动有关。沟内出土一件陶龙头，或暗示祭祀对象与龙有关。

F7位于今二里头考古工作站北楼下，与“祭坛”F3大致东西遥对，相距约30米。与Ⅸ区“墠”类遗迹相距约200米。

归纳上述特殊遗迹之特征，半地穴式建筑（构筑）物，有坡道或台阶可供进出。内部有不同时段逐层铺垫、依次叠压的路土（经人活动踩踏的土层）。路土面上常见有大小各异、位置不定的烧土面（经火烧燎所遗留痕迹）。路土层中间夹有墓葬，其葬式和随葬品等与正常墓葬无异，南、北边缘常见儿童墓，顺着场边埋葬。场的四周并不见围墙遗迹，场内亦无柱洞遗迹。从上述遗迹的形制、结构和内涵看，我们认为应属某种祭祀场所。

根据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上述遗迹现象的形制特征和相关文化遗存，笔者认为，以85YLⅥF3、87YLⅥF8为代表的一类祭祀遗存或即古文献所说古代“坛”类遗存；以87YLⅥF7和95YLⅨC6等为代表的一类祭祀遗迹，或即古文献所谓古代“墠”之遗存。

（三）制骨手工业遗存

在二里头遗址多个地点发现与制骨手工业相关遗存，其中Ⅵ区的发现最具代表性。

1983年春，在Ⅵ区发掘的骨料坑内堆积大量废骨料（边角料），均为兽骨（现场观察多为牛骨，未做专业鉴定），大都有锯、切、磨等人工加工痕迹。此外，还有一些骨器半成品，如锥、铲、箭头、匕等。同时出土一些大小不等的磨石，可能与加工骨器有关。坑中还出土有斧、锛、铲、凿等石器和数量很多的陶器，属于二里头四期偏晚。

1985年，Ⅵ区又有骨料坑和半成品骨器的发现，再一次证明附近有制骨作坊遗址。

1986年，发现的骨料坑直径达12米，深3米余，坑中有多层堆积，其中两层包含着大量骨料、骨器半成品、废品、边角料、砺石等。根据出土陶器判定该坑为二里头四期偏晚段。

凡此证明，这里应有制骨作坊遗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制骨遗存所处位置原属于祭祀区，多见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祭祀遗迹。

（四）文化内涵与分期新认识

根据一些新的考古收获，对二里头文化内涵与分期有了全新认识。

1985年在V区的发掘，对于第1、2号宫殿遗址间的地层情况有了新的了解。除了有二里头二期、四期的遗存，也发现一批二里岗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一些二里岗期陶器等遗物。发掘者将其称为二里头第五期（即二里岗期）。二里岗期遗存的发现，为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关系、二里头遗址兴废变迁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进一步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大体上，每一期都可细分为早、晚两段，其中二、三期可细分为3段。

（五）遗址范围与布局新探

第一期考古工作，对遗址范围有初步了解，把遗址划分为九个工作区。我们在此基础上，扩大了工作范围，主要是在遗址西侧和北侧扩展探索，确认遗址范围比先前认知的要大许多。

经过新的考古勘探和发掘，确认遗址西侧、二里头村通往翟镇公路以西，也是二里头遗址范围，从而增加了Ⅹ、Ⅺ、Ⅻ共三个新的工作区。而二里头遗址北边缘，以前以为应在现洛河南堤以南，新的工作成果证明洛河大堤以北、现在的洛河河滩，也是遗址组成部分，因此原先划定的Ⅲ、Ⅵ、Ⅸ三个工作区均向北延伸至洛河滩。在遗址东部，没有发现新的文化遗存，即遗址范围大体上不超出原先确定的边界。而遗址南面是洛河故道，界定了遗址南缘。（图一）

通过本期考古工作，还对遗址布局有了新认识。首先确认遗址Ⅳ区南部，是铸铜手工业作坊区之所在；宫城东侧的Ⅲ区，有一些大型夯土基址建筑，出土重要的铜器、玉器和特殊陶器等，应是贵族聚居区；宫城以北的区域，主要是Ⅵ区南部，包括与之相邻的Ⅲ区和Ⅸ区之部分，是祭祀遗存分布区；而在遗址南部古洛河沿岸高地上，Ⅰ区、Ⅳ区南部，则是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分布区。另外，也对遗址空间布局的动态变迁有所察知，如宫殿区在二里岗时期的没落，祭祀区在二里头四期偏晚时候出现制骨手工业作坊，等等。

（六）遗址性质再探讨

尽管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的二里头遗址碳十四年代数据与考古学文化分期存在自相抵牾，但多数研究者未被其所困，仍然根据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结合对二里头遗址考古资料再研究，就二里头遗址性质问题做了新讨论。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以偃师商城始建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之观点，笔者也对自己的原有观点进行大幅修正，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都城遗址，在其第四期偏晚阶段进入到商王朝历史纪年内。这是部分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者、“西亳说”支持者，在二里头遗址性质问题上的认知大转变，从而使得“西亳说”与“郑亳说”学者在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问题上，前所未有地接近“共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