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利史，千辛万苦只为民

水是人类文明的源泉，人类依水而居，不断地适应、利用、改造和保护周边的水环境。华夏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古人在水边生存和采集，繁衍后代。随着农耕文明的兴起，人们有了灌溉农田的需求。到了封建社会，水在物流运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智慧的先民慢慢学会，通过水利工程来开发水资源，趋利避害与自然相处，这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相传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流域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洪水灾害，洪水造成了平原淹没，人畜死亡，房屋吞没。为了制止洪水泛滥，保护农业生产，尧帝召集了部落会议，征求治水的能手。鲧被推荐总负责人。鲧接受任务后，想把部落居住区围护起来堵塞洪水，做了九年也没做好，最后被大统领放逐到羽山而死。

舜帝继位后，任用鲧的儿子禹治水。禹总结父亲的治水经验，提出“疏顺导滞”的治水方案：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原理，顺地形把淤塞的川流疏通，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湖泊，合通四海。经过十三年的不懈努力，三过家门不入的执着，禹终于平息了水患，使百姓得以从高地迁回平原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

疏堵结合，是古人在治水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遇到其他问题也同样适用，不能一味地只想着硬处理问题，要结合实际情况找到解决办法。

水利事业初步发展期

春秋战国是中国水利事业初步发展期。战国时的魏、赵、齐都在黄河沿岸筑堤防，排沼泽。魏国于文侯时，西门豹修漳水十二渠灌邺（今河北临漳西南）。

当时水利大国就有秦国。公元前251年左右，秦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巧妙地利用岷江从峡谷进入平原的河道地形，以极少的工程为成都平原提供充足的水源，以近似天然河流的渠道，实现灌区自流灌溉、沿用至今，成功地将巴蜀之地孕育成如今的“天府之国”。

韩国听说秦国喜欢大工程，就派工匠郑国游说秦国凿穿泾水，从中山以西到瓠口，修一条水渠来灌溉农田，以此来消耗秦国的国力。秦国果然“上当”，公元前246年开始修渠，河渠尚未修完，秦国已觉察出水工郑国目的不纯，要宰了他。郑国义正言辞：“臣是卧底，但渠成以后确实对秦国有利。”秦王嬴政认为他说得对，就让他接着干。开渠300余里，水到渠成，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灌溉，增加了土壤的肥力，雨量稀少，土地贫瘠的关中地区，农作物丰产，变得富庶，此渠也因此命名为郑国渠。

古代灌溉工程至今能发挥作用，关键还在于政策执行力。灌溉工程一直是由政府主导下的用水户自治。政府介入工程管理，保障。用水户之间则是通过劳动力组织、工程管理，水量分配联系起来。人们得以用最少的管理成本，实现灌溉工程的可持续。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于人口增加，森林破坏、土地垦辟，黄河泥沙淤积、河床逐年增高。黄河成为了“地上河”，自汉武帝开始，黄河下游频繁决溢，筑堤和堵口是当时常用的治水手段。此后黄河长期分两支或多支分流，西汉末泛滥改道。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王景主持治河，筑堤1000多里，并修复汴渠，使河汴分流。以后，黄河九百多年未大改道。

西汉末年，由朝廷倡导关于治河的辩论，为后世留下了疏导、筑堤、改道、水力刷沙、滞洪等方法。其中贾让的治河三策也让人印象深刻。他认为：完全依靠堤防治水是下策，将防洪、灌溉、航运结合起来综合治理是中策，通过人工改道，避高趋下的方案，不与水争地才是河定民安，千载无患的上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多战乱，南方相对安定。大量农业人口南移，水利建设的重点就转到了江淮地区。淮河流域是当时南北政权争夺的重点地区，水利建设多与军事屯田有关。

农田水利蓬勃发展期

隋唐宋元是农田水利蓬勃发展期。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北方水利经历了由复兴至衰落的过程，南方水利蓬勃大发展。这一时期，最出名的水利工程是京杭大运河。

北周静帝将皇位禅让与杨坚，杨坚创立隋朝。杨坚南下大胜陈，统一了中原地区。表面上大业一统，实则门阀间明争暗斗。隋朝定都于长安，但是为了抵御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北方驻扎了大批的军队。军队所需的粮草，北方难以供应，南方又很难按时运达，这就需要挖掘大运河。

605年4月14日（隋大业元年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605年，修通济渠，连通洛阳至今江苏淮安，同时疏浚山阳至江都的邗沟。608年，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今北京）。610年，修建江南河，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杭州）。隋唐大运河经过洛阳，整体呈“之”字型。元朝郭守敬规划开凿会通河和通惠河，打通京杭大运河。今京杭大运河为了提高效率，对运河裁弯取直，大体呈南北直线型。

京杭大运河从北到南大致分为七段：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会通河）、中运河、里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中国的河流大多是东西走向，挖一条1700多公里、南北走向的大运河，难道就没人提醒杨广吗？当然有，可隋炀帝杨广我不听，我不听。

百姓不是被征召修大运河、就是抓去打仗，谁来种地？面对沉重的税负和徭役，生活日益窘迫、怨声载道的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但这些都无法抹杀大运河的历史功绩。京杭大运河是古代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保障，所以后周、北宋、元、明、清等朝代，都对其疏浚或整修过。内河航运网形成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北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就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汴京（今开封）在汴河两岸的市井风情，商旅贸易、建筑桥梁等之繁盛。

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边疆战乱，北方水利急剧衰退。入宋以来，受辽夏分立影响，恢复不易，但北宋初年在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还是修复了不少旧渠。中唐以后，农田水利建设集中在南方，不过以中小型水利为主。太湖流域至五代已形成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塘埔和圩田体系。闽浙沿海则出现了不少御咸蓄淡的灌溉工程。

明清农田水利以修复旧有设施为主，新建大型工程不多。明代治黄河在很长时期只是保证运河漕运畅通，南分北堵，是一种半放任状态。晚明潘季驯主持治黄，着眼于泥沙，提出“以堤束水，以水攻沙”，大修堤防，固定渠道。清康熙时靳辅、陈潢沿用潘氏主张。清乾隆后的河政日趋腐败，治河成了贪官污吏的“重灾区”。

咸丰五年(1855)，黄河发生大水灾，改道自大清河入海（即今黄河道）。1870年，长江又发生百年不遇之大水灾，导致清廷传统的“北灾南济”救灾平衡模式不能运行。1900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召见受聘于中国开滦煤矿工程师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后出任美国第31任总统），考察黄河水利情况。

胡佛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清政府治理黄河水患，却收效甚微的原因。胡佛认为，“中国河吏是有能力的，尤其精湛于保持河道不断地被维修”，但那只是一种灾后防御的消极治河措施，无法根除黄河淤堵、悬河运行等问题。胡佛还认为，“官吏贪污，玩忽职守是工作形势糟糕的根源”，也是治河无功的另一重要原因。

“湖广熟天下足”是清朝时期的谚语，意味着两湖地区是全国的大粮仓。但这个大粮仓在1909年和1910年，因长期降雨造成水患，粮食作物大减产，导致武汉、长沙米价持续上涨，长江流域出现了超过400万灾民。危机甚至波及到了江浙地区，1910年底，江浙地区米价上涨50%。

1911年，山东、江苏、浙江、辽宁又出现了水灾。革命党利用几百万灾民起义，清廷拨了一部分钱粮赈济灾民的同时，派出军队镇压。袁世凯和孙中山对了下眼神，宣统皇帝退位，清朝“破产清算”。

新中国以来的水利建设期

建国初期，由于连年的战争，水利工程设施失修，水旱灾害严重，成为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当务之急。1949年和1950年，淮河接连发生流域性洪水，新中国遂开启了淮河治理、开发、保护的新纪元。

淮河洪水按影响范围可分全流域性洪水和区域性洪水，全流域性洪水是由于梅雨期长、大范围连续暴雨所造成。区域性洪水由局部河段或支流暴雨所造成。历史上1593、1612、1632、1730、1848、1850、1898、1921、1931年都曾发生过大洪水。

按照“蓄泄兼筹”，以达根治的方针。当时主要工程是加固和修筑堤防、疏导泄洪河道，并修建水库和拦河大坝，以增强蓄洪和灌溉能力。刚刚经过土改、翻身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像当年支援淮海战役一样，勇跃奔赴治淮工地。淮河两岸红旗招展，夯声不断。民工们使用最简陋的工具：铣、锹、条筐、独轮车、夯，完全靠肩挑手推，奋战在各个工地上。在全国人民支援下，治理淮河第一期工程于1950年11月全面开工，220余万民工奋战在治淮工地上。

1951年7月，淮河上游的石漫潍水库完工；1952年，淮河支流颖河上游的白沙水库和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开工兴建；1953年，新沂河嶂山切岭、苏北导沂整沭、淮安杨庙穿运、三河闸、刘老涧节制闸等陆续开工或完成……1954年，淮河再次发生特大洪水，但由于这些水利设施发挥作用，洪水东注黄海，南入长江，顺畅下泄，没有造成水患。

1950年，中国在黄河下游实施大堤加培工程，每年投入劳力20万到25万人，宽河固堤，废除民埝，扩大河道排洪能力。这次大规模建设掀起了治理黄河的高潮，也为以后的黄河治理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拉开荆江治理的大幕，30万劳动大军从四面八方开赴荆江分洪工程工地。1953年，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建成，并于1954年首次运用。到1957年完成土石方1.4亿立方米。

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各地兴起了修建水库的热潮。大型水库，如北京密云水库、浙江新安江大水库、辽宁省汤河水库、河南省鸭河口水库、广东省新丰江水库、海南省松涛水库等，都是在大跃进中施工或建成的。治水的规模大、力度强，是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一个特征。由过去的筑堤、导流发展到对大江大河的拦河、截流、改道等，气壮山河。

1958年实施和竣工的海河拦河大坝合拢工程，把华北五条内河入海河道切断，使淡水不再流入大海，海水不再上溯内河；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于1957年开始，1958年截流成功，是根治和综合开发黄河的主体工程。截流后，可造成647亿立方米的库容，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黄河从此再未发生过水患。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大面积的干旱现象也基本消灭，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根据国际大坝委员会的规定，坝高超过15米，或者库容超过300万立方米、坝高在5米以上的坝为大坝。全球有约5万座大坝，其中中国有22000多座，占全球44%。全球100米以上的大坝共851座，其中中国有130座，占15%。（毛时代修建的水库占中国的90%左右，占世界的40%左右）为中国抗洪防洪起了决定性作用，为广大农村提供了灌溉用水，为各个城市提供了清洁水源，例北京的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杭州千岛湖、江苏天目湖、贵阳红枫湖、湖北丹江口水库、河南的红旗渠等水利设施都是毛时代修建的。

改革开放，国家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经济建设上。一开始水利工作也主要集中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没太多顾及水资源的保护。于是就出现了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等一系列的问题，洪涝、干旱、污染灾害也时有发生。特别是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全流域性洪水灾害，警钟长鸣。

大洪水之后，国家对水资源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给予高度重视，开始了大江大河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重点城市防洪工程建设、行蓄洪区安全建设等工作。陆续实施了“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的战略部署。

针对流域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增加产生的水污染、生态退化、水土流失等突出问题，中国实施了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长江中下游水污染防治规划、天然林资源保护、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和退耕还林还草、退田还湖还湿、水土保持连片重点治理等措施，初步建立了基于水功能区管理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体系，建立了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东洞庭湖、鄱阳湖、崇明东滩等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4年长江防洪的关键工程——三峡工程开建，2008年进入试验性蓄水期，具备按正常蓄水位175米运用条件，极大地改善了长江中下游防洪形势，同时发挥了发电、航运、供水等综合效益。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开建，2013年东线一期工程通水，2014年中线一期工程通水。2014年国务院确定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2020年国务院部署推进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水利投资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水利工程促就业、稳增长、保民生的作用凸显。

在防洪减灾方面，中国基本建成以堤防为基础、江河控制性工程为骨干、蓄滞洪区为主要手段、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防洪减灾体系；

在水资源配置方面，以跨流域调水工程、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和重点水源工程为框架的“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初步形成；

在水生态保护方面，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河湖生态补水、水土流失防治等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扎实推进，水生态环境面貌呈现持续向好态势。

水利发展离不开人类的智慧。保护好水资源就是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好人类自己，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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