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十三号已经在发射区等待时机发射，经过各项功能检查、测试等工作后，预计三天内就要带着三名航天员，奔赴中国空间站继续“装修”任务了。眼尖的同学还是发现了“秘密”，在发射区长征二号F火箭一共有2枚，分别为遥十三、遥十四运载火箭，也就是说神舟十三号的备份已经准备好，并且在刚刚结束的中国航展上，中国空间站的地面伴飞舱也真实地向大众展现。而我们都知道每次任务的航天员有一组执行任务，还有一组待命。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载人航天采取的是“发射1发、备份1发”的“滚动备份”发射模式？采用完全相同的空间站在地面伴飞有何深意？下面让我们回顾载人航天的发展历史，彻底了解为什么我们如此安排。

载人航天三步走，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

作为专为载人航天研制的长征二号F火箭一直被誉为“神箭”，从1999年首次执行飞行任务以来，已经执行了14次发射任务，并且战绩显赫，100%成功。已经将7艘载人飞船,12名航天员(14人次)，5艘无人飞船、2个空间实验室送入了太空。

正是历经“神舟”、“天宫”的飞行任务锻炼，循序渐进地掌握了天地往返、太空出舱、交会对接、安全降落等关键技术，为中国空间站铺平了一条稳妥可靠的建造之路。

我国的载人航天始终遵循的是低成本、有计划、安全稳妥的方式进行，为了节约成本采用的是“火箭+飞船”的火箭模式，之所以没选用航天飞机是因为成本太高，安全性有待提高。

其实这样选择也是颇受周折，“863计划”实施后，我国开始了运输火箭和天地往返的招标工作，科研单位提出了11种方案，最终经过一年筛选，确定了6种，而最终抉择让大家犯了难：

这6个方案中，5个都是基于航天飞机的，只有1个准备使用飞船。

当时80%的航天专家都主张使用航天飞机方案，航天专家王希季曾回忆说：“论证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大部分的人都主张上航天飞机，他们说这才是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应该一次性到位。“但是，转折发生在钱学森给出关键性意见之后。

钱学森是国际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美国的航天飞机研制也是基于钱学森提出的“火箭客机”构想实施的，美国在60年代末期载人登月之后就放弃了宇宙飞船的研制，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多次实现天地往返，苏联的“暴风雪”号也多次升空。

所以基于钱学森的理论影响，加上国外航天飞机的发展，方案基本以完全超越美、苏航天飞机的为主。当时，专家们的打分情况是：多用途飞船方案83.69分，小型航天飞机是84分，零点几分的差异，让专家组十分苦恼，甚至争论了很久，最终决定以评分为准，提报航天飞机方案。

这份方案同步呈送了一份给退居二线的钱学森，虽然在科协，钱老面对这决定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选择，基于我国实际，放弃了早年的“火箭客机”的构想，写下“应将飞船案也报中央”的批语。

这九个字关乎我国航天的未来，钱学森当然明白国内的期望，也十分清楚航天飞机更为先进，可以重复发射的的优点，但是航天飞机有200多万个零部件组成，且不说研发成本，维护成本也十分惊人。钱学森仔细考虑了国情，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赶美超苏”，而是实事求是地从飞船之路。

飞船既能搭载航天员，又可运送物资，并且可以停靠在空间站轨道作为救生艇使用，虽然属于“一次性”产品，但是费用低，技术难度也更小。尤其中国当时就已经掌握了返回式卫星的回收技术，是属于飞船回收的基础，因此钱学森签署意见后，建议航天部门再组织“航天飞机与飞船的比较论证会”，最终专家们的意见逐渐统一：采用飞船方案。

这一决定关乎着今天我们能“下饺子”般的发射长征系列火箭，在我们形成技术路线的同时，美苏“航天飞机”方案也盛极而衰。

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升空后几十秒就发生了爆炸，7名宇航员不幸殒命；

2003年2月1日，经过16天的飞行的美国“哥伦比亚号”返回时失事，又死了7名宇航员；

1988年11月，“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在苏联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这是它的第一次飞行，也成了最后一次，因为没钱维护，2002年因机库倒塌而被砸成了废铁。

20世纪末各国航天飞机计划纷纷下马。这时，人们更对钱学森的高瞻远瞩佩服不已。

1992年9月21日，高层批复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会议结束之后，随即在国防科工委设立了“921”工程办公室，开启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征途。同时也确定了确定了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

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从“921工程”立项的过程，以及“三步走”的战略可以看出，我国的航天发展一直以稳健、安全、低成本方式进行的，但低成本是相对来说的，安全，成功率高，能及时挽回损失就是最好的低成本。

同时设计，同时制造，节约成本

“921”工程对"七大系统"进行了规划，包括航天员、飞船应用、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着陆场，都进行了技术路线分段规划，而运载火箭系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运载能力和安全运输问题。

在长征二号捆（CZ-2E）火箭的基础上，按照载人航空的要求，确保可靠性、安全性，要求，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改造出了长征二号F（CZ-2F），它是21世纪初期中国研制的火箭中最高、最重的。后经过数据验证，可靠性达到了98.00%以上。

长征二号F主要用于发射神舟飞船和大型目标飞行器到近地轨道，火箭总长58.4米，起飞质量约480吨，可以把8.8吨的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增加了故障检测处理系统和逃逸系统，在飞船入轨前都能实时监测火箭的飞行状态，如果发生了重大故障，可以使航天员快速的脱离危险区域。

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在火箭发射前发生，航天员还没有进入飞船，他们就可以跳进逃逸布袋，快速滑到安全地带；如果已经进入飞船，则在系统的指挥下，实现火箭顶部的逃逸塔自动点火，将飞船返回舱带离火箭本体，实施安全降落。

1999年11月21日，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首次飞行，运载着同样新生的“神舟一号”无人实验飞船首发成功，这意味着我们载人航天的“三步走”的第一步已经成功实施，各系统配合天衣无缝。到了2003年“神舟五号”飞船成功发射时，杨利伟在太空遨游了21小时后，顺利返回地球，载人航天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成功发射、精确测控、正常运行、安全返回”目标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这是里程碑的事件，千百年来的飞天梦终于实现。

后来，每一项任务实施前都会进行大量的验证和在轨实验工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即使每一个单项任务都保证了安全性和可靠性，但是我国航天的“低成本”就是以安全高效为第一要义的，为了确保任务万无一失，我们的航天任务一般采用“滚动备份”模式。

探月工程如此，载人航天更是如此，虽然长征二号F战绩赫赫，以全胜的成绩为载人航天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长征七号、长征五号后来者居上，运载能力稳步提升，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采用“发射一发、备份一发”及“滚动备份”的发射模式。

2021年6月17日，长征二号F遥十二火箭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将三名航天员送上中国空间站，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备份的长征二号F遥十三火箭已经战力了5个多月，为的就是在必要时候实现5天内二次发射，执行营救或者任务接替工作。

所以，“好事成双”，无论是航天员、还是运载火箭、空间站我们都做了双备份的准备，同时制造、同时检验、同时就位，为的就是安全。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空间站建造过程的载人飞行首战告捷，我们的警惕却不会放松，不但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状况，而且还要做好任务不中断的措施，所以“滚动备份”背后是我国稳步安全实施载人航天的强大综合实力的体现。

太空与地面同时验证，提高效率

在近地轨道飞行的中国空间站自从9月17日，三位航天员将搭乘神舟十二号返回地球后，就进入了“无人值守”状态，整整三个月事件各项“装修”和实验任务一直有条不紊的进行，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是因为航天员在日常训练中已经完全熟练。

不仅如此，在地球上还有中国空间站还有一个“孪生兄弟”，作为“伴飞空间站”使命就是帮助在轨航天员万无一失地实施任务，每一项任务开展前，地面的伴飞空间站会先行实施，优化步骤和预估风险。航天员可以根据地面数据提前做出判断。

同样，太空中空间站的状态和地面上伴飞空间站保持同步，有利于备份航天员、空间站指挥部等了解真实状态，做好同时工作的准备。所以，航天员进入发射流程之后，强大的安全保障贯穿始终，无论是入轨前还是入轨后。

之所以每一次都有备份，是因为航天员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任务顺利完成不中断是必须要保障的，神舟十三号等待时机发射的时候也是长征二号F遥十四火箭应急救援值班的时候。

当遥十三火箭完成火箭与飞船组合时，遥十四将进入长征二号F火箭最长的值班状态，至少在6个月以上，这位“孪生兄弟”都担任着应急救援值班任务。

不光火箭待命，飞船也处于待命状态，神舟系列飞船采用的是多批次同时投产的模式，神舟十二与神舟十三飞船是同时投产，同时出厂的，所以无论哪一个过程，我们都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以及任务持续顺利进行，下一个国际月球科研站也是如此。

总结

正是我国从实际出发，不断地从单系统到全系统的改进和创新，经过几代航天人努力，才使得载人航天不断创造奇迹，作为全球唯一一个独立拥有空间站的国家，我国始终坚持稳妥的模式发展，与马斯克那样吸人眼球的方式不同，我们的活动显得十分低调，也就是在超高安全性和可靠性的验证下，逐步实现了低成本运行，也将为商业航天活动奠定坚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