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起点，犹太人建国注定命运多舛

公元0年前后，两河文明、希腊/古罗马文明尚延续对人形化“众神”的膜拜阶段，中国人已经穿越式地晋级到对“天”的抽象化“一神”膜拜。向上追溯两千年间，由膜拜对象体现，能够与中国人的思维水平相媲美的，只有犹太人。

公元前20世纪左右，夏王朝（约前2070-前1600）初建阶段，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生活着一位叫亚伯拉罕的族长。他是犹太人公认的始祖，也是犹太jiao的最早奠基人。当时他的乡亲信奉“多神”，以日月星辰或神化君主为膜拜对象，其中太阳是主要神祇。

相传亚伯拉罕曾与故乡的人们发生争执，宣称比日月星辰更伟大的造物主才值得膜拜。为此他遭到众人的反对与迫害，还被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王关进了监狱，更被没收财产，遭到放逐。

由此可见，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领先了同时代。不过，犹太人并非“神”的宠儿。他们是大脑领先人类，“身体”和“工具”却落后于人类的种族。

在亚伯拉罕辛苦抚养10个儿子，2个孙子（后来犹太人12个部落的始祖）的时候，两河流域的乌尔王朝已经存续千年，其第三王朝又称“乌尔帝国”，是强大的集权王朝。亚伯拉罕或许经历了阿摩利人击灭该王朝（前2006年），继而建立巴比伦王国的大事件。其时两河流域多国林立，他只是一位拖家带口的凡人子民。

距他家不很远的非洲，古埃及王国已经绵延到第十一王朝（前2040-前1937）。远在东方的夏王朝尽管建立不足百年（约前2070），但治下的人口已有两三百万；且承续“炎黄”以部落联盟形式一统黄河流域已近千年。

亚伯拉罕信奉“一神”，并试图改变故乡人的“多神”膜拜，就好比在现在的美国宣扬共产主义，在现在的伊朗宣扬美式民主，在现在的以色列宣扬耶路撒冷应该归属梵蒂冈或巴勒斯坦……挖“政府”的墙脚。好在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王没灭他满门，最终把他放逐了事。

亚伯拉罕一家本就属于游牧部落，人体细胞里活跃着躁动不安的基因，居无定所；从此更开启了一族人或流亡、或寄人篱下的命运。这使得犹太人难得稳定地发展农耕文明，以及相应生产力、生产关系，在管理城邦、治理国家、延续国祚方面积累的经验也有限，所以“身体”和“工具”落后于人类。

在世界文明史中，忽兴忽灭，仅留下零星记录的民族数不胜数，在多民族国家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更多。但像犹太人一样，数千年始终信奉“一神”，像鸟儿爱惜羽毛一样确保其种族的纯洁性，坚定不移谋求建国并两次建国的人种仅此一“家”——只是，他们没能像“汉族人”一样，一直包容、联合其它民族，开创出令人神往的“大中华”。

思维水平媲美中国人，种族命运却远不如汉族人。其中原因，不止其身体和“工具”落后于人类这么单一。犹太人的经历和未来，值得进一步分析、理解。

亚伯拉罕的子孙为逃避饥荒，到了埃及。《希伯来shengJ》认为这是一段以色列人长达400年遭受奴役的苦难史。公元前15-14世纪——中国正处于商朝中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回到迦南（今巴勒斯坦），完成了书上记载的“出埃及记”。

其中三个关键点值得关注：一是摩西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领袖，但他哥哥亚伦是第一位大祭司，并且只有亚伦的后代，才能做大祭司事奉“耶he华”。他俩之间的职权关系好比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出埃及的四十年里，俩人多次掐架，只是没有像洪、杨那样结局——之后犹太人的神权、王权一直没统一，这影响了他们后来所创立的国家的发展。

二是出埃及期间，摩西完成了“十诫”，为犹太jiao和以色列人立了“法”。由此“耶he华”的“一神”地位才从神理、法理层面被确定下来。史学界认为摩西是犹太jiao创始者，这是重要依据之一。

三是“经”上记载，摩西出埃及时带领的以色列男丁有60万，连妇女、孩童估计超过200万人（存疑）——中国商朝的人口此时不过五、六百万——其后经过三百多年征战，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扫罗创建“以色列联合王国”，继之的大卫、所罗门将这一王国治理得近百年辉煌——呈现向“大犹太”发展的势头。

不过，“以色列联合王国”创建略晚于中国的周武王逼灭商纣王，是部落联盟形式的国家，其组织形式约等于中国近一千年前黄帝治下黄河流域部落联盟。而周朝已是成熟的分封制国家，各诸侯国的领土由周王赐予，向心力要强得多。

另外，“迦南”是《希伯来shengJ》记载的“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面积两三万平方公里，不如两个北京市面积大，却处于西亚靠海、亚非欧三大洲联接的“四战之地”。同时期的周朝，分封疆域三百多万平方公里，战略回旋空间比它大了一百多倍。

更要命的是，这一历史时期，周公旦（姬旦）制定了周礼，为周人的“君权神授”观念插入了整套“旧价值体系”的礼仪“支架”，犹太人的国王，则需要手握神权的祭司“膏顶（赐予王权的礼仪）”之后，才能行使世俗权力。

神权与王权的纷争，在王权交接时段尤为激荡。各先知、祭司都想扶持自己中意的王子继位，扫罗、大卫、所罗门的儿子多被当枪使，一个个被老爸或兄弟刺落马下。由此可知，犹太人在王位世袭、家业传承方面，也远没有形成如中国周朝一样相对完善的“长子继承制”。

以上史实暴露了犹太人在治理国家、延续国祚方面的经验严重欠缺。再加上他们起步太晚，起点太低，客观条件恶劣，所以注定在建国的道路上，命运多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