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毅：公共卫生就是国家安全，只有防得住才能守得好

高小山说

高山大学（GASA）是一所以“科学复兴”为愿景，以“没有受教，求知探索”为校训，致力于培养企业家科学精神的新型大学。

此次疫情突发，高山大学希望能够真诚地团结、组织高山大学的学员和导师，为大众做一些有价值、有温度的事情。

为此，高山大学联合更新学堂，特邀请高山大学导师，从心理健康、科学研究、公共管理和公共资源协调、大数据预测未来等方面为大家直播科普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一系列科学知识。

公益直播从1月29日开始到现在，已经有9位导师为大家进行了公益科普，在线学习人数达483万。

后期直播嘉宾还有：

【段云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生物学博士、数据挖掘与应用高级工程师、临床遗传咨询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科学网知名博主、公众号“肠菌与健康”和“肠菌博士”主编、微生物组学与生物信息学博士后。

【郭毅可】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

【吴军】

著名学者，投资人，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和互联网搜索专家，丰元创投创始合伙人，前Google智能搜索科学家，前腾讯副总裁。

敬请期待！

有任何想要讨论的问题也可以在文末留言，直播结束后高小山将一一为大家转告教授们的解答。

以下根据高山大学导师宁毅教授2020年2月12日在高山大学和更新学堂联合出品的“科学问疫"公益直播的课程整理而成，经教授审核后公开发布。

※全文6824字丨8分钟阅读

※整理丨张明 罗晓菲

※编辑丨朱珍

授课老师：宁毅，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博士，美年健康研究院执行院长，葛兰素史克最高学术职位科学家之一。

△宁毅教授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很多人都非常恐慌，主要因为这是一种新发的传染病。我国在2003年经历过SARS疫情，大家对SARS病毒的严重程度都深有体会。

新发的传染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能所有人对新发的病毒或是病原体都没有免疫力，病毒可以快速地传播，甚至造成严重的危害，比如致死率非常高。

一、新发传染病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当一种新型的传染病出现的时候，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我更想强调，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掌控好确定因素，再探究不确定因素。

什么是确定的因素？任何一个传染病，它的确定因素非常简单。

一是对传染源的管理。传染源是病人，是动物，还是隐性感染者等等。他们是可能的传染源，一旦确定之后，我们就要对传染源进行管理。

二是对传播途径的管理，即怎样对从传染源到易感人群的传播途径进行管理。

三是对易感人群的保护。

把握住上述三点确定的因素，就把握传染病防控的策略。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

特定传染源还有哪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谁是传染源？一个隐性感染者发展到有临床症状需要多长时间？早期的症状是什么？这些我们都要去深入了解。

另外，传播途径是呼吸道传播、还是消化道传播？目前对新冠肺炎的争论很多，包括存在飞沫传播，那是否存在气溶胶传播？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逐步澄清之后，就变成了防控中的确定因素。

我们就是要通过三点确定因素来追踪不确定因素的细节，就是确定的因素中，不被不确定的因素干扰，把握大方向。一个发展迅猛的传染病，只有预防防得好，才能做到治疗端守得住。

二、新发传染病防治的基本思路

在确定的因素里面，我们非常明确的一点是保护易感者。传统的保护易感者的做法是使用疫苗，比如脊髓灰质炎疫苗、麻疹疫苗、结核杆菌疫苗等等。

对一个新发传染病来说，短时间内，疫情结束之前，我们能够研发出疫苗的机率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重点放到对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管理上，这是我们的基本思路。

1、传染源的管理

在面临一次疫情大流行的时候，我们把对病人的治疗归类为对传染源的管理。作为一个源头的管理，除了病人之外还有谁？医院内确诊的和未确诊的病人，医院外的病人、疑似病人和没有症状的人群等等都可能成为整个疾病的传染源。

对一个疾病的管理在整个大的疫情控制方面来说就是对传染源的管理。当然拯救生命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同时，从大的策略上来讲就是控制传染源。

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新冠肺炎全国累计确诊病例1月27日为4515人，1月31日为11791人，2月3日为20438人，到2月9日达到40171人。这是传染病的一个特点，它在一定的时间内增加、成倍的增长甚至是指数级的增长。

这种指数级的增长，不同于一般慢性病的病情，更不同于很多自然灾害。一般自然灾害的威胁是递减的，但是疫情指数级递增的，意味着我们可能要应对的病人，治疗的任务量要成倍地增加。

当疾病的增加，就意味着传染源的扩大，所以，我们对新冠肺炎病人进行隔离和治疗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控制传染源。

2、传播途径的管理

我们现在有很多针对传播途径的管理办法。

物理的隔离。比如武汉以及周边的几个城市采取的封城措施，社区封闭、家庭封闭，都是一种物理的隔离。

动态的隔离。包括戴口罩、洗手、不到人口拥挤的地方去等等，都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切断传播途径的一种路径。目前有些城市已经开始复工，“动态的隔离”和“动态的管理”尤为重要。

推广隔离圈。在一个家庭，隔离一段时间之后，家人亲属开始见面，从三口之家到五口之家，这样，活动交往的范围慢慢扩大，这是亲属圈的扩大。在一个单位，开始可能是办公室的几个伙伴交流，再进一步扩大到部门有更密切的交流，再到大团队的交流。在推广隔离圈的时候，人们会就慢慢地从目前这种被隔离的状态，走向一个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

目前来说，

国家要做的就是控制传染源，包括治疗病人、管控无症状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

个人要做的就是在切断传播途径上下功夫。

这样，减少公众交往中的风险，包括管理好呼吸道、接触和消化道等各方面的传播途径，把风险的几率大幅度降低。

只要我们明确了如何控制传染病，如何控制传染源，如何切断传播途径，以现在的技术和手段，我们不用担心任何烈性的传染病，包括鼠疫、SARS之类的传染病。

在切断传播途径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技术，甚至大数据等来监督疫情和管理人群，流行病的手段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支持。

3、传染病防治决策面临诸多复杂因素

我们对传染病采取任何一个措施都面临着成本，也会考虑到控制某种传染源或是切断哪个传播途径之后在未来会出现哪些损失。

比如采取封城这种严格的切断传播途径的方式，希望在短时间内稳定地控制住疫情；还是采取软性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在更长的时间内慢慢控制疫情？

这其中有很多考量，包括成本、收益（实际是损失评价）、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时间（我们有多少时间要投入到这种战争中）。

考虑资源的时候，也要考虑有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比如在医生保护方面，防护口罩和基本防护设备供应跟不上，这些因素我们要计算。

从收益和损失来说，我们会看到采取一个措施后可以拯救多少生命，另外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后续的损失、收益怎么来平衡？除此之外，还要考虑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所以，整个决策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生命的价值和成本损益的分析等。这里面很多的基础是基于一些数据、信息，有时也基于一些经验。特别要指出，很多数据和信息也是要付出代价和花费一定时间去获得的。

疫情发生后，这段时间我们相对了解了新冠病毒的基本特性，比如传染源、传播途径等，在这个基础上作出了一些决策。

三、如何看新冠肺炎数据及预测拐点

1、为什么披露数据与直觉不一致

首先从客观因素来讲，现在正值流感的高发季节，流感和新冠肺炎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是很难做出。

另外，肺炎、慢阻肺等肺部各种疾病，尤其是慢阻肺在这个季节也比较高发，诊断和鉴别诊断就比较困难。冬季有感冒症状就真的病人比较多，但是其中很大比例的病人不是新冠肺炎病人。

第二，由于检测试剂的灵敏度不是很高，实验室检测也不能发现所有的病人。目前的检测方法还存在很多问题，提高敏感性和特异性也是非常必要的，期望在很短时间内这方面可以有一些突破。

第三，过去一段时间确诊病例的诊断标准也在改变。早期，必须有实验室核酸检测阳性，后来，可以根据特定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史因素诊断，即使没有核酸检测阳性也可以定为新冠肺炎。诊断标准的变化，也影响诊断的数量。

另外，在疫情的初期，医疗资源非常紧张，很多病人不能得到及时就诊，造成诊断比较晚，核酸检测比较晚，同时也不会作为病例上报，也不能住院。

还有就是在数据收集、上报和统计的过程中，层层核查资料，包括流行病的调查资料、实验室检测资料等，层层核查确认核查也会延误。这些都是客观的因素。

当然，我们看到的数据变化有些人为的因素，但是是积极的因素。比如湖北在一定的时间段要把所有的病人筛检一次，这种人为的因素就会在短时间筛查出大量的病人，体现在一些数字的变化；

同样，诊断的标准的变化也会改变统计数字的变化；

还有很多的人惧怕去医院，在家里自我隔离，去了医院之后又不能就诊。

各种因素比较复杂，我们看到的数据是确认几次后的群体的数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有专门的团队在研究个体的真实完整的数据。

2、已披露数据能否预测拐点

各个机构做传染病动力学模型的研究基本上做的都差不多，波峰波谷的预测也都差不多。

整体来说，我们更要看到数据本身，以及原始数据本身后面的质量问题和建立模型的基础假说。

如果原始数据出了问题，对预测模型的建立和预测都会有很大的问题。看数据的时候，除了看发达城市的，我更愿意看一些比较落后省市的数据。

它们的数据如果没有报上来，或者报的比较低的时候，这样的数据值得商榷，也是最令人担心的。因为没有发现病人的话，一个小城市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变成暴发甚至是指数级的增长，控制和治疗都非常麻烦。

很多数据是很动态的，现在做预测很艰难。比如做新冠肺炎死亡率的预测。在早期拖延了治疗或者是对疾病的应对不及时，一直到后来预测死亡率，以及确诊和发病的情况、流行的情况，是非常动态的。

要看到很多数据后面的问题才能预测拐点。关于拐点，大家都聚焦在病人的增加数量上。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看总体的病人数是否下降，这个数量的下降也是另外一个拐点。总体的病人数也很关键。大家对拐点的定义理解也不一样，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看，是否高危人群得到隔离或保护。

四、疫情中如何发挥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应该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去思考，对国家的建设发展、经济、社会、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

流行病是公共卫生的一个基础学科，如果疫情是一场战争的话，流行病的作用就是分析和研究现状和敌情，做的知己知彼，并依据事实证据，提供合理的战略决策建议和科学的动态应变措施。

1、早期发现有机会彻底消除新冠病毒

在疾病控制过程中，我们可以消除甚至消灭很多的疾病。我早年做过国家防疫工作，有幸与很多领导和同事一起工作，把麻疹控制在极低的发病水平，更重要的是把脊髓灰质炎在中国的土地上彻底的消灭，消灭意味着零发病，让脊髓灰质炎绝迹。

如果我们对新冠病毒做到早期发现，我们能够把这个疾病彻底消灭，不让它在社会流行，或者小规模流行后，让它彻底绝迹。

从12月初到武汉开始公布疫情和国家参与的二十几天的时间里，我们错过了很多低成本消灭这个病毒的时机，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当然，早期不确定因素较多，手忙脚乱，会影响一些决策，各个国家都是这样。这里面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涉及到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层次、以及不同学者、科学家或者实践的专家如何整合力量全心全意为国家付出，为国家的疾病控制形成一股合力。

在这次疾病控制之后，应该有很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来预防下一次可能发生的疫情。控制疫情越早越好，目前，我们还是立足眼下。

今天相对未来，今天就是最好的控制新冠肺炎的时机，需要有效和科学的行动。

2、流行病应对新冠肺炎可以做些什么

首先，它是一个贯穿了基础、临床、公共卫生和社会学各个方面的学科，它是一个沟通的桥梁，研究疾病的危险因素发生、发展、可能控制的措施和策略的一门学科。

流行病本身不是病，是由传染病延伸发展起来的，侧重于应用的一个学科和方法，后来也广泛地被应用在慢性疾病的管理上。

流行病在整个公共卫生领域是一门基础的学科。它了解疾病的危险因素、发生、发展，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空间、什么样的时间发生，有什么样的特点。在一个病毒或者病原体与人互相影响的时候，疾病相关因素是怎样变化的等等，基本上是包罗万象的，涉及到慢性病、卫生经济、测算、预算、预警、干预等等，很多大的策略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新冠肺炎这样一个烈性疾病的控制来讲，流行病负责用数据来决策，在顶层设计上决定预防策略如何去开展和进行。

除此之外，主要是通过“循证”，就是找证据，找到证据之后才可以制定防治的指南，并且提升、升级，把证据通过分析之后，转化成实践的行动。

这种“循证”不仅包括寻找证据，还包括最快地综合利用现有信息，把握行动方向和策略，在实施决策中调整疾病控制措施。

目前很多的指南都是基于既往的专家经验或者是少数成功的案例写成的，但是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我们需要寻找蛛丝马迹，甚至是系统地循证，把可能的信息、数据转化为证据。

对于传染病控制，有一点非常重要，传染病有动态变化，要有非常前瞻性的眼光来预测、判断、选择防治的策略。

3、公共卫生人才的利用与培养

要重视培养公共卫生的人才，包括重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以及公共卫生学院对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的学科的建设。

当然，公共卫生的建设、流行病学的建设，各个学科的建设是融会贯通和相互支撑的。很多的方法和背后的基础都是一样的。

我的建议是：

第一、应急时，我们要利用好公共卫生人才。

要想一下如何发挥公共卫生人才和流行病学人才的作用，至少很多省都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每个省基本上都有卫生系或者是公共卫生学院，他们是否充分参与到这场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的战争当中，我们通过当地的公共卫生学院和专业人才，对局部、省以及不同特点的区域对一个疾病预测、预警，远远比从国家层面相对比较粗放的预测可以更好地控制当地的疫情。

这里需要了解和检讨一下，是否各地的公共卫生学院都深度参与了此次疫情的控制？。

第二、非应急时，我们要利用好现有的存量公共卫生人才。

培养人才需要花费时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如何留得住和利用好的存量专业人才？他们能不能更多地参与到国家在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的工作？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也是在短期内可以做的，就是在存量人才上下功夫。

我们从网上看湖北各城市以及各级卫健委领导人才构成上，公共卫生人才甚至医学人才比例不高，甚至非常缺乏的。为了迎接未来医学的挑战，领导层结构的调整，以及提高基层人员的公共卫生水平还是有很多的挑战。

第三．从长远看，我们要建设好公共卫生的教育体系。

教育是十年大计和百年大计，培养公共卫生人才，促进卫生、医疗和社会发展，春被国家应急救助人才和长期的疾病控制工作。

除了传染病以外，我们也面临着公共卫生像慢性病的挑战，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阿兹海默症等等各种挑战。

大数据大健康的时代，如何把公共卫生的人才真正利用好，这个框架的构建非常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

第四、更重要的是，临床是公共卫生人才的一个重要阵地。

但是近些年公共卫生人才没有机会作临床医生，相应的临床训练也被弱化。

重点医科大学毕业的公共卫生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均没有机会考取临床医师执照，没有机会从事临床一线的工作，甚至连考取临床营养医师的资格都没有。

但是，今天支撑了中国传染病临床工作的恰恰是15年前培养的公共卫生人才，传染病医院至少一半以上的教授和主任医师是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

仅以我们北京地坛医院为例，从院长、副院长和一半的科主任都是公共卫生毕业的。国家级专家李昂、刘秀兰、刘景院、蒋荣猛、陈志海、欧蔚妮、郭佳贞、李丽、王晓梅、池频频等都是公共卫生毕业的，每逢大灾难大疫情，他们就是国家的中坚力量。

但是在今天，因为国家一刀切的政策，公共卫生毕业生不能在毕业后做临床医生，不能掌握第一手疾病信息，没有机会敏感地把握疫情和疾病的基本情况，相应的临床训练也弱化。

目前的公共卫生人才，不允许参与临床一线，听不到战场的炮声，看不到战场的硝烟，如何参与到攸关国家安全的疫情防控，攸关国家发展的临床公共卫生？

需要新的政策，让公共卫生人才能够回到临床的一线，给他们医学人才同样的机会。允许考取医师资格，为控制未来的疫情增加一批守门人。当然，不仅仅限于传染病。

4、建立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公共卫生应该是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体系建设就应该像军队的建设一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能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我们应该像要求军队建设一样，建设和加强国家疾病控制体系。建立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是非常漫长的，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做。

通过制度扶持、学科倾斜和人才引进等，把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好，我们现在所有做的事情以及相关的内容，都应当经得起历史发展的考验。

全国一盘棋的公共卫生，需要多层次人人参与职责明确。面对公共卫生问题的战争，既要有元帅将军把握宏观策略、也需要各个细分领域指战员在战术细节落实好。

同时，公共卫生是一场人民战争，也就是人人参与，同时人人职责和权利义务明确，我们每个人的作用是要当作公共卫生的一员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

人人参与的过程也是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过程，去影响每一个人。形成全国一盘棋，高效率地开展好公共卫生工作，这样才可以坚实地把这个体系做好。

公共卫生建设需要常抓不懈。

我在美国读书时，每四五年就会机会参加有关大流感预防和应对方面的培训。

参加培训的人员有企业和社会相关人士，培训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可能的大流感、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疾病发生，了解其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怎样在短时间内建立快速的反应能力，降低损失。

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需要利用好现有人才、培养好未来人才、动员好社会力量，协调好各种资源来支持，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

阻击新冠病毒，是一场公共卫生的战争，我们有国家体制的优势，在确定性中把握大局，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阻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