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放：杀掉蝙蝠，人类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传染病

以下根据王放教授2020年4月18日在高山大学和更新学堂联合出品的“科学公益直播”的课程整理而成，经老师审核后公开发布。

授课老师：王放，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

王放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变化非常急剧。1月23、24日人们已经开始出现对野生动物的恐惧；26、27日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出现了驱赶蝙蝠的事件。

这个时候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频繁地干扰越冬蝙蝠，会让蝙蝠的免疫系统出现较大的波动，甚至可能会让它的免疫系统崩溃。

其实平原城市中的蝙蝠并不是新冠病毒潜在的自然宿主菊头蝠，就算部分蝙蝠是可能的病毒携带者，我们减少任何直接的干扰，减少冲突，让它们安全地在犄角旮旯的缝隙里面越冬，对人们来说才是最安全的。

此外，没有想到的是，在传染病链条还完全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怀疑身边出现的各种动物，包括蛇、巴西龟、穿山甲、水貂等，很多物种变成了所谓的“中间宿主”。

更可怕的是出现了“生态灭杀”这样的词，难以想象“生态”和“灭杀”这两个词能够在当时的情景之下，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语境。实际上所有这些描述的场景都不叫“生态灭杀”，或者“生态灭杀”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后来人们开始关心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竹鼠、小龙虾、馋嘴蛙能不能吃。其实“能不能吃”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是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再后来武汉的猫、纽约的老虎和狮子、欧洲的猫都检测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存在。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身边的野生动物，成为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安全，以及社会的生态安全的问题。

为什么出现当下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很多人缺乏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拒绝非黑即白的议事原则。

二是缺乏生态学的视角和生态系统的概念方法。

一、杀蝙蝠会带来什么？

对生态学的研究者来说，“杀蝙蝠”这件事既意外又不意外。

不意外的原因是，类似“杀蝙蝠”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并不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才出现的。

可能有些是杀蝙蝠，有些是杀其他动物，但背后的内核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灭杀草原犬鼠

草原犬鼠是一种生活在美洲的草原洞穴之中的动物。

它们的洞穴能够根据地形分成几个区，有的区地势低，有的区地势高，地势高低不同，气压不一样，就可以在地下形成一个非常完善的通风网络，空气从气压高的区流向气压低的区，形成了内部循环。

草原犬鼠洞穴气流示意图

地下洞穴规模非常庞大，可以达到两公顷左右，大过绝大部分人日常的生活空间。

在早期，人们把草原犬鼠当成是今天的蝙蝠一样的动物，而且在美国真的开展了对草原犬鼠的大规模屠杀，枪杀或者投毒。

在那个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农场主眼里，草原犬鼠是一种没有价值的、会与家畜争抢食物的生物，它们的存在会干扰草地的生态系统或影响家畜的收成，所以很多区域超过98%的草原犬鼠被杀灭掉。

直到很多区域的草原犬鼠种群几乎消失之后，人们才发现原来草原犬鼠的价值实际上是藏在以前没有被发现的各个角落。

对于草地的生物，最好的状态是，草原犬鼠把草先吃一截，吃掉没有太多营养的草；草的生长受到刺激，会迅速生长出营养丰富的嫩草。牛马吃过之后就会长得很快。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草原犬鼠有庞大的地下洞穴。以前的人们觉得地下洞穴无非是让牛马崴脚的地方，但现在人们发现草原犬鼠数量降低90%以后，土壤板结了。

草原犬鼠建洞穴的过程中，不断地把有机物质、粪便、空气、水和表层的土壤翻开，增加了土壤的透水性和透气性，所以草会长得好很多。

后来人们还发现在地下洞穴中的生物非常多，比如响尾蛇、黑足貂，还有各种各样地栖的鸟类。有草原犬鼠的地方，草原呈现的是欣欣向荣的面貌；而没有草原犬鼠的地方，生态系统直接塌掉，整个草原生态系统失去了活力。

草原犬鼠生物链

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草地上有非常多的惊人的物种，但草原犬鼠才是草地的基石。

生态学上有一个关键的概念，叫基石物种（keystone species），也可以理解为关键种，它指的是一大批看起来根本就不重要，但是对于生态系统非常关键的物种。美国的草原犬鼠就是最好的例子。

灭杀鼠兔

基石物种在中国也存在，而且不止一种，很多基石物种也都遭受过人们的清除。比如鼠兔，它既不是保护动物，也一直没有被当成是有科研、经济、生态价值的“三有”动物加以保护管理。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发现草场退化的地方都有鼠兔在上面打洞。

因为缺乏科学的数据搜集和思想方法，也缺乏生态学的理论和模型支持，所以人们采取的就是扑杀，希望把鼠兔干掉，草场就会重新变好。

灭杀鼠兔的方式和方法是很多的，最严重的是投毒，大量的毒药被撒在内蒙古、青海、西藏、甘肃广阔的草地上，大量的鼠兔就这样被毒杀掉了。但草地不仅没有变好，而且变得更差了。

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鼠兔不太喜欢特别好的草场。在草原上到处是鼠兔的敌人，它们需要站直了身体来观察天上有没有鹰，地上有没有狐狸，在太好的草场，它们的视线会受到非常多的干扰。所以鼠兔喜欢低矮一点的、有点退化的草场。

同时鼠兔挖洞非常有助于土壤的健康，增加透水性。增加渗透率反而有助于减缓水土流失。有鼠兔的地方，一次大雨过后，草地更能扎住根；但是没有鼠兔的地方，水渗透不下去，反而会带来大量的水土流失。

而且鼠兔也养活着一大堆的生物链，从雪雀到鹀，到捕食者，再到天上和地下的食肉动物，它是生态系统的根基。

鼠兔的例子像极了草原犬鼠，令人痛心的是，生态系统里这样的例子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和重演。

蝙蝠也是基石物种

蝙蝠实际上也非常有可能是生态系统的基石物种之一，尽管它们看起来非常的不起眼，但是它们的存在对于生态系统有非常巨大的帮助。

比如城市中的蝙蝠是非常重要的昆虫控制者，它们是小型的食肉的哺乳动物。

一只蝙蝠一分钟可能会吃掉15-20只蚊子大小的昆虫，一晚的捕食量保守估计在2000只左右的小型昆虫（如蚊子、苍蝇、果蝇大等等）。

一个小区往少了说有15只蝙蝠，这15只蝙蝠一晚上就要吃掉1万多只昆虫。一个夏天，按照50天计算，可能控制的昆虫数量就会达到50万只。

而且这50万只昆虫还在不断的繁殖，几天的时间果蝇就可以迅速生产下一代。如果没有蝙蝠的存在，可能我们就要用杀虫剂或者其他办法来控制百万只量级的昆虫。

所以说，蝙蝠是我们生态系统里非常重要的物种。如果蝙蝠从城市消失，我们可能将面对的是十倍、几十倍的传染病的风险。

同时它们还是非常重要的传粉者，它们是城市周边农田，城市周边各种植物的重要维持者。

从这些案例中，我们会看到几个非常关键的生态学概念。

比如生态系统服务，这些不起眼的物种的存在是在帮助生态系统维持对人类的服务，可能是空气、清澈的水、食物的供给，也可能是疾病的减少。

每一个不起眼的物种，背后都藏着对人类世界的巨大的支持。而这样的支持只有通过长时间的生态监测，更好的数据搜集网络，才能够被获取。

杀蝙蝠会带来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显而易见的结果，但还有一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结果，需要更长期的数据支持才能够完全回答。

二、生态灭杀与生态平衡

作为生态学的研究者，我们需要用自己的知识来维护中国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先前的工作中，我的团队往往是着眼于那些珍稀濒危的物种。比如大熊猫、羚牛、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几年前，我们开始越来越怀疑做这件事情的合理性，比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人类干扰非常大的地方来寻找野生动物。我们好像一开始就被一个问题给弄糊涂了。

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谁才是生态系统里面的“决定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可能一些经常被认为是局部泛滥，经常被认为是害兽的物种才是荒野里真正的“老大”，维持着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

有野猪，森林就有活力

野猪的名声一点都不好，尤其是伴随着一些人兽冲突的案例，这几年名声格外的差。

野猪经常给人的感觉是局部泛滥，算是一个害兽，我们需要赶紧控制。实际上野猪对森林生态系统的作用是难以复制的，几乎没有办法替代。

比如野猪在拱地的时候，能够把落叶、森林里的腐殖质、泥土和空气混在一起，这个过程能够极大地加速腐殖质的分解过程；也能够让掉在地上的各种果实、种子迅速地在土壤中萌生，等于直接把肥料、空气潮湿的表层土壤和植物的籽粒混在一块，有助于森林的演替。

如果原有的野猪种群消失，那么森林可能会变成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慢慢老去的森林。

除此之外，还会严重影响到动物群落之间的复杂的种间关系。

比如冬天，秦岭山脉、岷山或者贡嘎雪山，雪有半米厚，鸟没有东西吃，大量的小型哺乳动物根本接触不到地面，这个时候野猪就像大家的救星一样。三十只野猪聚集在一起，一下子拱出一大片空地，地面的植物块根、块茎、草根暴露出来，大量地面觅食的鸟类、小型哺乳动物一下子就有了食堂。野猪为大家带来了福音。

我们经常说，野猪就连被吃掉都是英勇的、伟大的、光荣的。没有什么动物像野猪那样生这么多，一窝生十几个，但是基本只有两三只能够长大，其他的都被吃掉了。

被吃掉的过程太重要了，因为这帮助森林里残存的金猫、豹、豺、黑熊等在内的大型食肉兽或杂食动物，在有高强度人为干扰的世界继续生活下去。

生态学里有一个名词叫营养级。大量的植物把太阳射到地面的光固定下来，通过光合作用固定成植物的叶子、树干、根，这叫初级生产力。

在自然界里面，必须找到办法把初级生产力转化成更高营养级的营养。千千万万的野猪们就在做这件事，把初级生产力转化为蛋白质，进入到整个的能量金字塔和物质循环之中。

澳大利亚人兔大战

除去跟人有关的疫源疫病，几乎只有一种情况是需要灭杀的，就是入侵物种。

在澳大利亚，本来没有兔子，100多年前英国人把12只兔子带到澳大利亚。结果几年后，12只兔子变成了几十万只，50年后变成了100亿只。

100亿只兔子导致大量的鸟类死亡，水土流失，草地荒漠化，树袋鼠、袋狸等几十种澳大利亚珍稀的动物濒临灭绝，同时给畜牧业带来巨大损失。

怎么办呢？生态灭杀。

一开始引进狐狸，但狐狸发现澳大利亚濒危的有袋类动物和鸟类比兔子好抓多了，结果原生物种有了更大的危险。人类只好先杀狐狸，再杀兔子。

后来人们开始尝试用枪打，用陷阱逮，都不管用。然后开始造人类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三条篱笆，希望能够挡住兔子的扩散，但是兔子扩散的速度比造篱笆的速度快得多，有篱笆过不去的地方兔子就打洞穿过篱笆。

后来人们开始投毒，用飞机撒毒药、撒病毒，一度控制了95%的兔子种群。生态灭杀逐渐要成功，但是兔子的免疫系统也在不断地进步，病毒都不管用了。

兔子依旧存在，又恢复到了几亿甚至十几亿的数量。

这个时候人们意识到，兔子将永远存在于澳洲大陆上，灭绝、灭杀它已经不可能了，只可能进行适度的控制。

确实有极少的情况之下是需要灭杀的，但通常灭杀都是失败的，而且通常这样的起因都是人类异想天开地改变了生态系统，然后就要花不知道多少倍的力量去维护。

三、与野生动物共存，我们别无选择

最大的城市几乎都曾经是动物的乐土。甚至直到今天，都有相当多的动物爱死了城市。

比如说北京。直到30年前，北京还在吸引着亚洲黑熊、华北豹；在西直门、蓟门桥这些地方还有狼、豺的种群存在。

不光是北京，其实每个城市都是。因为山水庇护才成为城市，这样的城市一边吸引着人，一边吸引着野生动物。

复旦大学校园里的蝙蝠

复旦大学校园里就有蝙蝠。新冠疫情之后，很多人惊呼：校园里怎么能有蝙蝠？

新江湾有很多湿地，昆虫非常多，对于蝙蝠来说，就是一块一块飞着的蛋白质。

复旦大学有很多仿欧式的建筑，有很多复杂的立面，这些里面太适合蝙蝠历冬了。整个五角场区域相对温暖的气候也非常适合蝙蝠。

所以没有蝙蝠才奇怪。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蝙蝠，每个城市的蝙蝠也都很重要。

我们经常忽视动物强大的适应性。比如浣熊。

我在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脚下做了三年多的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员，野外本应该到处是浣熊的地方很少见到浣熊，而见到的浣熊又勇敢又胆怯，它们非常勇敢地保护自己和栖息地，同时又胆怯地回避跟人类的直接接触。

但是到了城市里面，它们无赖又胆大。科研团队发现，几十年的时间浣熊的智力出现了显著提升，它们也在“城市化”。

跑到城市里的浣熊脑海里有3D导航系统，能够弄清楚建筑楼层结构，能够记住红绿灯的位置。它们减少了侵略性，减少了攻击性，同时更擅长团队合作。

这就是动物的适应性，动物的城市化。

随着中国的城市环境越来越好，野生动物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适应城市环境。它们会带来非常多的惊喜和发现，也会带来非常多的负面和干扰，但这并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

我们需要找到办法与野生动物共存，同时解决它们带来的冲突和困扰。

四、如何用数学模型进行自然保护

很长时间内，自然保护被认为是拍脑袋的事情，靠情怀。

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在用最大的可能创造条件，希望人和动物能够更好地镶嵌在今天的世界之中。

我们用红外相机、用DNA测序，用各种不同的定量的调查方案研究动物与环境的关系，用各种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归纳、分析它们的探测概率、出现概率......

以前都说熊猫喜欢高海拔，不到低处来。但是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和几年的数据积累，我们发现一些情况下熊猫是喜欢低海拔的。

而它没有去到低海拔地区，没有穿过山谷只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居民点，有公路而已。

通过数学模型可以发现居民点的影响范围大概是4-6公里。如果要建超大型的居民点，包括大型的旅游开发，在距离熊猫基地6公里以外是可以干的。如果要炸山修路、要建水电站，最好不要接近熊猫栖息地4公里以内。

数据帮助我们更好地规划人类的世界，把人类的活动与野生动物的生存更好地镶嵌在今天飞速变化的世界之中。

我觉得，物种与世界的关系是可以测量的。同样可以测量的是大量其他的生态保护有关的信息。

我们可以结合卫星影像，结合现代的遥感和物候分析，进行非常精细的多物种长时期的评估。如果发现一些保护区效果不大，就可以有依据的进行改造。

五、结语

自然保护是一门科学，不光靠情怀，还要靠数学、物理、化学，要靠各种各样多学科的支持。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光要考虑野生动物的命运，还要考虑生态系统的平衡，甚至考虑人的命运，社会与经济变化、个人期待等等。

只有考虑到每个人的需求，才是更好的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