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伪造周总理批文，成功骗取中国人民银行20万

1960年03月18日，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了一名不速之客，此人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给行长送一份紧急公文。此时的行长恰巧去开会了，这份文件就到了行长秘书的手中。只见文件上面写着“国务院加急”的字样。秘书见状不敢耽搁，马上将公文交给了银行的另一位领导王局长手中。王局长拆开信封一看，上面不但是国务院的紧急密令，而且有周总理的亲笔批示。

公函的内容大致就是，当晚9点西藏活佛将会进京进行讲经活动，到时候各方面会产生招待费；并且为了拉近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总理批示再拨一部分款项作为西藏地方寺庙的修缮费，总数是二十万元。公文上面还附加了两条，一是避免外界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二是务必在当晚七点前将现金送到民族饭店交由西藏工会的赵全一同志。

按照常规，国务院用款一般都是都过财政部，为什么这次直接从银行提款？当王局长正在琢磨这事儿的时候，突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对方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且询问王局长收到文件没有。再者，王局长作为中央直属部门的领导，很多时候都会接触到周总理批示的文件，对于周总理的笔迹是十分熟悉的，而文件上的字迹没有任何疑点。这下王局长彻底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了。

伪造的文件密函

于是，王局长立刻安排人手去金库备款，晚上7点整，银行工作人员来到了民族饭店的总台。正当询问西藏工委的赵全一同志在哪里时，一名中年男子从总台旁边的沙发上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收条。银行工作人员接过来一看，名字和金额都没问题，但是收条上没有任何公章。随即， 赵全一掏出了一张介绍信，介绍信上不光有西藏工委的公章，还有总理办公室的专用章，银行工作人员这才放心的把现金交付给了赵全一。

款是送达到位了，但银行如何落账呢？第二天，王局长早早地给总理办公室请示款项事宜，但对方的回答如同晴天霹雳。总理办公室根本没有安排过这件事，也就是说，光天化日之下，有人从银行骗走了整整二十万现金。很快，周总理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他立马把时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给叫到了办公室，责令他严查此事，并要求十天之内破案。

伪造的介绍信

由于时间紧迫，杨部长回去后立马成立专案组，兵分三路进行调查。一路到民族饭店去调查、一路进驻人民银行、另外一班人马则针对介绍信和借条等文件进行技术鉴定。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终于掌握了一些线索。根据调查，作案人身高在一米七左右，身材中等。最重要的是，经技术鉴定，作案人手写的收条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字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收条上“人民币”三个字中的“币”字写得很特别。按照字体结构，“币”字上边应该是一撇，但是嫌疑人书写的这个“币”字上边写的是个“人”字。

经过推理，一般有这种书写习惯的人群大多为财务人员。并且此人能伪造总理笔迹、国家机关公章。通过这些线索，办案人员把嫌疑人群缩小到在政府部门，能够接触到国家高级文件且从事会计的人员。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当年很过部门用的信纸都是各部门自己印刷，而非统一格式。按照上面的线索，最终办案人员将犯罪嫌疑人定格到当时外贸部一个叫王倬的人身上。通过进一步调查，侦查人员又将收条上的笔迹和此人平时的笔迹进行对比，结果是毫无差错。通过简历了解到，王倬此人曾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北平特刑庭看守所当过半年的收发员兼会计，现在是外贸部的一名普通科员。为了不打草惊蛇，查出全部涉案人员，侦查人员对王倬进行了全天候的监视。经过监视，发现王倬此人是独来独往，并无其他相关人员。

最终，在掌握了全部证据后，抓捕人员在王倬的家中将其捉拿归案，并在王倬家对面的厕所里找到了赃款，共计十九万一千多块钱。那剩余的八千多元呢？全部都被此人和其母亲给烧掉了。据后来王倬坦白说，自己将现金带回家后，整天是吃不下、睡不着，最后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压力，就打算将现金全部烧掉，毁灭证据。

1960年07月28号，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其母亲也因包庇和帮助反革命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此，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诈骗大案落下帷幕。在此事件中，我们的办案人员用高标准、高效率地实际行动保护了国家财产的损失。正所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