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振宁对《易经》的评论，浅析中国近代科技不如西方昌明的原因

东方既白 著

近日，在知乎搜索《周易》话题时，赫然发现了一个杨振宁教授于2004年在北京召开的文化高峰论坛上所做的一个关于《易经》的演讲，题目是：《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杨振宁教授在《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中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在文化界、科技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最近知识分子-知乎专栏又将其重新刊发，应该是希望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与讨论。

杨振宁先生谈《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本人研《易》十多年，又在此基础上独创《以易解老，以老解百家》的哲学研究新体系，虽不敢说完全悟透，但心得体会还是有一些的，对杨老的一些解释说法，心存疑惑。虽说杨先生的科学研究成果冠绝全球，令人钦佩，本不想使先生的形象受损，但他的这个演讲涉及到了《周易》哲学“无用之大用”的价值荣誉，又不得不说。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尝试着从“大道之学”的角度进行一些回答。

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经实乃无用之大用

综合起来说，杨先生以科学家的独到视角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的弊端，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哲学缺乏推演式的思维方法，没法构成抽象的理论架构，是现实存在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我们不能否认。但是杨先生的理论在易学上漏洞还是很多的，且不说他对《易经》思想总结的准确与否，就是他所站的角度，是从外围看《易经》体系漂浮着的一个一个点，如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的总结，没有做到深入、总体的把握。尤其是关于《易经》卦名对汉字单音造成影响之说，也是不确切的。

实事求是的说，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其实正好代表了中西方文化尤其是哲学文化方面的差异，说白了其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看待“道与术”的差异性问题，也代表了目前很多不具备中国古典哲学思维和战略思维之人的想法。

不可否认，杨振宁先生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和造诣是很多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正如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上成绩也冠绝全球一样，然而科学技术再牛，它还仍然是属于“术”的范畴，不可能飞上枝头变凤凰，更不可能深刻理解“以道御术，术无穷已，以术御道，术必尽也”的道理，因此科学和技术两个词常常都是结伴同行，成双入对的。

以道御术，术无穷已，以术御道，术必尽也

其实，要想解释近代中国科技不如西方昌明的原因，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解读，一是时间差的问题，近代中国“体弱多病”，改朝换代，军阀割据，没有过多的财力人力做科学研究。二是我们“以道御术，以道统术”，立足长远的文化基因决定的。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阿猫阿狗的项目都能上马的，要首先考虑它的副作用大不大？合不合公理道义？所以要问为什么近代中国科技不如西方昌明的原因，首先要想中国为什么不发展这些科学技术？为什么不能发展这些科学技术？是不想，没有大的市场和应用场景？还是不能够，没有相应的人力物力？

比如我们中国很久以前就发明了作为“四大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为什么不及时造很多坚船利炮、火箭导弹去“占领全世界”呢？道义告诉我们不需要，现实也告诉我们没有市场。又比如为什么我们国家已经成功实践过抗疫经验让别的国家抄作业都抄不好？为什么中国科技仅仅经过了几十年的奋发图强，就已经到了让奋力抢跑上百年的西方国家有深深挫败感和恐惧感？使其不惜对代表当今世界5G技术领先地位的华为，栽赃陷害，痛下杀手；对中国探月工程的“中继星”方案惊叹不已；对中国“天宫空间站”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羡慕嫉妒恨；对中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下潜深度望洋兴叹；对中国“天鲲号”重型绞吸挖泥船效能自叹不如。

其实这就是“以道御术，术无穷已”的“无用之大用”，《易经》和《道德经》哲学的“无之以为用”，正是通过一个个有形之物，把“无之以为用”的哲学思维和战略思维层层传导到“国之重器”的“有之以为利”的实际效能，才实现了我们近年来科技成果的大爆发。其实这也正是拿破仑当年不敢吵醒“东方睡狮”的真正原因，因为一旦“东方睡狮”真正觉醒，那基本上就是无解的存在，除非它自身虚弱，需要再次打盹休息的时候。

所以，虽然杨振宁先生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冠绝中西，但他仍然还是像西方思维那样站在阴阳之下看阴阳，并没有跳出西方二元论“以术御道，止于术”的窠臼，而达到一元论“万变不离其宗”的大道之境，以至于一叶（术）障目，不见泰山，误解了《易经》和《道德经》的“无用之大用”。

元、亨、利、贞，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

近一百多年来，国人普遍有一个倾向就是，对我们延续了数千年的、以注解经典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推进学术文化前进的方式，给予了极大的怀疑和否定，甚至将其上升到某个“高度”——认定这种方式是我们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的最大阻碍。于是模仿西方的方式，对我们数千年来的经论给予全面的质疑、嘲笑和否定，希望像西方那样，以否定旧世界的方式，来开创一个全新的理想世界。结果如何呢？可以说非常令人失望，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成了一个“四不像”的时代——不古不今，不中不西。

　　“不古”是因为我们把传统的思想文化全面而持久地否定，形成了精神上的严重断层，切断了我们与先辈在思想、心灵与生命上的联系。

　　“不今”是尽管我们与先辈们在思想、心灵与生命上失去了亲切而深入的联系，但各种形式的迷信、禁忌、落后的思想和习俗等，仍然顽强而广泛地在民间流行着，影响着我们的言行和三观。就灵魂而言，我们与百年前的中国人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鲁迅先生的呐喊，至今在很多国人那里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省和回应，沉睡的国人很难说被唤醒了多少，多数人依然以某种方式沉睡着。

　　“不中”是指身为中国子民的当代人，对自己的文明文化、思想传承几乎到了一片空白的程度。就身份而言，我们当然是中国人——拥有着中国人特有的黄皮肤、黑眼睛，说汉语、写汉字，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但就心灵而言，我们并没有被“汉化”，对本民族的文明与历史存在着巨大的陌生感和疏离感，甚至是莫名的鄙视与反感。

“不西”是指自“五四”开始，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西化运动，全民西化，就连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也被以国家制度的方式，自幼儿园开始灌输，强制性要求学习。可近百年下来，我们国人真的了解了西方思想和文明吗？西方的哲学、艺术、历史等，有几人得其心髓？可以说，我们对西方的认识，都是一鳞半爪，非常肤浅的，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仅仅是个开始。

　　因为“四不像”，我们国人处在一种四无傍依的境地，很可怜，像个游魂野鬼，无家可归，心灵没有着落，生命没有安顿。西方文化采用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方式，是否适合中国文化的发展？如果适合，又是在什么程度上的适合？这些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必须给予全面思考和反省的高度了。中国文化采用的“肯定之肯定”的发展方式，是否一定是思想文化发展中的阻碍？是否一定不值得继承与认可？

　　五千年来，中国先辈们采用以注释经典为主的“肯定之肯定”的方式，已经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极为光辉灿烂的文明中国。这种延续千年的文明发展方式，开创思想的方式，难道就一文不值？以我个人浅见，我们的国学，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想在当代及未来，实现全面复兴，再现一个文明盛世，借鉴某些西方的思想理念不是不可以，但更为重要的是，需自觉地来一次文化回归，重新连接上我们延续了数千年的、以注释经典为主要形式的“肯定之肯定”之发展方式，方有可能真正地传承中华文明，开创新的文明盛世。纵观人类思想发展史，精神和思想的创新无不是建立在很好地传承历史、深入传统之基础上，这是不易的法则。

时人都说以后世界文化的发展希望在东方，东方文化的发展希望在中国，中国文化的发展希望在《易经》和《道德经》，此言不虚非虚也！比如以《易经》的“综卦”为例，尽管每对“综卦”都存在立场差异性的问题，但在这些差异性的背后又都蕴含了关于“道生万物、生生不息”的主导性问题，即“统一性”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求同存异，大同小异”的问题。

师忧比乐，不战而战，以德服人

以“师卦”与“比卦”是“综卦”关系为例，一个“师卦”是要打，一个“比卦”是要和，基本上是对立的关系，然而师卦在打的时候则一再强调“贞，丈人吉，无咎”的问题，其实就是“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的问题，就是“以战止战，不战而战”的问题。这跟“比卦”中“以德服人，建万国，亲诸侯”的道理一样，跟“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心使气曰强”的道理一致，因此，其中又暗含了一个“道生万物、生生不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统一性”问题，这个“统一性”问题的核心内容就是老子《道德经》所言的“混沌无极之道”，就是“阴阳之道”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就是世人常说的那个“永恒”。

还有“需卦”和“讼卦”的“综卦”关系也是这样，当“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有“争讼”，然而“需卦”中心思想就是要有利他精神，要等待，“讼卦”的卦眼九五爻亦说：“讼，元吉”，都对簿公堂了，怎么还“吉”呢？关键在于那个“元”，初心和动机是为了“不讼而讼，以讼止讼”，自然就能及时止损，甚至冰释前嫌，否则一直争得头破血流，没完没了，肯定会两败俱伤，鱼死网破。因此，读《易经》，讲“阴阳之道”都没有问题，关键是看能否站在“阴阳之道”的顶端通透其整体的“对立统一性”问题，而不是光站在“阴阳之道”下面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对立性”问题。但这也正是当前以“二元论”为主导体系的西方哲学巨大瓶颈所在，以至于他们始终处在“零和博弈”和“双标”的死胡同里打转转。

悟道的层次不同，看到的结果自然不同

如果只站在“阴阳太极”及其以下的维度和层面来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立场差异性问题，这无可厚非，于是孟子站在人性之阳的立场上说“人性本善”，荀子站在人性之阴的立场上说“人性本恶”，也都能自圆其说，各得其所。但如果像当今以“二元论”为主导的西方哲学，一下子钻进了“零和博弈”和“双标”的死胡同而不能自已、无法自拔，甚至还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只强调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性”，而无法兼顾它的“统一性”问题，那就当今世代的发展大势产生不小的阻隔。于是在面对困扰世界和平发展的巨大思想分歧时，把目光转向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和作为“万经之王”的《道德经》，不失是一个明智而现实的选择，因为从中才能找到关于“道”和“德”的终极答案，关于“真”和“善”的完美诠释。

因此我们在读《道德经》时候一定要“边界思维”的框架和“整体发展观”的理念在里面。在讲跟“道”相关的问题时，就必须在混沌无极之道的层次和维度上，万物“无中生有”的阶段，即要在“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的那个“无极”的“思维边界”里，而一旦下沉到了“阴阳太极”的角度来看世间万物，则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高就是高，低就是低，长就是长，短就是短；站在五行生克的角度来看，金就是金，木就是木，水就水；站在人道家庭的角度，父母就是父母，夫妻就是夫妻，子孙就是子孙，大家都各行其道，各得其所，这就是《道德经》通过其“宇宙大循环体系”和“整体发展观”所要展现给我们的世界真相。

所以孟子站在“阴阳太极”的层面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对立，实则又都能自圆其说，各得其所，这其中的真正原因只有通透了《易经》和《道德经》的“宇宙大循环体系”和“整体发展观”之后才能明白。因此，后面的几个章节我们就从“混沌无极”的终极维度和层次下沉到“阴阳太极”的天道维度和层次，来给大家讲讲“人性善恶”的对立统一性问题。

上一篇：无为，就是“对无用为，循道而行”，就是在事物发生之初的作为

作者 | 东方既白

十年学“易”一朝悟“道”，首创《以易解老，以老解百家》文化研究新体系。

致力于以周敦颐的《太极图》为基础，系统性揭秘《道德经》所蕴含的

整体思想及其架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