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的一场政治博弈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之才的人不在少数，但真正将这句话做到了极致的人却不多，而唐太宗李世民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唐朝取代隋朝成就千秋霸业的过程中，秦王李世民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对于这点相信大家都不会有所质疑。公元618年5月，隋恭帝杨侑禅位于唐王李渊，李渊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唐，改元武德，立李建成为太子。

李渊建立唐朝之后，为了消灭各地的割据力量，曾先后进行了六次意义重大的战役，而这里面李世民就指挥了其中四次，这四次战争对于唐朝最终一统天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长达七年之久的统一战争中，获得了无人匹及的军事业绩与政治声望，拥有一支能征善战、效忠个人的强大私人武装及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形成了足与李建成为首的太子东宫集团抗衡的秦王府集团。

然而，太子李建成也非等闲之辈，并不是像某些史料记载的那样“荒色嗜酒，畋猎无度”，而是有着相当出色的治军与治国才能。太原起兵时，他虽然远在河东没有参与密谋组织，但很快就在李渊的“密召”下以左领军大都督的身份参加了建唐斗争，并在合围长安的战斗中立下头功。立为太子后，不便轻出，也就远离冲锋陷阵的战争前线而入住东宫，学习当一名皇帝必备的各种礼仪及驭臣治国之术。论个人功绩，他自然居于李世民之下;若论才华，两人孰高孰低，实难分伯仲。

李世民在外屡立战功，威望日高，李渊先后封他为司徒（三公之一）、尚书令（相当于宰相）、中书令（亦相当于宰相），乃至无可再封时，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天策上将之职授予他，位在诸王之上，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李渊和太子建成，且拥有众多支持者；秦王李世民在成为天策上将之前，就已经是尚书令和右翊卫大将军，位居百官之首了。而成为天策上将后，李世民不仅仅地位变高了，更重要的是，天策上将可以开“天策府”，自置官署，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这原本是东宫太子才能拥有的权力。不止如此，李世民后来又拥有了一个连东宫都没有的权力，那就是发行货币，武德四年，李渊改革币制，废除“五铢钱”，发行“开元通宝”，李世民因为功勋盖世，所以李渊赏赐了三个“铸钱炉”，这也就意味着李世民拥有在全国发行货币的权力，而太子东宫却只能靠政府拨款来运作。一系列行为在事实上侵害了太子李建成的利益，并对他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潜在威胁。

唐高祖李渊对李世民的才能与功绩自然爱护有加，但对他那日渐强盛的政治势力却不无担忧，李渊可不想看见自己的亲身儿子相互内讧拼杀。因此，他对李世民怀着一股深重的戒心，在一些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总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

李渊晚年宠幸的嫔妃很多，生了滕王李元婴等近二十位小皇子，他们的母亲争相交结各位年长的皇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曲意侍奉各位妃嫔，奉承献媚、贿赂、馈赠，无所不用，以求得皇帝的宠爱。李世民不去讨好诸位妃嫔，所以嫔妃们很生气，在李渊面前争相称赞李建成、李元吉而诋毁李世民。久而久之对李世民逐渐疏远，而对李建成日益亲密了。

至于小弟齐王李元吉，他与李世民并无隔阂，且势力弱小，难以形成独立于李渊、李世民、李建成之外的第四股政治势力。但从个人利益与前途出发，李元吉以“一边倒”的态度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名正言顺的太子李建成一方，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明确劝说李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并自告奋勇地表示“当为兄刃之”。

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一旦将李世民视为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后，即使他没有半点行动，也难以立身保命。更何况，以李世民所处的位置来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再向上走一步，君临天下；要么被李建成一脚踹下，跌入地狱。

一场兄弟相煎、同室操戈的斗争迫在眉睫、势不可免。

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结下嫌隙以后，李建成曾多次请求李渊诛杀李世民，理由是“谋反”。李渊一因秦王有平定四海之功，二则难舍父子之情，也就未加理睬，利用父亲不成，李建成就以宴请为名，直接在酒菜中下药，或许李世民心存戒备，才中毒不深，没有危及生命。高祖来到西宫，询问世民的病情，因而对李世民说：“首先提出反隋的谋略，消灭敌人，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我本打算立你为太子，李建成年纪最大，被立为太子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也不忍心夺去他的太子之位啊。我看你们兄弟似乎难以相容，一起住在京城里，肯定要发生纷争，我应当派你返回行台，留居洛阳”，李世民准备出发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起商议说：“如果秦王到了洛阳，拥有了土地与军队，我们便再也不能控制他了。不如将他留在长安，这样他就只是一个匹夫而已，捉住他也就容易了。”于是，他们暗中让好几个人以密封的奏章上奏高祖，声称：“秦王身边的人们得知秦王要前往洛阳，无不欢欣雀跃。看秦王的意向，恐怕他不会再回长安了。”他们还指使高祖宠信的官员以秦王去留的得失利弊来劝说高祖，高祖便改变了主意，秦王前往洛阳的事情被半途搁置了。

多次下手不成，李建成擅自召募长安及各地的骁勇之士两千多人，充当东宫卫士，让他们分别在东宫左右长林门驻扎下来，号称长林兵。 李建成还暗中让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那里调集来幽州骁勇精锐的骑兵三百人，将他们安置在东宫东面的各个坊市中，准备用他们来补充在东宫担任警卫的低级军官，一般而言，京城除了皇帝的御林军外，是不容许其他军事力量存在的。李渊虽然知道太子招募部众是为了对付李世民，可他本人的皇位也明显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对李建成大骂一通。李建成见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向父亲下手，武装夺权。结果事情败露，李建成不得不委曲求全，带十余随从向李渊谢罪。李渊虽然将李建成扣留幕下，但终难改变“立嫡以长”的旧传统，只得下决心出面调解李世民、李建成兄弟俩的矛盾。

面对太子李建成一而再、再而三的谋害与进击，李世民即使没有篡夺之心，也被他逼到了两难选择的尽头——要么束手待毙，要么起而反抗置对手于死地。除此而外，他已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秦王府的幕僚属官人人忧虑，个个恐惧，不知所措。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现在仇怨已经造成，一旦祸患暗发，岂只是秦王府不可收拾，实际上社稷的存亡都成问题。不如劝说秦王采取与周公平定管叔、蔡叔相似的行动，以便安定皇室与国家。存亡的枢机，形势的危急，就是现在了！”无忌说：“我有这一想法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只是不敢说出口。现在你说的这一席话，正好符合我的心愿。请让我代您禀告秦王。”于是，长孙无忌进入李世民的卧室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把房玄龄召来商议此事，房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应当继承皇帝的大业。现在大王担心危机发生，正是上天在帮助大王啊。希望大王不要疑惑不定了。”于是，房玄龄与秦王府属官杜如晦共同劝说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李世民终于下定了消灭太子李建成的决心，并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政变集团。李世民手下虽有一班得力干将，但他在长安能够直接调动、控制的军队远比李建成、李元吉要少;加之李渊倾向太子，稍有不慎，李世民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他的夺嫡行为又属大逆不道之举，计划一旦泄露，将处于人皆讨之的不利地位。因此，李世民只有计划周密、主动进击、一战而胜，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李世民在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就是收买了李建成身边的得力干将及把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

如果说李世民以前一直处于“被动挨整”的局面，那么，在他做出夺嫡的决心之后，便时时处处居于事件的主动地位了。

武德九年六月，太白金星在白天出现在天空正南方的午位。傅奕秘密上奏道：“金星出现在秦地的分野上，这是秦王应当拥有天下的征兆。”高祖将傅奕的密奏给秦王世民看。于是这样，李世民乘机秘密上奏父皇，告发李建成和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淫乱，而且说：“儿臣丝毫没有对不起皇兄和皇弟，现在他们却打算杀死儿臣，这简直就像要替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如今我快要含冤而死，永远地离开父皇，魂魄归于黄泉，如果见到王世充诸贼，实在感到羞耻！” 高祖望着李世民，惊讶不已，回答道：“明天朕就审问此事，你应该及早前来参见朕。”张婕妤暗中得知了李世民密奏的大意，急忙告诉李建成。李建成将李元吉召来商议此事，李元吉说：“我们应当管好东宫和齐王府中的士兵，托称有病不去上朝，以便观察形势。”李建成道：“宫中的军队防备已很严密了，我与皇弟应当入朝参见，亲自打听消息。” 于是二人决定先入大内皇宫逼高祖表态。不料在宫城北门玄武门执行禁卫总领常何本是太子亲信，却被李世民策反，因此宫中卫队已经倒向秦王，李建成和李元吉却不知道，还以为宫中都还是自己人。

李世民亲率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七十余精骑预先埋伏在玄武门内，单等李建成、李元吉“上钩”。政变的过程与结果读者早已知晓，无庸笔者在此饶舌。李建成与李元吉被杀，其亲信顿作鸟兽散，李世民不必为此担忧。

“开弓没有回头箭”，政变一旦爆发，李世民也就顾不得父子之情，只有将事情做到底，向父皇夺权，才有可能保住“胜利果实”。因此，李世民不失时机地派遣尉迟敬德晋见唐高祖李渊，实则逼宫。尉迟敬德“擐甲持矛”，要求李渊“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李渊无奈，只得书写“手敕”，交出唐王朝军政大权。不久，就正式宣布逊位。

政治斗争从来就不讲究什么亲情，只以实力为基础，以利益为准绳，以鲜血为代价，于是，李世民由秦王而太子，由太子而皇帝，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便完成了这些高贵而复杂的角色之转换。李渊退为太上皇之后，又活了九年才于贞观九年(635年)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