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品价格五千到九千万，看这位艺术家怎么说？

在2006年11月26日举行的佳士得香港秋拍中，张晓刚的一幅作品以223万美元成交，刷新其在纽约苏富比春拍中97万美元的新纪录。对此，圈内人士各有看法。一些人认为，这对市场是好事，又为中国当代艺术打开了市场空间，预示着油画市场的升值潜力还很大。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价格过于离谱，短时间翻了数倍，不利于市场的有效培育，更显示了市场的狂躁。对此，笔者采访了张晓刚，他心态非常平和，他认为：“现在的市场与我没有关系，这件作品当初是仅以5000美元卖出的，其他的与我关系不大。我的作品市场好完全是一种幸运，即使现在没有我，也会有其他人冒出来，这是海内外人士关注中国艺术的结果。”2014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上，他的1995年创作的《血缘：大家庭3号》，以9420万港元成交，创造其作品目前最高价。拍卖市场上，其作品已有数十件过千万元。

《血缘：大家庭3号》

近年来，张晓刚的作品频频在海内外市场创出高价，他也成为艺术品市场追逐的焦点人物，但他对市场的兴趣并不大，在采访前的电话沟通中，他就不应诺谈市场。他说：“我不是一个热衷市场的艺术家，艺术家是创造具有精神含量的艺术作品的人，越具有学术性的作品才会越有市场。”当然，随着对话的深入，他也简单谈了些自己对市场的看法。依然保持着朴素衣着的张晓刚每天都要到画室工作数小时，当我赶到他的画室时，里面略显阴冷。我开玩笑地说：“市场上最牛的当代艺术家，画室不应该是这样的吧！”他回答道：“那应该多豪华呀，方便自己创作就行了，艺术家不应该追求过多外在的东西！”

记者：能否谈谈您的创作经历？

张晓刚：我是四川美院77级毕业的。在学校期间，国内油画学术界正由伤痕现实主义过渡到乡土现实主义，追求对重大社会责任的表达，四川的罗中立、何多苓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近距离接触乡土现实主义，使我发现了其中的不足，由于模仿者甚多，许多画家把这种流派需要的朴素感觉变成了纯商业、较为机械的风情画。而我喜欢表达个人感觉的东西，并以个人的方式去把握大自然和社会，这当然与当时的主流不吻合，因此在校前两年，我非常不自信。但是对绘画的强烈兴趣促使我没有放弃。改革开放后，我在学校图书馆看到很多西方艺术作品，由此对现代主义的艺术萌发了浓厚兴趣，加之知识面逐渐打开，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才开始变得自信起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85新潮”之后，整个主流依然是乡土现实主义，但是西方现代派艺术正逐步为人所接受，到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时达到了高潮。这个时期我受西方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很大，也创作了一些作品，表达的主题与生命和死亡有关。90年代，中国改革步伐加快，许多艺术家也在寻求新的突破，不再满足于只是简单模仿西方的东西，而是力图把自己受的教育、对中国现实的体验和学习到的西方的东西结合起来，创造出和中国有关系的艺术形象。1994年，我对老照片产生浓厚的兴趣，结合多年中西方艺术的积累，开始创作大家庭系列作品。到1998年又开始构思另一个系列作品，这就是失忆与记忆系列，2002年正式开始创作这个系列。2005年，我又开始着手图片描述系列作品的创作，主要方式是在新的作品上用笔墨书写一些相关或不相关的文字，表达一种个人私密和公共空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体来说，我的作品总和我的生活、记忆有关系。如果按思想轨迹来看，1986年以前，我把它称作是魔鬼时期，关注的主要是死亡；1986年到1989年，开始关注东方哲学，学习中国传统的东西，这个时期关注生命主题；1990年到1992年为手记时期，表达知识分子的问题，倾吐他们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灵魂挣扎、无奈和自我救赎的过程；1992年循着西方油画史的轨迹到欧洲考察，思考许多新的问题，开始用西方的手法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描述中国当代问题，于是从手记时期过渡到了大家庭和失忆与记忆时期。我其实对当下艺术并不敏感，也不关注时尚的东西，我一般用记忆的方式来看待生活。我不是那种只关注形式主义，对色彩、材料和语言表现技巧等很敏感的艺术家，我着重关注人的内心感受，用直觉、感性但不情绪化的方式来体验人性，并用自己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

记者：中国有很多当代艺术家，为什么您更受关注？

张晓刚：我1993年进入画廊体制，与海外画廊签了约，因此，我的作品市场主要在海外。他们关注我的作品，主要源于他们关注中国是个大国。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好奇甚至不理解，艺术是他们了解、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他们就关注中国当代艺术。我1994年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展，后来渐渐有不少国外专业人士介入，只有仅仅几年的变化，到现在，国际大展要是没有中国艺术家参加都不能叫国际大展了，这反映出海外人士对中国文化的追捧。

我认为越是有学术内涵的作品越有市场，如果是为了市场而创作的艺术，艺术迟早要消亡。艺术作品首先是具有精神内涵才能称之为作品，如果没有，那不过是一块画布和一堆颜料而已。海外人士特别关注我，我觉得完全是一种运气，如果没有我，别人也会出来的。艺术品市场是滞后的，我开始从事艺术的时候，并没有市场，只是内心的需要。在早期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一直被边缘化，甚至连参加四川省的展览都难。当然我也没有故意要反过来与体制作对，只是遵循个人内心的感受并把它表达出来。我跟画廊签约谈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谈创作自由方面，画廊不能干涉我的创作自由。例如1993年，我跟海外画廊签约，当时我的风格正在改变之中，画廊毅然和我签了，因为画廊看中、相信的是我这个人和我的作品，当然这也会有风险，这就需要胆识。

记者：哪些门类的艺术对您的创作影响较大？

张晓刚：大家庭系列借鉴了老照片，而那个时期，美术圈尤其学院里基本还是只通过写生和从大师作品中汲取营养，为艺术而艺术。现在我除了从老照片中获得艺术借鉴外，也从电视、录像等影像艺术中汲取灵感。文学和音乐我也喜欢，尤其是音乐我更偏好，包括古典乐、摇滚乐等，当然这种姐妹艺术影响是在心灵感觉层面的。

记者：中国当代艺术家有一些人是通过找寻中外美术史的空白点或是薄弱点来确定自己的艺术风格，您觉得这种方式可取吗？

张晓刚：这涉及一个对整体文化的判断问题。我1992年到欧洲考察也是顺着西方油画史来进行的，从欧洲的原始油画到现在卡塞尔文献展，但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文化判断，回到自身，这不是一个智力游戏，而是一个找寻自己的过程，这当然要经过一个艰难的摸索历程。把握美术史有两种方式：一是横向的，横向寻找是平面的，往往成为智力游戏，因为你会发现横向上的大师身边有不少追随者，你要再切入，将会很难，因此这种横向找寻会觉得是在夹缝中，会让人绝望;二是纵向的，这种立体的找寻方式会有不同的感受，能找到同类，因此给人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手段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记者：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情况？

张晓刚：我一直觉得中国当代艺术有一种被一个浪潮一个浪潮推着走的感觉，过去是被评论家、策展人等推着走，现在是被市场推着走，自主性一直较弱。现在市场在培育一些新的艺术家，也在毁掉一些艺术家。中国当代艺术一直生存在美协体制以外，对我们而言，美协等体制内的东西只是一个办公室而已。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纳入国际轨道让艺术有了很多条路可走，完全摆脱了计划经济下的美协的绝对权威，因此中国当代艺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美术界是国际化最早，也是程度最深的。现在藏家对艺术家的创作影响越来越大了，甚至比评论家还大，这虽然有负面作用，但也可以理解。过去是体制引导艺术，现在过渡到了市场引导艺术，因为目前爆发的艺术品市场热潮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波行情，一些人迷失自己，也是艺术转型时期的产物，相信藏家和艺术家都会慢慢调整过来的。

记者：您对自己的艺术发展有规划吗？

张晓刚：没有。我不太考虑未来，因为未来是不可知的，我习惯用回忆的方式诠释艺术，因此把握好今天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