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教学楼不一般：它带着重大使命而来。就在它落成的第二年，

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

——北大红楼，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五四运动百周年之际，怀着崇敬的心情，我拜谒这座铭刻民族百年荣光的“红楼”。

一百年前的今天，爱国学生们从这里出发，走入历史深处

北大红楼位于五四大街29号，始建于1916 年，落成于1918 年。

全楼主体为砖木结构，因建筑主体为红砖、红瓦——在当时周边全是青砖基调的平房建筑中，想必是很突兀的存在——故俗称“北大红楼”。

北大红楼正门

1916 年，时任北大校长胡仁源、预科学长徐崇钦借洋二十万，在汉花园（即现在的沙滩）学生宿舍东侧修建预科学生寄宿舍。1918 年，即蔡元培执掌北大的第二年，红楼正式落成。

这座建筑平面呈“凹”字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红瓦坡顶，东西面宽一百米，主体部分进深十四米，东西两翼南北均长34.34 米，总面积一万平方米。

“因谋实事上之便利”，学校将其“改作文科教室、图书馆、研究所及其他各机关之用”，成为北大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所在地。

当时，一层主要为图书馆、文科教务处、文科事务室及校医室。

1918年红楼1层使用情况

二层东面主要为文科学长书理法工学长及庶务主任及其下辖斋务、杂物、会计各课办公的地方，西面主要为教学区，校长室、出版部也设在这里。

1918年红楼2层使用情况

三、四层是北大文预科及本科各门教室所在地，和国文、哲学、英文三部研究所所在地。

1919年，北大废门改系，原来分属于文、理、法三科的各学系，分别称为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至此，红楼成为北大第一院。

北大红楼于1961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

目前，红楼一层复原陈列了李大钊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并考证布置了学生大教室、登录室、第十四书库、新潮社址、校长室、文科学长室等。

1918年红楼2层使用情况

大教室，鲁迅先生在此讲过课

阅览室，千万不要小瞧那个图书管理员！

图书登录室，李大钊在此工作过

新潮杂志社办公室

现场还布置了《五四现场》展览，用大量的图片还原了五四运动的整个经过。

五四现场展览

一位小学生在认真做笔记

大学生在现场采访

五四前夜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清华大学没有参加游行？

1919年5月初，北京各报盛传巴黎外交失败的消息。北大师生同全国人民一样万分不安。

蔡元培校长把他的担忧和获知的信息及时与学生们分享，据参加“五四”爱国游行的北大哲学系学生何思源回忆说：

五月二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

（转引自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5月3日，蔡元培从北京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处得知，钱能训内阁已密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让他们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据当时任外交委员会事务员的叶景莘在1948年撰文说：

（那时）外交委员会已开会决议，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报徐世昌核夺。但五月三日，林长民（按：林为当时外交委员会事务长）获悉：国务院己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汪大燮焦急，叶景莘建议速告蔡校长。汪大燮即坐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孑民先生家。

（转引自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蔡元培听说后，立即告诉了持坚决反日立场的《国民》杂志社北大学生许德珩，以及北大《新潮》社的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学生。

许德珩当即约集在北大《国民》杂志社内的各校学生代表，到北大西斋集会商讨对策，决定5月3日当天晚上，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

当晚，北大全体学生到会，还有北京高等师范、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农业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汇文学校，民国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税务专门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十二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应邀参加（所以次日参加游行的学校是这十三所）。

参加游行的学校（抱歉没拍全）

（一位女中学生指着这块说明参加游行的学校的展牌，不断好奇地问她的同伴：为什么没有清华大学？她的同伴支支吾吾，我忍不住插言：当时事发突然，清华大学远在郊外，可能根本就没有人去通知他们；或者即使通知了，也赶不到啊。——清华大学很遗憾因为地理位置偏僻没参加首日的游行，但后续活动都积极参加了。）

到会的还有新闻界的邵飘萍。邵飘萍是知名爱国报人，时任《京报》社长、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讲师。他向学生通报，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已经通电各省，于5月7日同时召开要求政府拒签“和约”的国民大会。

5月3日晚上的大会开到深夜十一点，最后通过决议：

(1)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2)原定5月7日的国耻游行，提前于次日(5月4日)举行。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

(3)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

(4)通电各省5月7日一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会后，学生们分头积极准备行动，北大同学彻夜未睡，赶做了几百面旗子。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上午十点，北大和各校代表继续开会，商讨在天安门集会和示威游行路线。

下午，就在红楼后面的一片空场上，北大学生集合排队，浩浩荡荡走出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同学高举着一幅跟挽联一样的白布对联，上面浓墨大书：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瞧人家写的口号，没点历史知识，都不知道文化人是怎样骂人的！）

当时的美国记者拍摄了大量清晰的游行示威照片，保存在杜克大学图书馆，这次展览很多图片就是杜克大学提供的：

再往后的行动就是教科书的基本内容了，这里就不重复了。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蔡元培校长与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

参观红楼，感触最深的是蔡元培先生，不由想起这句话：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一进红楼，首先见到的就是蔡元培先生的半身雕像。在这里立他的像，意味着他与红楼、与五四运动的深厚渊源。

蔡元培半身像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

蔡元培先生天生颖慧，年少有成。1884年16岁时考取了秀才，1889年21岁中举人，1892年24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他一生进步、一生革命。最为难得的是，在人生的进阶中，他每次都能跟上历史的节奏，踩准时代的鼓点：

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后来走向革命。

1904年，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在德4年，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1913年，46岁的蔡元培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提倡勤工俭学，以此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帮助顺利到法国学习的。

1916年，范源濂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与蔡元培是肝胆相照的老朋友，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时候，邀请范源濂担任教育部次长。

范源濂担任教育总长后，于8月26日致电还在欧洲的蔡元培，请其回国担任北大校长。

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牌匾、印章（摄于国家博物馆）

蔡元培之前的北京大学，是以“老”和“腐”而臭名远扬的。

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许德珩说：“当时的北大，不是大，而是老，是腐。”校风更是糟糕透顶。当时北京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名词叫“两院一堂”，是指国会众议院、国会参议院和北京大学，这三家提供了北京八大胡同最受欢迎的、最重要的顾客。

而且贵族子弟居多，北京大学学生一向桀骜不驯，学校教务部门管不了学生，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一度产生了停办北京大学正科的念头。

蔡元培考虑到北大“声名狼藉”，对他是否出任北大校长有点犹豫不决。其后，经过与教育总长范源濂和教育部专门司司长沈步洲的多次讨论，蔡元培方才决定出任北大校长。

他认为，北大虽然风纪败坏，名声不好，但是“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于是，1916年11月，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

蔡元培回国时使用的木箱

1916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颁发任命状，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任命状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职，发布了就职通告；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著名的就职演说，要求北大学生抱定“求学的宗旨”，抛弃“做官发财的思想”，“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蔡元培就职演讲

一个新的北京大学开始出现在世人面前。

对于北京大学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兴起，蔡元培先生居功至伟：

他改革北京大学，使一个“官僚养成所”面目一新，变成当时中国新文化的中心。

蔡元培是研究伦理学的，从道德开始改变北大。1918 年1月19日，蔡元培发起组织北大进德会，在为进德会撰写的《旨趣书》中，蔡元培批评了当时教育界人士道德修养堕落的问题，他说：

鄙人归国以后，先至江、浙各省，见夫教育、实业各界，凡崭然现头角者，几无不以嫖、赌为应酬之具，心窃伤之。比抵北京，此风尤甚。

同年5月28日，蔡元培提倡的北大进德会正式成立，蔡元培在会上强调说：

德者，积极进行之事；而本会条件，皆消极之事，非即以是为德，乃谓入德者当有此戒律。

一个月之后，蔡元培将进德会的入会必要条件，明确强调为三条：“不嫖，不赌，不纳妾”。这三条都指向个人道德的生活修养问题。

蔡元培在北大组织进德会，反映了他对大学师生道德修养的高度重视。在他看来，大学师生应该充当社会的道德楷模，由此塑造良好的校风。

蔡元培组织进德会，高君宇提交申请书

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制度，招徕大批优秀学者。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后，第一件工作就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担任北大教授。他聘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否“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 此种人选，在当时自然首推在上海主持《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意气风发的陈独秀

蔡元培与陈独秀早在清朝末年就已认识。当时，陈独秀在芜湖办白话报，合作人都因为困苦和危险离开，唯独陈独秀在那里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这种毅力给蔡元培留下极佳印象。

1916年底，蔡元培到北京，访问国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询问北大情形。汤尔和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蔡元培翻阅了得自汤尔和处的《新青年》杂志后，决定聘请陈独秀。

陈独秀聘书

《青年杂志》第一期（《新青年》前身）

陈独秀不负蔡元培厚望，到北大任教后，以《新青年》为阵地，很快让北京大学发展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心。

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此后，蔡元培先后延聘李大钊、胡适、钱玄同、梁漱溟、徐悲鸿等人到北大任教。

胡适从美国回国时，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

胡适聘书

1918年蔡元培旗下的北大教员，一时俊彦，汇聚于此

他关爱学生，鼓励学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蔡元培校长鼓励学生依照兴趣组织各类学会，培养校内的学术研究空气。经过两年的努力，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

1918年岁末，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傅斯年，英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罗家伦，哲学门二年级学生顾颉刚，以及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

新潮杂志社成立启事

1919年1月，《新潮》杂志正式创刊。这些职员构成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新潮社历届职员

就在这间办公室，新潮社才子们连夜写下数千条标语口号。

新潮社历史还原陈列

罗家伦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文言篇由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沿用至今。

上文已述，蔡元培得知内幕消息后，第一时间跟他的学生们通报信息，直接促成“五四运动”的具体行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政府大规模逮捕学生，蔡元培多方奔走营救。5月8日，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镇压，他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

蔡元培辞职声明

在辞职声明中，蔡元培说：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辞职引发更大抗议浪潮。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社会各界发起挽留蔡校长的行动。

“挽蔡斗争”成为五四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最后于9月取得胜利。

9月20日蔡元培回校，“挽蔡”斗争胜利

蔡元培主张“学术救国”，并不赞同学生们直接参加政治，认为这不利于北京大学的发展。但当五四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磅礴万钧的爱国运动时，他顺应时代潮流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个新口号的提出，充分彰显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与时俱进的爱国精神。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五四运动是我民族之“非常之大事”；此大事之有，则非待蔡元培先生来北大不可；此大事之成，亦非蔡元培先生参与不可。回首百年，蔡元培先生可谓以非常之人成非常之事，为我民族立非常之功了。伟哉，蔡校长！

参考文献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马建标：《权利与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