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十二的背后

神舟十二号出征在即，这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第四次飞行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短短数十年中的第十二艘飞船。

空间探索既是一种地缘政治威望的象征，当下的“边疆”已追随火箭，向着高空无限蔓延；又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必然，虽然外空武器化是人类轻易不敢逾越的红线，但伴随智能化军事革命的深入，军备竞赛断而不绝，很难彻底排除外空武器化的可能，只有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才能维护国家的太空安全。

此外，在地球资源日益匮乏的情况下，太空资源的争夺也驱动许多国家相继加入太空探索行列。

可见，不论是从政治、军事还是利益因素来看，太空已成兵家必争之地，而大国之间围绕太空的航天竞争尤为激烈。

在冷战不计代价的年代里，为了进行航天竞赛，美国历史发射最高记录接近80次/年，苏联最高发射记录甚至接近110次/年。

如今，俄罗斯投资不足、技术下滑，航天能力处于蹒跚之境，欧、日资金和野心双缺，而中国虽起步晚，在航天产业规模、技术成熟度、在轨卫星数等方面与发展多年的美国差距明显，但从发展速度和发展势头来看，可以说，中国已经开始向世界霸主发起了挑战。

发射次数方面，2018年世界各国共进行了114次运载火箭发射，中国共计执行39次航天发射任务，占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超越了美国的31次和俄罗斯的16次，首占鳌头；其中，中国商用火箭的发射数量达到22次，与美国齐平。

发射数量方面，2018年世界各国共计发射476颗卫星、飞船等航天器，美国蝉联冠军（213颗），中国则保持亚军宝座（96颗）；其中，军事卫星的发射数中国（23颗）已超越美国（22颗），居世界第一。

航天企业实力方面，在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航天与防务”分榜中，共14家企业上榜，中美各占6家，平分秋色。

中国航天短短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多地得益于国家意志和举国体制。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没有长久的科学技术积累，也没有完善的市场体制，要想在航天这样的关键领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甚至超越，必须依靠举国体制的力量，调动强大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协作能力，集中各方面人才、资金，毕其功于一役。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工程、登月工程等皆是如此。

发展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中国航天领域也逐渐从“单一靠国家投入”向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模式切换：

2014年11月，政策明确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卫星市场；

2015年5月，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之后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商业航天的市场中，中国航天由此开启政府与市场的勾兑之路。

大政府与大市场的重构从体制、机制入手，从根本上颠覆原有的发展模式。

具体来说，可根据航天产业链各环节特点，分领域、分阶段、分层次推进航天商业化。

例如，充分细分市场，在明确军民边界的前提下促进军民融合，除少数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的核心、机密领域外，将可由市场承担的航天产业都交由企业完成。

又如，针对艰难的基础研究阶段，可交由政府主导的国企来完成，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而产品开发和应用的阶段，则可支持民企研究开发，激发市场活力。

再如，可设立航天产业引导基金，以此为平台，吸引军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优势民企和相关服务机构参与，政府则充分发挥事前组织牵头、事中监督、事后评价等作用，真正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