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达尔文谜团的解密

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学说。这部著作无论在自然科学史上和人类思想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占有重要的地位。

达尔文英国 博物学家， 进化论的奠基人 ( 1809-1882年)

他早期以地质学研究而闻名，而后又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猜测所有生物物种是由少数共同祖先，经过长时间的自然选择过程后演化而成。达尔文没有把《物种起源》说成是真理，而是“假说”，称之为“一部长篇争辩”。

但一直到如今，神创论，外星智慧论等也没停止过对《物种起源》的质疑。

尽管，后来基因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自然进化”的正确性。但还是没有扭转少数人的神创观。只能说“你永远也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DNA与RAN的编码结构

基因有两个特点，一是能忠实地复制自己，以保持生物的基本特征；二是基因能够“突变”，突变绝大多数会导致疾病，另外的一小部分是非致病突变。非致病突变给自然选择带来了原始材料，使生物可以在自然选择中被选择出最适合自然的个体。这在微观上佐证了达尔文的理论。

DNA中的遗传信息，可以通过转录过程形成RNA，然后其中的mRNA通过翻译产生多肽，形成蛋白质。

这就解释了DNA和RNA选择四进制的原因，它们必须兼顾遗传和变异的平衡：如果采用二进制表达编码的方式，稳定性是提高了，但变异性就降低了；而且，二进制的信息量太小，表达冗长，蛋白质内也无法容纳。而八进制或十六进制的信息量是提高了，稳定性却变低了，变异性增强，遗传得不到保证。

1962年，46岁的克里克同威尔金斯一起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克里克又单独首次提出蛋白质合成的中心法则，即遗传密码的走向是：DNA→RNA→蛋白质。他在遗传密码的比例和翻译机制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贡献。

兰花螳螂：这是我自己要不来的装束，而是遗传、变异共同的杰作。

人类细胞基因组中含3~4万个编码蛋白质，诠释了生命的构造与过程。上帝也许会掷骰子，可一定不会使用显微镜。即使是外星高智能作品，考古学家至今也没有发现寒武纪的显微设备遗迹。

目前所知地球的寿命是46亿年，而在前40亿年里，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迹象，没有出土任何那个时期化石。反而在约5亿4000多万年前，在寒武纪短短的2000万年时间里，大部分的动物门类大量涌现出来。

寒武纪的物种大爆发

寒武纪的物种大爆发如果不是自然环境的大动荡，高级智慧要创造如此之多的物种需要多少生物实验室。

达尔文穷尽一生都在增加整理的内容，弥补他自己的不足。但还是有一个他自身未能解释的谜团。那就是生物的“利他”特性，难以符合进化论规律：“如果进化是一种适者生存的过程，而利他主义则是一种减少适应性的行为。那么，为什么自然界中的利他行为还随处可见？”

对照这一困惑，从更深层次发掘，将不难发现，生物的利他表现并不是随时存在，而是有前提条件的存在。

在进化过程中，生物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变异的方向。不错，如果变异只是产生单纯的“利他”，毫无疑问，就会变相地减弱适应性。

但变异的特点就是往往让人匪夷所思，这次的变异非常特别，它并没有减少在竞争环境中的利己性，只有当环境中出现“重托”或者是“敬畏”等条件时才转换成“利他”状态的。

它的机理是：在一般生存斗争下仍旧十分利己，只有在种族受到危机时才出现利他。这种两面性的变异，才有进化的意义，生存斗争的能力才能大幅提升。

雄性螳螂做出献身举动的时刻

可以看出，两面性的变异的诡异之处，利他是择机出现的。在昆虫界，例如螳螂、蜘蛛，只有当交配中（20%）的雄性才甘愿“殉情献身”，让雌性把自己吃掉，而之前毫无利他行为可言。

一只承当警卫的汤姆逊瞪羚

动物界，汤姆逊瞪羚：当狮子或猎豹接近时，往往会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跃，向同伴们发出警告，而其他的则是闻风而逃。

生物学家观察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方式，它只发生在最早发现危险的汤姆逊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为原则，最早发现危险应该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汤姆逊瞪羚的这种机理仿佛是一种“策略”，是以最少的牺牲保全整体利益。

这种有趣的两面性就是自古以来人们一直争论的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只是一直未发现他们的运行规律。一部分人关注到人的利己性，就否定利他性；另一部分人的观点则与之相反。

变异产生的利他和利己的“择机两面性”，才是适应性的超越。

有这种遗传因子的种族，生存能力要远远高于单纯利己或单纯“利他”的种族。“英雄主义”放弃了第一时间逃生的机会，并以此代价向同伴报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

这一行为看上去颇似“亲缘利他”，即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做出牺牲，但实质上，它与“亲缘利他”是存在差异的，前者是利他的原始机理，在利他基因作用下往往超越了亲情的范畴，是利他主义者不追求任何针对其个体的客观回报的行为，是比“亲缘利他”更加高尚的“纯粹利他”。

实际上，利己和利他虽然是人性的正反两面，但他们的出现是有规律可循的。他们受心理环境变换而变换、也可以随心理环境的稳定而稳定。

驰援武汉的救援天使

当医护人员与经济利益挂钩时，受害的不只是患者，还会侵害整个社会医保系统；当医护人员奔赴抗疫前线时，重任在肩，使命在心，就会恢复白衣天使的崇高形象，勇于奉献永不退缩。

当多国联军非法侵占他国，就会无恶不作，烧杀抢掠；当多国部队执行维和任务时，就会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克服艰难险阻，舍生忘死。

维和部队执行任务

重托、敬畏不只是道义上的口号，必须是一种真实的环境。

“利他”也不是重托、敬畏的专属，还有爱情与危难等都赋予了人们“利他”正能量。

他们的机理是，大脑中众多正玄波频率制造的正面感受，将外界涂上感情“色彩”，映照出不同的环境。形成的另一种感受，转换出更高级的外部环境。

之所以要突出重托与敬畏，是因为管理体制中可以建立稳定的重托与敬畏的环境，而不只是停留在临时状态。

曾有观众在观礼台上看阅兵式，为振奋人心的一幕写下观后感：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洗心革面，重塑自我。

观看一部励志电影的观众，也能激发斗志，决心挑战自我。

然而，当走出场馆，回到原来的环境，又会失去奋发向上的动力。

能够触发“利他”状态的是一种犒赏情绪，这种高峰体验能够抵消疼痛的煎熬，战胜对死亡的恐惧。

犒赏情绪犹如一道强光。根据“侧抑制原理”，它能够屏蔽黑暗中的星星点点。过滤掉细枝末节，才能彰显博大胸怀；战胜了恐惧，才能造就非凡的胆魄；克服了犹豫，才能建立原则，找到正确的方向。

“利他”是社会主义的基石，也是资本家承担社会责任的反应堆，更是官员抵制腐败的有力武器。

（未完待续）

华红平

202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