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勇于革新更改旧制的帝王，他们为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作出不小的贡献。北宋的神宗皇帝赵顼，就是一位锐意革新的帝王。早年在做太子时，赵顼就对先秦时期主张变法的法家人物情有独钟。

据史书记载，他最喜欢读的书就是《韩非子》，每读罢一节，总要拿法家的理论来与现实的政治举措比照一番。从法家的理论出发，他认为当时的北宋王朝已处于“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的局面。

宋英宗治平四年，年仅二十岁的赵顼入主大统成为北宋王朝的第六位皇帝。风华正茂的他，自即位伊始，就立下豪情壮志一定要把百弊丛生的赵宋王朝变得国强民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体察民情，整日以求治为事。

宋神宗统治初期的政治危机

赵顼即位之初，即以创下“贞观之治”的太宗李世民为楷模。然而，由于生不逢时，他所面临的形势要比李世民即位之初的形势严峻得多。自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以来，到赵顼即位时，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原来生气勃勃的大宋王朝，由于各种原因，已逐渐变得因循守旧，毫无活力。宋仁宗赵祯统治时期，朝廷上下更是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到了宋英宗赵曙统治时期，北宋的各种弊端已暴露无遗社会危机迫在眉睫。最能说明这种危机局面的，就是当时的国家财政收入。

早在宋仁宗赵祯时期，宋朝就出现了财政上入不出的情况。稍微留心时事的人都很清楚，朝廷财政的困难，并不是由于税收的减少，而是由于开支太大。所谓开支太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冗官太多，其次，冗兵太多，再次，朝廷的无度挥霍太多。

因此，要想缓解财政困难，除了增加财政收入外，裁法官员，减少冗兵，节约开支，也就势在必行。不过，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每个问题的解决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范仲淹“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原因正在于此。正所谓初生牛不怕虎。赵顼虽然一无经验，二无良谋，但却血气方刚，有胆有识。在他看清了症结所在之后，便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改革，除旧布新。

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

宋神宗改革的计划定下来了后，接下来便是物色由谁来主持改革的问题。赵顼早就听说过王安石其人，知道王安石不仅学问渊博，而且长期以来政绩显著。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也一直鼓吹改革，反对因循守旧，他曾在一份奏章中说道:“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是何等的气魄与胸襟!于是，赵顼毅然命王安石入朝，并拜他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改革事宜。

王安石果然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人才。他走马上任之初，即大刀阔斧推行变法措施。然而，王安石又是一位主观、武断之人，由于急于求成，致使改革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并造成了局势的混乱。

无奈之下，赵顼只好将王安石罢相，自己亲自领导变法。鉴于王安石的固执和主观，他这次起用了吴充等人主持朝政，并一再强调一切变法措施，都要“先奏取旨”，也就是要首先得到他的允许。

实行官制改革，统一薪金

在经过了前期的一波三折之后，赵顼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进行改革。针对北宋中期以来冗官成灾，官僚机构严重臃肿的局面，他首先对官制进行改革。

在中央机构方面，他使“台、省、守、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也就是把台、省、守、监等机构加以合并，使官员名实相符，有职有权。他又设立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统管中央行政。

这样，宋初以来中央机构虚职多而实职少的弊端得以扭转原来“三省长官不预朝政”的怪现象，基本得以消除。

在完成了官制的改革后，赵顼又对全国大大小小官员的薪金加以统一。原来只领薪金的虚官，一律改为相应的官阶，并按官阶的大小来领取薪金，以便于对官员的考核和使用。

经过这一改革，“卿大夫莅官居职，知使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大小官员的积极性被空前地调动起来。

推行军事改革

在改革官制的同时，赵顼还对因袭了一百多年的军事体制加以改革。怀有一腔热血的赵顼，自即位之初，就把统一全国、兼并辽国和西夏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深知，要想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对祖宗留下来的军事体制加以改革。

宋太祖赵匡胤因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即位之后，为了防止武人专权，他采取“杯酒释兵权”的策略，把将帅的兵权全部收归己有，并用文人来担任武职。

他还经常将将帅调动换防，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赵匡胤此举，一方面剥夺了将帅的兵权，另一方面也严重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此外，为了防止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赵匡胤又采取“强干弱枝”的措施，把全国的部队分为禁军和厢军两部分，禁军为精锐部队，驻守京师;厢兵多老弱病残，驻扎各地。

经过多年的养兵，到赵顼时全国的兵卒总数已达到一百多万。这种军事建置，虽然花费了巨额的财政，但战斗力却极其低下。面对军事上的这些弊端，赵顼认识到，要想统一全国，就必须在军政制度上加以改革。

于是、他一方面提拔年轻有为的将官，另一方面又裁汰老弱病残的土兵，以节省开支，增强战斗力。

然而，正当宋神宗踌躇满志，大展宏图之时，一场疾病把他的理想化为泡影。

元丰八年(1085年)，赵顼在一次宴会上“忽暴得风疾”，一病不起，死时年仅三十七岁，如果宋神宗没有暴病而死，也许进入统一的宋朝还能换发二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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